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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举行2021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新闻发布会 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月21日，国新办举行2021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出席会议。王春英表示，2021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此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合理有序，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外汇市场整体平稳未来发展将更趋均衡

在本次发布会上，王春英总结了2021年我国跨境收支、外汇市场表现出的三大特点。她表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从整体来看，2021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双向波动，即期汇率总体小幅升值2.6%，稳健性强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和新兴经济体货币。分阶段来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保持了双向波动，2021年前5个月，人民币汇率在波动中总体升值2.8%，6月贬值1.6%，7月至9月窄幅波动，10月以来升值1.4%，年底收在6.37。全年看，人民币对美元最高在6.35，最低在6.57。王春英分析认为：“汇率双向波动主要是受国际金融环境和国内外汇市场供求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从外汇远期和期权等专业指标来看，市场对汇率预期合理分化、比较平稳。”

跨境资金流动方面则主要受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影响。王春英分析认为，我国的货物进出口继续保持了比较高的顺差，按美元计，较2020年增长30%，展示了疫情下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受此影响，去年企业等部门的货物贸易涉外收支顺差达到3395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跨境收付汇顺差的95%。

从国际收支角度看，我国民间部门对外资产显著增加。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在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境外资本总体流入的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尤其是民间部门的对外投资相应增长。从2021年前三季度来看，民间部门对外投资净增加4890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854亿美元。境内居民通过港股通、QDII渠道对外进行证券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除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外，其他投资超过3100亿美元。这显示出境内主体外汇比较充裕，增加了在境外的存款和放贷。总的来看，国内企业、金融机构等民间部门的跨境资金流动有进有出，形成了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格局。

对于货物贸易顺差上升，王春英在对经常账户变化特点的分析中表示，疫情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发挥优势，外贸明显提质增效，我国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这既拓宽了我们的国际市场，同时，也为更多区域贸易恢复作出了贡献。她预期，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全球疫情对国际经贸活动冲击有所缓和，外部需求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会更加平稳，也更具可持续性，留学等旅行支出可能会缓慢回升。同时，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全、韧性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将不断显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不断提升。这些情况会支撑经常账户顺差运行在合理均衡区间。

王春英在展望2022年我国外汇收支的形势时表示，2022年，我国外汇市场有望呈现总体稳定，更加趋向均衡的发展态势。从外部看，如果全球经济金融逐步向常态回归，会使得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平稳。她分析认为，尽管未来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继续存在，但全球经济从疫情中逐步恢复仍是大趋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并趋向正常化，会带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向常态恢复，将有助于中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向更加平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内部看，国内的基本面稳中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继续支持中国外汇市场稳健运行。“我国会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金融市场也会保持双向开放、稳步推进，这些努力会为跨境资金的稳定均衡流动创造非常好的政策环境。人民币汇率会很好发挥稳定宏观经济和调节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她表示。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在中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的就业、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50%的税收。而在外汇领域，中小微企业也是很重要的服务对象。根据涉外收付款数据，2021年，涉外收付规模小于100万美元的企业约65万家，占发生跨境收付款企业的70%。针对中小微企业数量多、发生交易规模小、交易特别散等特点，外汇局在开展工作时突出精准施策原则，深入推进外汇管理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实施惠及企业的政策，有效服务中小微企业。

为了帮助中小微企业更好应对汇率风险，外汇局多措并举、多方引导。例如，对市场主体通过新媒体或者线下开展培训、宣传，以多渠道形式普及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指导企业有效运用外汇市场产品管理好汇率风险，应对汇率变化，更加稳健经营。对金融机构则优化考核评价和激励导向，鼓励银行能够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例如，鼓励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所做的外汇衍生产品服务，指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减半收取交易手续费，2021年全年外汇套保率上升4.6个百分点。此外，与商务部门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增加授信支持、专项担保等方式扶持中小微企业在外汇套保时降低套保授信和保证金成本。

在王春英看来，2021年，企业风险中性意识明显提升。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36个百分点，推动企业套保比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至21.7%，显示企业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风险中性经营理念提升。

