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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建议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明确强调,“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造条件，提供足够对冲工具，使（包括境外投资者在内的）各类投资者能够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易行长在强调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时，也强调了风险防范和发展风险防范工具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加大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市场主体对外汇衍生品的需求逐步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时，重点强调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作为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完善与市场机制接轨的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机制，对于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加快推进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重要的作用。

外汇衍生品市场日益活跃

近年来，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持续进行产品创新:2005年推出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2006年推出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2007年推出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2011年推出人民币外汇期权交易。目前已拥有即期、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衍生产品，外汇市场交易量和活跃机构数量稳步增长，外汇衍生品市场工具日益丰富，交投进一步活跃，代客交易量显著提升。2018年上半年，外汇衍生品市场成交7.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占银行间外汇市场总交易量的70.5%。其中，外汇掉期和期权交易增长最为显著，同比分别增长36.1%和54.5%。2018年上半年，银行远期代客签约累计14964亿元人民币，其中远期结汇7126亿元，远期售汇783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83.8%、122%。2018年上半年，外汇即期市场成交2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外币拆借市场成交折合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3%。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产品包括：

人民币外汇直接交易业务。截至2018年底，银行间外汇市场共有14个直接交易货币挂牌交易，基本涵盖国际主流货币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

C—Forward业务。目前，C—Forward提供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期限和固定交割日两种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品种。这项新业务的推出大幅提高了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活跃度。

期权组合交易。2016年7月，银行间外汇市场在现有外汇期权产品的基础上，推出了期权组合交易。目前，期权组合交易共包括六个产品。从交易量看，期权组合成交活跃。目前日均交易量超过25亿美元，在期权市场的份额保持在67％以上。期权组合交易活跃推动了期权成交大幅增长。

交易冲销业务。2016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试点开展银行间外汇掉期冲销业务。7月，上海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成功组织首轮外汇掉期冲销业务。对于健全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后基础设施、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主要集中在美元对人民币交易，占比93.7％：在非美元交易中，主要是欧元、日元、新加坡元和港币，占比分别为1.79％、1.35％、1.55％和0.65％。在远期和掉期市场，绝大部分是人民币美元交易。在外币交易中，USD／HKD以及EUR／USD占比最多，分别占56％、30％。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已推出九种货币的直接交易。但受客盘需求和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等因素影响，市场交易币种集中度较高。

2018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放开远期购汇差额交割。至此，远期结售汇在市场定价、交割结算、风险管理等方面完全实现了市场化。2018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3号）政策问答》，鼓励企业针对实际敞口套保。此外，不仅贸易账户，有实际交易背景的资本金融账户也可办理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例如境内企业借用外汇贷款，以及境外机构投资境内人民币债券等。放开远购差额交割不仅意味着境内人民币结售汇市场在交割方式、便利程度与离岸市场持平，利好境内套保业务的推进；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实需背景的放松。

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九万里风鹏正举。当前，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对于外汇避险工具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上海加快推进世界金融中心建设正衔枚疾进。我国有必要加快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具体来说：首先，完善监管机制。监管部门要完善对外汇衍生产品的审慎监管。在国务院金稳委框架下，由央行牵头，强化央行、银保会、外汇管理局之间的协调。各监管机构搭建衍生产品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外汇衍生品市场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随时跟踪监测衍生产品潜在重大风险。建立企业衍生品交易监测制度，通过电子联网系统等科技手段，对衍生品交易开展实时非现场监测。建立金融机构场外外汇衍生品交易的统计和报备制度，加强信息披露要求。鼓励银行同业协会制定适合国情的类似国际互换及衍生工具协会（ISDA）制定的标准化法律文本协议，规避衍生品交易法律风险。

其次，进一步改革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促进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扩大交易量。逐步实行正负头寸双向限额管理，允许银行持有较窄幅度的结售汇负头寸，增加银行经营及管理外汇风险的自主性，方便银行更加灵活地运用头寸，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全面深化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的运行机制，形成一个基础市场及衍生品市场有效衔接和补充的综合市场，为银行适应和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必要的政策保证。

