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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三十年：我国外汇市场发展与汇率市场化改革

二、外汇市场发展：欣欣向荣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产品丰富度、参与者差异化、市场活跃度都有长足进步。

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方面，2005年8月、2006年4月、2007年8月和2011年4月先后开通人民币远期、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货币掉期和人民币欧式期权等衍生产品。2011年1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人民币对外币的看涨和看跌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业务，允许银行同时买入和卖出相同币种、相同期限、等额合约本金的人民币对外币欧式期权组合，帮助期权购买者将潜在最大损失封顶。2014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允许银行为客户办理卖出期权业务，自此代客汇率避险业务进入快车道。2018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允许远期差额交割，即宣告境内人民币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成立。2022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增美式和亚式两个期权品种，进一步丰富了汇率风险管理衍生品种类。考虑到实需交易原则，目前境内还没有建立外汇期货交易市场。

外汇市场参与者方面，除政府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境内银行和财务公司以外，券商等非银金融机构（国泰君安证券、嘉实基金、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东方证券等），非银金融企业（华为等）以及境外银行和类央行机构、国际组织等也已加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目前外资增持人民币资产的主要通道——CIBM（直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QFII&RQFII、“沪深港通”和“债券通”——均可直接或间接利用境内外市场进行汇率套保。银行间外汇市场采取会员准入制。截至2024年5月底，银行间外汇即期、外汇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外汇期权会员分别有770家、291家、287家、231家和167家。

外汇市场成交量方面，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银行间外汇市场总成交额自2015年的1.5万亿美元/月增长到2024年前4个月的3.1万亿美元/月，成交额翻了一番。其中，即期成交额维持在8千亿美元/月到1万亿美元/月，掉期成交额从2015年的7千亿美元/月增长到2024年前4个月的2.0万亿美元/月，远期和期权成交额在2021年政策当局反复强调和宣贯“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后出现显著增长。

离岸人民币市场衍生品种类更加丰富。除在岸衍生品以外，离岸市场还可交易人民币期货、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无本金交割掉期（NDS）、可交易的人民币指数等。离岸市场上最先出现的衍生品品种为人民币NDF（无本金交割远期），1996年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已形成区域性人民币NDF市场。2002年到2009年间离岸人民币NDF日均成交量最高达到100亿美元，离岸NDF市场成交价格曾经对境内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定价起到一定影响。离岸市场还具备在岸市场未开放的衍生品种——人民币期货。早在2006年8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便率先推出了以在岸人民币为标的，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合约；2012年9月港交所推出人民币期货交易；2013年2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正式开始交易可交割的离岸人民币期货；2014年10月，新加坡证交所也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外汇期货因为其场内、标准化合约的特征，受到中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的青睐。

三、强大的货币：未来可期

金融强国建设需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人民币汇率作为联通国内外、本外币的关键金融要素，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未来我国外汇市场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如下方面展开。

（一）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

在多轮汇率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提升，距离“自由浮动”越来越近。为最终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使前日收盘价在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占据更大比重，扩大日内成交价相较中间价的波动区间，最终达到取消中间价的目标。

二是逆周期工具更多采用价格型工具（例如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以调节汇率预期。降低外汇逆周期调节工具使用频率，仅在国际收支出现较严重失衡并可能形成跨市场风险时使用。

三是有序放松实需交易原则。对于境内企业而言，汇兑和衍生品套保始终遵循实需交易原则，但有时因为交易者过于同质而强化了人民币汇率的单边预期，影响境内外汇市场深度。未来可采取先即期后衍生品、先试点后全国推广的方式，适时、有序地放松实需交易原则。

（二）拓展境内外汇市场深度广度

深度方面，一是在境内发展人民币期货、场内期权和可交易的人民币指数等产品。二是考虑到“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融资需求，适时推出“一带一路”沿线货币的ETF产品，并允许全额和差额交割。三是尝试建立个人投资者参与外汇市场投资的通道。目前通过商业银行，个人投资者可以进行无杠杆的即期外汇买卖。未来对于高净值、拥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个人投资者，其投资范围可适时放宽到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衍生品。

其中，人民币外汇期货作为境内外汇市场中唯一“缺位”的主流外汇衍生品，未来有望在时机成熟时推出。第一，外汇期货流动性好、交易成本更低，既有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定价效率，又有助于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汇率避险需求。第二，期货市场主要采用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Central Counterparties，CCPs），交易对手风险更可控。第三，推出人民币汇率期货对于逐步放松实需原则，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可通过“三步走”战略构建并不断完善境内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首先以外币的交叉汇率期货为突破口，初步建立境内外汇期货市场；其次在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试验区率先试点人民币相对主流国际币种的外汇期货，并在时机成熟时适时推出人民币兑周边经济体货币的期货；最后放开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并着力打造人民币汇率指数期货产品。