此外，围绕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外汇局牵头建设了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建立起政府部门、银行部门、保险公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端到端的核验机制。“我们陆续推出了五个融资类场景和两个外汇业务便利化场景。这些场景在2021年末累计完成跨境贸易融资超过1200亿美元，便利化办理外汇业务5600亿美元，很多中小外贸企业从中受益，有效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和银行风险控制成本，增强了银行融资办理意愿，融资效率显著提高。”王春英表示。

上述五个融资场景包括出口应收账款融资、企业跨境信用信息授权查证、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融资结算、出口信保保单融资、中欧班列融资。例如，出口应收账款融资方面的信息会共享到金融服务平台，银行可以在平台查询，从而实现“敢贷款”。

而针对从事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的市场主体，2021年，外汇局根据其业务小额、高频等特点，支持支付机构、银行发挥跨境结算优势，办理贸易新业态外汇结算接近18亿笔，金额合计348亿美元，70%以上市场采购贸易收结汇都可在线上自助办理，进一步便利了中小微企业贸易新业态发展。

“2022年，我们会把上述有效政策继续巩固下去，全方位支持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管理，继续和政府部门进一步协商，通过政府、银行、第三方机构几家抬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避险成本，吸引更多企业使用衍生产品，避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担心和面对汇率风险问题。”王春英表示，未来将增加政策供给，比如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衍生产品为企业服务，支持银行发展线上交易服务，便利企业开展询价、交易。

此外，在进一步推动中小微企业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王春英表示，前述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将会增加新的应用场景，比如海运费支付的便利化场景、扩大出口信保保单融资应用场景中的险种支持范围等。“我们会鼓励更多的中小银行参与到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的试点中来，适时扩大外债便利化试点范围，助力更多中小微高新企业开展跨境融资。”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 可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

对于下一步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形势的走向，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如果美联储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缩表组合操作，我国将如何应对？

对此，王春英认为，美联储这次货币政策紧缩的外溢影响可能低于上一轮。从外部看，美国和非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同步性比上一轮更好，加强了与市场沟通，其外溢影响已经得到部分释放；从内部看，近年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更加突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稳定性显著增强，可以较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王春英分析认为，近一段时间，企业的外汇资金比较充裕，主要源自于出口创汇。“近年来，中国稳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全球疫情情况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出口保持强劲，这是近期外汇流入的主导因素。”据她披露，2020年到2021年，境内外汇存款累计增加1600亿美元，这有利于提升外汇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

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也增强。王春英概括了外资增加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几大特点：增长速度快、提升潜力大以及投资价值高。“2017年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以来，2018年到2021年，外资累计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超过7000亿美元，年均增速34%。”她表示，而且外资在我国股市和债市中的占比保持在3%到5%的水平，与日本、韩国、巴西等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相比，这一比例都较低，说明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再加上人民币资产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收益的相关度比较低，是国际投资组合分散风险非常好的选择。

对于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预期可能产生的影响，王春英分析称，本轮量化宽松期间，人民币汇率总体预期平稳，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跨境贷款和贸易融资合计增长8%，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轮量化宽松期间年均21%的增速。因此，2021年下半年，美联储政策调整预期增强以后，无论是跨境贷款还是贸易融资，相关跨境资金变动比较平稳，所以未来调整压力比较低。

更重要的是，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成熟度不断提升，可以比较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据王春英披露数据，2018年到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一年期历史波动率日均3.9%，高于2014年到2015年2.2%的水平，汇率弹性是增强的，这能够比较及时、充分、准确地反映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外汇供求状况，有助于市场预期稳定和外汇交易有序发展。

当然，在乐观预期下，王春英也表示，外汇局将坚持底线思维，在未来外汇管理工作中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随时做好准备，做好应对预案。

二元期权骗术再出江湖，多国严查严打黑平台

在过去一段时期，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导致外汇市场异常活跃，而在这其中，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而入，与汇率挂钩的骗术再出江湖。