再次，大力加强场外和场内市场的融合。积极推动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协调发展，以全面满足市场投资和保值需求。场内与场外市场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现阶段我国更应大力构建人民币外汇衍生品的场内交易体系，将外汇衍生品交易纳入到场内交易中去，并正确引导场外交易的发展。待场内交易完善和成熟后，再扩大场外交易进行补充。先行发展完善场内交易也符合“结构从简单到复杂、风险由低到高”的循序渐进发展战略，满足投资者风险对冲和管理的要求。

还有，不断丰富市场交易主体。不断吸收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涉汇企业等进入外汇衍生品市场，允许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外汇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以提高市场效率，增强外汇衍生品市场活力。尝试向居民个人开放人民币外汇衍生交易。先允许个人进行风险较小的远期交易，并对交易的额度、期限进行限制。银行应遵循“适当性和适度性”原则提供合适的衍生产品。通过加强投资者保护，吸引更多的零售客户参与外汇衍生品交易。

最后，借鉴国际经验创新发展国内外汇产品。一是积极引入外汇ETF、共同基金、外汇基金等外汇产品。可以满足国内市场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投资积极性，且外汇ETF的手续费比较低，对投资者吸引力影响大。

二是优化产品交易结构。多样化发展货币远期、期权等标准化合约。从我国衍生品的产品结构上看，远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的比重偏低。可借鉴国外标准化衍生品合约，进一步完善标准化人民币外汇产品序列，推出标准化人民币外汇期权、人民币外汇即期等标准化衍生产品。在现有掉期交易品种的基础上，新增4个月、5个月、18个月、2年、3年等标准期限掉期交易品种，同时推出1个月对2个月、2个月对3个月、3个月对6个月和6个月对12个月等远期对远期掉期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交易品种，满足银行多方面的交易需求。

三是发展非美元货币交易。我国外汇产品主要以美元产品为主。鼓励银行创新非美元外汇产品，并进一步提高非美元货币的客盘需求量。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高级经济师，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单位意见）

从关金券到金圆券，南京国府雄心勃勃的金融改革，为何屡屡失败？

我相信不少人，特别是云贵川的朋友，肯定都看过《王保长》这部四川方言剧；就算没看过，也听说过潘驼背、叮当上山砍柴，发现漫山遍野都是钱的故事。

至于这些钱，在电视剧里也有交代，全是清一色的关金券，因为运送的飞机失事，才坠毁在龙隐山，而后被百姓发现，一股脑地上山捡钱，便惊动了当地军警。

这里的关金券，便是在南京国府成立早期，为废除银本位制度，实现货币统一、整合国家经济、抵御外资风险的国家金融计划，专门发行的“货币”。

除开关金券，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发行有兑换券、法币、金圆券，和以关税为担保的国库债券（二三关库券，《追风者》库券风波的历史原型）等等……

从关金券到法币、金圆券，国府的金融改革长达20年，财政部长宋子文更是“压上底牌”，可最终不仅没有统一货币，反而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财富浩劫。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南京国民政府历时二十年的“金融改革”！

宋子文

1.关金券：特权的开端

1927年，蒋氏在张静江、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下，建立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蒋氏就把统一发行纸币，作为金融改革的目标，为政治和军事服务，并一步步走向管理货币制度。

1927年1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监理局组织条例》，以“监察银行纸币之发行及准备事项”为重点，收束各地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全国纸币统一归国家银行发行。

针对币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并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美国人甘末尔在担任国府财政部顾问时期，率先提出“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

解释一下，南京国府建立后，便承袭了清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衣钵，在财政金融上极度依赖美、英洋顾问。

上述所说的甘末尔，便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的负责人，于1928年秋，孙科在访问美国时特意安排成立。