广度方面，目前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者以银行类金融机构和企业财务公司为主，兼有境外政府类机构和金融机构，参与者的同质性相对较高。未来可增加境内实体企业、非银金融机构、海外非银金融机构和企业、境内外高净值个人投资者等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引进差异化的参与者有助于提高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综合服务能力。举例来说，商业银行主要提供固收和信贷类产品代客FICC业务，券商侧重于提供股权类配套的代客FICC业务。

（三）助力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

一方面，调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积极性和灵活度，鼓励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在离岸参股或设立分支机构，帮助境内企业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结算，推动人民币在离在岸的循环；此外为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化，包括逐渐扩大境内银行对离岸分支机构的人民币融资额度，鼓励金融机构学习并借鉴海外金融同业的先进经验等。

另一方面，挖掘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例如与更多经济体签署官方货币互换协议，在基础设施等优势领域的对外投融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与“一带一路”经济体探讨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计价的可行性方案，以自贸区金融和跨境园区金融为载体、创设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新场景等。此外要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和清算的效率和便利度。

关于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建议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明确强调,“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造条件，提供足够对冲工具，使（包括境外投资者在内的）各类投资者能够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易行长在强调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时，也强调了风险防范和发展风险防范工具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加大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市场主体对外汇衍生品的需求逐步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时，重点强调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作为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完善与市场机制接轨的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机制，对于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加快推进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重要的作用。

外汇衍生品市场日益活跃

近年来，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持续进行产品创新:2005年推出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2006年推出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2007年推出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2011年推出人民币外汇期权交易。目前已拥有即期、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衍生产品，外汇市场交易量和活跃机构数量稳步增长，外汇衍生品市场工具日益丰富，交投进一步活跃，代客交易量显著提升。2018年上半年，外汇衍生品市场成交7.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占银行间外汇市场总交易量的70.5%。其中，外汇掉期和期权交易增长最为显著，同比分别增长36.1%和54.5%。2018年上半年，银行远期代客签约累计14964亿元人民币，其中远期结汇7126亿元，远期售汇783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83.8%、122%。2018年上半年，外汇即期市场成交2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外币拆借市场成交折合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3%。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产品包括：

人民币外汇直接交易业务。截至2018年底，银行间外汇市场共有14个直接交易货币挂牌交易，基本涵盖国际主流货币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

C—Forward业务。目前，C—Forward提供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期限和固定交割日两种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品种。这项新业务的推出大幅提高了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活跃度。

期权组合交易。2016年7月，银行间外汇市场在现有外汇期权产品的基础上，推出了期权组合交易。目前，期权组合交易共包括六个产品。从交易量看，期权组合成交活跃。目前日均交易量超过25亿美元，在期权市场的份额保持在67％以上。期权组合交易活跃推动了期权成交大幅增长。

交易冲销业务。2016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试点开展银行间外汇掉期冲销业务。7月，上海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成功组织首轮外汇掉期冲销业务。对于健全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后基础设施、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主要集中在美元对人民币交易，占比93.7％：在非美元交易中，主要是欧元、日元、新加坡元和港币，占比分别为1.79％、1.35％、1.55％和0.65％。在远期和掉期市场，绝大部分是人民币美元交易。在外币交易中，USD／HKD以及EUR／USD占比最多，分别占56％、30％。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已推出九种货币的直接交易。但受客盘需求和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等因素影响，市场交易币种集中度较高。

2018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放开远期购汇差额交割。至此，远期结售汇在市场定价、交割结算、风险管理等方面完全实现了市场化。2018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3号）政策问答》，鼓励企业针对实际敞口套保。此外，不仅贸易账户，有实际交易背景的资本金融账户也可办理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例如境内企业借用外汇贷款，以及境外机构投资境内人民币债券等。放开远购差额交割不仅意味着境内人民币结售汇市场在交割方式、便利程度与离岸市场持平，利好境内套保业务的推进；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实需背景的放松。