不过，甘末尔的这份草案，并非是纯粹的金本位制度，而是金汇兑本位制度！

所谓的“金汇本位制”，又叫虚金本位制，它是国际市场黄金短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节约黄金使用的金融手段。

该制度下，国内只能流通银行券，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实行金块或金本位制国家（比如英美等国）的货币，和一定比重的外汇，再由外汇兑换成黄金。

20世纪40年代，美国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是金汇本位制的延续，黄金和美元挂钩，所以也叫美金。

接下来，我继续说南京国府的金融改革！

1930年2月，因国际金价暴涨，银价低落，导致国府的外债和关税损失严重，进出口业务大幅度萎缩，财政部和工商部联名提出响应“金本位制”，救济国家金融。

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银价持续下跌，再加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导致金本位制无法在中国实现。

虽然说，国府没有采纳金本位制方案，却接受了甘末尔的另一项建议，并留下了一批人员，继续在国府财政金融系统工作。

这就是从1930年始，为应对世界银价下跌，影响关税收入；推行的“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关金券），使得当时的中国，避免了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

关金券

关金券，作为国民政府海关收税的专用凭证，最初只是为进口商提供纳税便利，并不在市面交易流通，也不是流通货币。

只因为印制有“凭票即付”，并和外国货币直接挂靠，币值较为稳定，得以在金融市场获得极高信誉，国民政府便指派“中央银行”实施独家发行和管理。

当时，国府发行的关金券，除开小部由国内印制，大部分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所以也不难解释在《王保长新篇》中，为何运送关金券的飞行员，是两名美国人。

潘驼背，因为给美国飞行员立坟安葬，还被美国政府授予和平勋章，直接在龙隐镇横着走路，连王保长和当地兵官都不敢轻易招惹，见了还得敬个礼才行。

从1930年发行到1933年，关金券的交税比例从12.18%，一跃攀升到87.82%；抗战期间，关金券依然为国府提供大量税源，这也让国府看到了“关金券”的货币价值。

1942年，法币贬值速度加快，为稳定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财政部允许关金券，按照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与法币同时流通，关金券便成为了真正的货币。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身陷财政危机、通货膨胀严重、市面物价飞涨，导致关金券在进入流通市场后，非但没有挽救金融市场，反而和法币一道沦为废纸！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废止法币和关金券，发行金圆券，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

1948年11月21日，关金券正式作废。

法币改革：从希望变绝望

1935年11月3日，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南京国府宣布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禁止黄金流通，实行白银国有化。

此后，南京国府放弃银本位制，并和美元、英镑建立固定汇率，以此稳定新发行的法币，在世界市场的金融地位。

但是，所谓的法币政策，实质就是没收人民白银的政策，为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法币政策规定的本位，显然是改用外汇作本位的一套鬼把戏。

改革初期，法币的确值钱，100元的法币，可以买一头大牛和一头小牛，对于经济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统一”了国内混乱的货币市场，暂时稳定了金融风险。

老百姓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却不知这就是黑暗前的一道虚假微光！

在实行法币的布告中，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并不在内。

但是，中国农民银行是蒋氏的独裁银行，不可能停止其发行，以至于到1936年，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只能与法币同样行使作罢，本质来说，法币并没有完全统一。

1936年5月，法币实行一年后，南京国府最终还是露出了狼子野心！

事情缘由，要追溯到财政部长孔祥熙，代表国府对“法币”作出了一项补充规定。

1.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内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25%。

2.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圆一圆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

3.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之巩固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将现金及外汇充分增加。

简单来说，南京国府在法币实行后，开始大肆搜刮民间银圆，甚至派财政部高等顾问陈光甫，赴美洽售银圆，作为稳定军事独裁政权的财富资本。

当时，他们把中国百姓数千年积攒的白银，以每盎司六角五分的价格，全部输送给英、美等国，获取大量军火，法币也就成为列强控制中国金融的一条“牵引绳”。

至于“铸造半圆一圆银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并没有举动，根本就是个骗局。

随后，国府改组中央银行，意图将全国大小银行入股中央银行，并将储蓄金等归中央银行管辖、美其名曰“银行的银行”，定名“中央储备银行”（后被汪伪取用）。

说白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国民党政权），不仅疯狂掠夺底层百姓的钱包，就连小资本银行家，也成为其敛财的重要对象！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14亿；但在抗战期间，国府为应付战争开支，开始无节制地印制法币，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法币发行总额超5000亿，暴涨近400倍。

此时，100元法币，也只能买一条小鱼！

更令人愤怒的是，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甚至利用通货膨胀，搜刮百姓财富，大发战争财、国难财！

他们通过特权控制的银行和企业，在法币贬值前获取贷款，购买实物资产、囤积货物欲高价出售；待法币贬值后，再用几乎成废纸的货币偿还债务。

比如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掀起的“上海打虎”，本意是打击囤积货物高价出售的行为，逮捕了一批不法商人，其中便包括杨子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但是，由于触及到四大家族的利益，导致打虎失败，而这也为国民党搜刮黄金114.6万余两，银元369万余元等大量财富。

这种全面系统化的掠夺，使得国家财富在短时间内集中到权贵阶层，而普通百姓，储蓄被洗劫一空，最后是家破人亡！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氏为维护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内战，为解决内战军费，他采用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抬高物价等手段，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危机无法避免，法币是一泻千里，贬值地一发不可收拾，市面物价一天一个样，一小时一个样，到1948年，100元的法币，仅能买到4粒米。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四粒米！

当时，老百姓出门买东西或发工资，都用成捆的法币来收支；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大量用车子推着钱买东西的人，人人都是“亿万富翁”，国家信用沦为一堆废纸，蒋氏政权焉能不败？

1948年8月20日，当金圆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总额已超6600000亿元，约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而物价上涨3492万倍，你说说让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以至于出现抢米风潮，起初抢米面、杂粮，后来波及到点心、糖果，老百姓为了填饱肚子，早把性命丢开了。

从我个人来看，蒋氏反对和平、发动内战，将军事、财政压力转嫁给百姓，其实就是法币崩溃的根本原因！

同时，四大家族利用特权、对百姓无耻掠夺，特别是掌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勾结英美垄断资本，操纵国内金融货币市场，更是加速法币崩溃的重要诱因。

金圆券：最后的残酷掠夺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覆灭前的最后一种本位货币，也是最后一次金融改革—金圆券，并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疯狂贬值的法币。

此前，国府政权承诺，金圆券有充足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不会重蹈法币覆辙，但在金圆券政策颁发的那刻，就注定了蒋氏要最后收割一次百姓。

在《金圆券发行办法》中：明确规定虽以金圆为本位币，但并不铸造金圆，而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即仍然发行纸币，不能兑换金圆。

实际上，金圆券改革就是一场骗局，国府根本没有充足现金和外汇储备，却强制百姓将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违反者一律严办，和入室抢劫根本没区别！

此后，金圆券引发的通货膨胀、黑市现象只增不减，蒋氏压根没考虑百姓，而是想着如何将收兑的金银、外币抢运到台湾。

1948年10月，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通电各分行，对于收兑的金银外币，凡在长江以北地区者，一律运集上海，珠江流域暨西南各省运集广州，最后运往台湾。

1948年底，中央银行运至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带走黄金总额在400万两以上），广州银元1000万元；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运走黄金171141两，银元26.9万元，最后的金银被洗劫一空。

至于国府内部，权贵们早将资产转移，四大家族在改革前，就将大量黄金、外汇存入国外，而百姓们只能被强制用硬通货兑换金圆券，一生积蓄化为废纸。

1949年7月4日，国府进行币制改革，恢复银本位制，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收兑金圆券，金圆券退出法定货币历史舞台。

这一回，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了！

1949年12月10日，蒋氏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机飞抵台北，这也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倒台！