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九万里风鹏正举。当前，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对于外汇避险工具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上海加快推进世界金融中心建设正衔枚疾进。我国有必要加快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具体来说：首先，完善监管机制。监管部门要完善对外汇衍生产品的审慎监管。在国务院金稳委框架下，由央行牵头，强化央行、银保会、外汇管理局之间的协调。各监管机构搭建衍生产品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外汇衍生品市场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随时跟踪监测衍生产品潜在重大风险。建立企业衍生品交易监测制度，通过电子联网系统等科技手段，对衍生品交易开展实时非现场监测。建立金融机构场外外汇衍生品交易的统计和报备制度，加强信息披露要求。鼓励银行同业协会制定适合国情的类似国际互换及衍生工具协会（ISDA）制定的标准化法律文本协议，规避衍生品交易法律风险。

其次，进一步改革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促进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扩大交易量。逐步实行正负头寸双向限额管理，允许银行持有较窄幅度的结售汇负头寸，增加银行经营及管理外汇风险的自主性，方便银行更加灵活地运用头寸，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全面深化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的运行机制，形成一个基础市场及衍生品市场有效衔接和补充的综合市场，为银行适应和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必要的政策保证。

再次，大力加强场外和场内市场的融合。积极推动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协调发展，以全面满足市场投资和保值需求。场内与场外市场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现阶段我国更应大力构建人民币外汇衍生品的场内交易体系，将外汇衍生品交易纳入到场内交易中去，并正确引导场外交易的发展。待场内交易完善和成熟后，再扩大场外交易进行补充。先行发展完善场内交易也符合“结构从简单到复杂、风险由低到高”的循序渐进发展战略，满足投资者风险对冲和管理的要求。

还有，不断丰富市场交易主体。不断吸收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涉汇企业等进入外汇衍生品市场，允许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外汇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以提高市场效率，增强外汇衍生品市场活力。尝试向居民个人开放人民币外汇衍生交易。先允许个人进行风险较小的远期交易，并对交易的额度、期限进行限制。银行应遵循“适当性和适度性”原则提供合适的衍生产品。通过加强投资者保护，吸引更多的零售客户参与外汇衍生品交易。

最后，借鉴国际经验创新发展国内外汇产品。一是积极引入外汇ETF、共同基金、外汇基金等外汇产品。可以满足国内市场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投资积极性，且外汇ETF的手续费比较低，对投资者吸引力影响大。

二是优化产品交易结构。多样化发展货币远期、期权等标准化合约。从我国衍生品的产品结构上看，远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的比重偏低。可借鉴国外标准化衍生品合约，进一步完善标准化人民币外汇产品序列，推出标准化人民币外汇期权、人民币外汇即期等标准化衍生产品。在现有掉期交易品种的基础上，新增4个月、5个月、18个月、2年、3年等标准期限掉期交易品种，同时推出1个月对2个月、2个月对3个月、3个月对6个月和6个月对12个月等远期对远期掉期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交易品种，满足银行多方面的交易需求。

三是发展非美元货币交易。我国外汇产品主要以美元产品为主。鼓励银行创新非美元外汇产品，并进一步提高非美元货币的客盘需求量。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高级经济师，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单位意见）

从关金券到金圆券，南京国府雄心勃勃的金融改革，为何屡屡失败？

我相信不少人，特别是云贵川的朋友，肯定都看过《王保长》这部四川方言剧；就算没看过，也听说过潘驼背、叮当上山砍柴，发现漫山遍野都是钱的故事。

至于这些钱，在电视剧里也有交代，全是清一色的关金券，因为运送的飞机失事，才坠毁在龙隐山，而后被百姓发现，一股脑地上山捡钱，便惊动了当地军警。

这里的关金券，便是在南京国府成立早期，为废除银本位制度，实现货币统一、整合国家经济、抵御外资风险的国家金融计划，专门发行的“货币”。

除开关金券，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发行有兑换券、法币、金圆券，和以关税为担保的国库债券（二三关库券，《追风者》库券风波的历史原型）等等……

从关金券到法币、金圆券，国府的金融改革长达20年，财政部长宋子文更是“压上底牌”，可最终不仅没有统一货币，反而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财富浩劫。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南京国民政府历时二十年的“金融改革”！

宋子文

1.关金券：特权的开端

1927年，蒋氏在张静江、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下，建立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蒋氏就把统一发行纸币，作为金融改革的目标，为政治和军事服务，并一步步走向管理货币制度。

1927年1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监理局组织条例》，以“监察银行纸币之发行及准备事项”为重点，收束各地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全国纸币统一归国家银行发行。

针对币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并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美国人甘末尔在担任国府财政部顾问时期，率先提出“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

解释一下，南京国府建立后，便承袭了清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衣钵，在财政金融上极度依赖美、英洋顾问。