对反动政权金融改革看法

从关金券到法币、金圆券，国府金融改革的屡屡失败，表面是技术失误和战争压力，实质是反动政权性质的必然结果。

同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始终服务少数特权阶层利益；从关金券到金圆券，每一次货币变革，都成为官僚资本掠夺国民财富的契机。

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等财政高官，他们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投机者，其制定的金融政策，便是优先考虑个人利益。

抗战期间，国家收支陷入严重赤字，国府想的不是开源节流，而是妄图依靠印钞填补，这也注定了发行货币的最终崩溃。

其实，在金融改革前，国府早已陷入全面腐败，军队系统吃空饷、行政系统卖官鬻爵、贪污成风、虽有声势浩大的“上海打虎”，却砸不到四大家族自己人。

国府金融改革的崩溃，不仅是经济管理的失败，更是政权底线破产的缩影。

当一个政府，将金融手段变为掠夺工具，当权贵资本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任何精妙的金融设计都会彻底崩塌，最终埋葬的还是反动派政权本身。

人民币汇率“过山车” 外汇期货还有多远

连续两周大幅贬值过后，上周人民币汇率打破单边走势，周内一度出现单日急升行情，演绎了一出大跌大涨的“过山车”戏码。这不仅引发了市场人士的高度关注，而且增强了对汇率变动比较敏感的外贸企业希望外汇避险工具创新的呼声。

业内人士认为，创新外汇避险工具，推动外汇期货发展应该被提上日程。外汇期货能够为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的交易平台，不仅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交易场内化，而且能帮助企业实现套期保值规避汇率风险。

“从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建设情况来看，尽管我国已经拥有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场外衍生品交易产品，但场内外汇衍生品仍处于空白阶段，建设的必要性明显抬升”，中信期货研究部张菁说道。

汇率大幅波动引关注

8月5日早间，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急跌千点，双双跌破7元关口，创下本轮调整新低；不久后的8月13日晚间，离岸人民币走出暴涨行情，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急涨千点，一度升破7元大关。

人民币汇率坐起了“过山车”，对汇率变化较为敏感的部分企业也面临着风险。对此，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戴康表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通过资金面、通胀、流动性、外部金融条件、企业盈利五个途径影响权益市场，而本轮汇率波动对权益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资金面，短期冲击大于长期影响。

戴康还表示，本轮人民币汇率波动由风险溢价和经济预期调整共同触发，类似于今年4月-5月期间，是否企稳也可观察相应指标：全球风险指标（如金价/油价）、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等。本次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外部条件变化而造成的盈利预期和风险溢价调整，并不具备形成长期趋势的基础，但短期汇率表现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轮人民币先升后贬的节奏与美元高位震荡以及利差持续拉大的表现有所脱钩，事件驱动逻辑占据了主导。“贸易环境和政策博弈仍将构成今年以来汇率市场主旋律。汇率大幅波动基本集中在中美贸易磋商期间，体现的是对中美磋商事件的定价。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发挥空间很大程度上将受到监管态度的约束”，中信期货研究部张菁表示。

避险联盟网创始人、上海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刘文财博士认为，自去年3月起，国际贸易形势趋紧，人民币汇率波动就开始扩大。今年以来，国际贸易形势更加严峻，金融市场环境变幻莫测，增加了微观企业主体对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而这些担忧最终通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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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挑战

不仅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近期，全球范围内汇率均出现大幅波动。英国硬脱欧风险加剧，英镑兑美元上周一盘中刷新2年新低；受日韩贸易摩擦加剧，韩元贬值速度加快，8月初以来，美元兑韩元汇率已上涨1.62%，年初以来涨幅已超8%；另外，上周一，受阿根廷现任总统初选失利、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陡增影响，当日盘中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汇率跌幅高达37%，创历史新低。

“实际上，当前全球汇率大波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各国对于全球贸易体系前景的担忧”，刘文财表示，“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贸易金融体系曾一度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全球贸易的复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美国不堪重负，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使得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制度’。这是美国在承担国际义务中第一次重大失信。而当前美国在WTO框架之外，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强行威胁并实施惩罚性关税，是其在承担国际义务中第二次重大失信。这种失信行为，必然会引起各国对曾经运作有效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担忧，必然会引起全球汇率的大波动。如果从货币战争的历史来看，当前是第三次货币战争的战火重燃。美国总统强烈建议美联储降息，一定程度上已经点燃了引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在去年就警告称：“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被‘分裂’的风险。”IMF在之后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但其给公共财富造成的伤疤依然存在，“当前全球17个发达经济体的综合财富比危机前的水平仍低11万亿美元”。IMF在7月23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中将今年全球贸易额增速预期大幅下调0.9个百分点至2.5%，远低于去年的3.7%。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升级会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这是全球经济前景面临的首要风险。

张菁则表示，2019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前对金融市场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这一风险并不会在短期迅速消退，其背后更深层的逻辑在于：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增长乏力的困扰，但财政和货币政策却面临“天花板”的制约（全球政府债务节节攀升，货币政策利率逐步向0靠拢）。为防止刺激政策效应外溢，同时吸引更多资本回归国内，逆全球化摩擦风险上升是必然的结果。贸易摩擦、资本管制等均是这一问题的外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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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外汇期货势在必行

巨大的汇率波动，给进出口企业头上戴上了“紧箍咒”，有的企业受益，也有企业受损，企业外汇套保需求明显上升。

刘文财表示，外汇期货作为一个重要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已经在国际上成功运行了40多年，也有多家境外交易所上市了离岸人民币期货。国内外汇期货已“缺位”多时，应该尽快推出外汇期货。

就现实意义而言，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提供普惠性质的汇率避险新工具，有助于解决中小微外贸企业避险难、避险贵问题。银行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往往不愿意为中小微外贸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或存在价格歧视。但是中小微外贸企业资金少、利润薄，更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外汇期货信息公开透明、成本较低、高效便捷，依靠中央结算机制和保证金制度管理控制风险，天生具有平等对待大、中、小各类参与者的特性。推出外汇期货，可以将外汇风险管理服务延伸到银行体系无法达到的边缘地带，为社会提供风险管理的新供给，有效帮助中小微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从而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

就战略意义而言，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可以彰显我国政府推进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个更加灵活和更富弹性的汇率更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

就紧迫性而言，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提高外汇市场避险效率，有助于资本市场强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建设。由于我国外汇避险市场竞争不足，商业银行缺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的内在动力。而跨境投资资金对汇率避险的便利性和灵活度有着更高要求，境内外汇避险市场的不发达将会导致投资者纷纷转向境外外汇衍生品市场，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明显加大。在境内设立外汇期货市场比设在境外更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

建立境内外汇期货市场，可以发挥“鲶鱼效应”，倒逼银行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外汇避险市场质量及效率提升，更好吸引境外机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境内外汇期货市场，可以把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流动性留在境内，有助于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减少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影响，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稳定。

张菁表示，我国场内外汇衍生品仍处于空白阶段，建设的必要性明显抬升。一方面，场外衍生工具的特点在于“量体裁衣”式的定制服务，但也正是由于“非标准化”的特点导致其灵活性相对欠缺。在汇率双向波动放大的情况下，很难准确地对投资者形成有效保护。而外汇期货作为场内交易工具，恰恰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为市场提供更为灵活高效的对冲方式。另一方面，在当前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齐头并进的背景下，汇率市场化改革是重头戏。中间价定价机制的改革为打破汇率波动恐惧奠定了基础。但人民币汇率实现真正“清洁浮动”则需要央行完全“松绳放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有效性更有赖于不同预期、不同风险偏好、不同交易目的参与者参与汇率价格形成，并确保有足够市场广度和深度来满足这些参与者的交易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场内外汇衍生品市场也将是外汇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