上述所说的甘末尔，便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的负责人，于1928年秋，孙科在访问美国时特意安排成立。

不过，甘末尔的这份草案，并非是纯粹的金本位制度，而是金汇兑本位制度！

所谓的“金汇本位制”，又叫虚金本位制，它是国际市场黄金短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节约黄金使用的金融手段。

该制度下，国内只能流通银行券，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实行金块或金本位制国家（比如英美等国）的货币，和一定比重的外汇，再由外汇兑换成黄金。

20世纪40年代，美国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是金汇本位制的延续，黄金和美元挂钩，所以也叫美金。

接下来，我继续说南京国府的金融改革！

1930年2月，因国际金价暴涨，银价低落，导致国府的外债和关税损失严重，进出口业务大幅度萎缩，财政部和工商部联名提出响应“金本位制”，救济国家金融。

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银价持续下跌，再加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导致金本位制无法在中国实现。

虽然说，国府没有采纳金本位制方案，却接受了甘末尔的另一项建议，并留下了一批人员，继续在国府财政金融系统工作。

这就是从1930年始，为应对世界银价下跌，影响关税收入；推行的“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关金券），使得当时的中国，避免了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

关金券

关金券，作为国民政府海关收税的专用凭证，最初只是为进口商提供纳税便利，并不在市面交易流通，也不是流通货币。

只因为印制有“凭票即付”，并和外国货币直接挂靠，币值较为稳定，得以在金融市场获得极高信誉，国民政府便指派“中央银行”实施独家发行和管理。

当时，国府发行的关金券，除开小部由国内印制，大部分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所以也不难解释在《王保长新篇》中，为何运送关金券的飞行员，是两名美国人。

潘驼背，因为给美国飞行员立坟安葬，还被美国政府授予和平勋章，直接在龙隐镇横着走路，连王保长和当地兵官都不敢轻易招惹，见了还得敬个礼才行。

从1930年发行到1933年，关金券的交税比例从12.18%，一跃攀升到87.82%；抗战期间，关金券依然为国府提供大量税源，这也让国府看到了“关金券”的货币价值。

1942年，法币贬值速度加快，为稳定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财政部允许关金券，按照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与法币同时流通，关金券便成为了真正的货币。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身陷财政危机、通货膨胀严重、市面物价飞涨，导致关金券在进入流通市场后，非但没有挽救金融市场，反而和法币一道沦为废纸！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废止法币和关金券，发行金圆券，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

1948年11月21日，关金券正式作废。

法币改革：从希望变绝望

1935年11月3日，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南京国府宣布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禁止黄金流通，实行白银国有化。

此后，南京国府放弃银本位制，并和美元、英镑建立固定汇率，以此稳定新发行的法币，在世界市场的金融地位。

但是，所谓的法币政策，实质就是没收人民白银的政策，为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法币政策规定的本位，显然是改用外汇作本位的一套鬼把戏。

改革初期，法币的确值钱，100元的法币，可以买一头大牛和一头小牛，对于经济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统一”了国内混乱的货币市场，暂时稳定了金融风险。

老百姓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却不知这就是黑暗前的一道虚假微光！

在实行法币的布告中，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并不在内。

但是，中国农民银行是蒋氏的独裁银行，不可能停止其发行，以至于到1936年，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只能与法币同样行使作罢，本质来说，法币并没有完全统一。

1936年5月，法币实行一年后，南京国府最终还是露出了狼子野心！

事情缘由，要追溯到财政部长孔祥熙，代表国府对“法币”作出了一项补充规定。

1.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内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25%。

2.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圆一圆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

3.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之巩固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将现金及外汇充分增加。

简单来说，南京国府在法币实行后，开始大肆搜刮民间银圆，甚至派财政部高等顾问陈光甫，赴美洽售银圆，作为稳定军事独裁政权的财富资本。

当时，他们把中国百姓数千年积攒的白银，以每盎司六角五分的价格，全部输送给英、美等国，获取大量军火，法币也就成为列强控制中国金融的一条“牵引绳”。

至于“铸造半圆一圆银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并没有举动，根本就是个骗局。

随后，国府改组中央银行，意图将全国大小银行入股中央银行，并将储蓄金等归中央银行管辖、美其名曰“银行的银行”，定名“中央储备银行”（后被汪伪取用）。

说白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国民党政权），不仅疯狂掠夺底层百姓的钱包，就连小资本银行家，也成为其敛财的重要对象！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14亿；但在抗战期间，国府为应付战争开支，开始无节制地印制法币，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法币发行总额超5000亿，暴涨近400倍。

此时，100元法币，也只能买一条小鱼！

更令人愤怒的是，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甚至利用通货膨胀，搜刮百姓财富，大发战争财、国难财！

他们通过特权控制的银行和企业，在法币贬值前获取贷款，购买实物资产、囤积货物欲高价出售；待法币贬值后，再用几乎成废纸的货币偿还债务。

比如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掀起的“上海打虎”，本意是打击囤积货物高价出售的行为，逮捕了一批不法商人，其中便包括杨子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但是，由于触及到四大家族的利益，导致打虎失败，而这也为国民党搜刮黄金114.6万余两，银元369万余元等大量财富。

这种全面系统化的掠夺，使得国家财富在短时间内集中到权贵阶层，而普通百姓，储蓄被洗劫一空，最后是家破人亡！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氏为维护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内战，为解决内战军费，他采用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抬高物价等手段，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危机无法避免，法币是一泻千里，贬值地一发不可收拾，市面物价一天一个样，一小时一个样，到1948年，100元的法币，仅能买到4粒米。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四粒米！

当时，老百姓出门买东西或发工资，都用成捆的法币来收支；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大量用车子推着钱买东西的人，人人都是“亿万富翁”，国家信用沦为一堆废纸，蒋氏政权焉能不败？

1948年8月20日，当金圆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总额已超6600000亿元，约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而物价上涨3492万倍，你说说让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以至于出现抢米风潮，起初抢米面、杂粮，后来波及到点心、糖果，老百姓为了填饱肚子，早把性命丢开了。

从我个人来看，蒋氏反对和平、发动内战，将军事、财政压力转嫁给百姓，其实就是法币崩溃的根本原因！

同时，四大家族利用特权、对百姓无耻掠夺，特别是掌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勾结英美垄断资本，操纵国内金融货币市场，更是加速法币崩溃的重要诱因。

金圆券：最后的残酷掠夺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覆灭前的最后一种本位货币，也是最后一次金融改革—金圆券，并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疯狂贬值的法币。

此前，国府政权承诺，金圆券有充足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不会重蹈法币覆辙，但在金圆券政策颁发的那刻，就注定了蒋氏要最后收割一次百姓。

在《金圆券发行办法》中：明确规定虽以金圆为本位币，但并不铸造金圆，而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即仍然发行纸币，不能兑换金圆。

实际上，金圆券改革就是一场骗局，国府根本没有充足现金和外汇储备，却强制百姓将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违反者一律严办，和入室抢劫根本没区别！

此后，金圆券引发的通货膨胀、黑市现象只增不减，蒋氏压根没考虑百姓，而是想着如何将收兑的金银、外币抢运到台湾。

1948年10月，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通电各分行，对于收兑的金银外币，凡在长江以北地区者，一律运集上海，珠江流域暨西南各省运集广州，最后运往台湾。

1948年底，中央银行运至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带走黄金总额在400万两以上），广州银元1000万元；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运走黄金171141两，银元26.9万元，最后的金银被洗劫一空。

至于国府内部，权贵们早将资产转移，四大家族在改革前，就将大量黄金、外汇存入国外，而百姓们只能被强制用硬通货兑换金圆券，一生积蓄化为废纸。

1949年7月4日，国府进行币制改革，恢复银本位制，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收兑金圆券，金圆券退出法定货币历史舞台。

这一回，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了！

1949年12月10日，蒋氏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机飞抵台北，这也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倒台！

对反动政权金融改革看法

从关金券到法币、金圆券，国府金融改革的屡屡失败，表面是技术失误和战争压力，实质是反动政权性质的必然结果。

同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始终服务少数特权阶层利益；从关金券到金圆券，每一次货币变革，都成为官僚资本掠夺国民财富的契机。

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等财政高官，他们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投机者，其制定的金融政策，便是优先考虑个人利益。

抗战期间，国家收支陷入严重赤字，国府想的不是开源节流，而是妄图依靠印钞填补，这也注定了发行货币的最终崩溃。

其实，在金融改革前，国府早已陷入全面腐败，军队系统吃空饷、行政系统卖官鬻爵、贪污成风、虽有声势浩大的“上海打虎”，却砸不到四大家族自己人。

国府金融改革的崩溃，不仅是经济管理的失败，更是政权底线破产的缩影。

当一个政府，将金融手段变为掠夺工具，当权贵资本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任何精妙的金融设计都会彻底崩塌，最终埋葬的还是反动派政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