近日，财付通对外宣布称，关闭了一家为外汇、股票、比特币提供二元期权交易并包装成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平台。

事实上，早在2016年，证监会发布的针对二元期权平台风险警示中也明确，互联网二元期权平台交易行为类似赌博，已有地方公安机关以诈骗罪对二元期权网络平台进行立案查处。

那么，什么是二元期权，不法分子又是如何利用二元期权工具实施骗术的？

类似于“赌大小”

所谓二元期权，是金融理财产品中常用的产品基础结构，属于一类奇异期权，不同于普通期权的是，它不具有连续的收益。

二元期权的合约中会规定某确定的行权价，对于二元看涨期权，若标的资产在到期时间低于行权价，即便只低于1分钱，该期权收益也是为0；若标的资产的价格高于行权价，即便只高出1分钱，该期权都会获得较高的固定收益。

“买对了，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买错了，输掉所有的本金。这与买彩票、在赌场赌大小非常类似。因为二元期权类似赌博的特性，许多博彩公司也在推进二元期权的业务。”财通证券分析师陶勤英说。

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元期权主要由发行方直接卖给买方，或者是被嵌入更为复杂的合约中出售。

直到2008年，美国证券交易所（ASE）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相继推出上市交易的二元期权。

2010年基于Web电子交易平台的零售市场快速发展，使得投资者参与二元期权交易更加便捷，吸引了大批散户投资者。

二元期权作为场外期权品种之一，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到了不法分子手中，就成了骗钱牟利的幌子。

前些年，网络二元期权平台不时兴风作浪，比如2017年警方曾侦破一起以“二元期权”名义实施诈骗的团伙案。该团队仅用60万元就买了一套二元期权平台软件及配套宣传的网页，到处诱骗投资者。

事实上，大多数诈骗平台的原理基本相同，即投资者可以在平台购买短时间内外汇汇率的涨跌，如果买对，购买者将得到除本金外一笔较高收益，这部分盈利的资金由平台提供，买错了本金就归平台所有。因为买对和买错的几率趋于平衡，庄家不会亏钱，而是可以赚交易佣金。

平台本身作为交易中的庄家，投资者实际上是在和平台对赌，但猫腻在于，平台可以控制K线图的涨跌，操纵交易或是诱导客户进行错误交易。

据一位嫌疑人交代，因为平台呈现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差不大，只在关键时间的几秒钟出现有利于平台的波动，大多数客户根本无法发现其中的猫腻，平台通过修改软件代码，让客户落入盈利的陷阱，直至客户发现长期处于亏损。

另外，平台也会在后台进行操作，如果投资者连续赚钱，庄家可以限制交易，甚至阻止客户出金，有些诈骗平台，投资者第一天入金，第二天就进不去该平台了。

在海外甚至出现了“二元期权追款专家”，宣称可以帮受骗亏损的投资者追回本金，不过要先向他们转账一笔追款的“劳务费”。这笔钱转出去之后，投资者发现，自己又被骗了一次。

早些年，公安机关侦破的二元期权骗局中，也有结合了传销成分，上下线、拉人头诱骗投资者持续为平台注入资金，实际上资金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全球都在持续严查严打

二元期权问题，无论是在国内、国外，都是监管机构严查的对象。

此前，欧洲证券市场监管局就发布了二元期权禁令，禁止向零售客户推广、分销或销售二元期权产品。在英国，二元期权被纳入博彩业协会监管范围而不是英国金融监管局范围。在美国，9月17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起诉某二元期权欺诈案件中的运营者，该运营者不仅没有在美国相关监管机构注册，而且牟利形式类似于赌场，其员工违法违规保证利润、谎称职业资格以及歪曲交易条款。

就在上个月，以色列通信公司Yukom Communications前首席执行官Lee Elbaz因参与二元期权计划欺骗投资者而被判有罪。

在我国，证监会早在2016年就针对二元期权网络平台作出了风险警示，揭露这些二元期权网站平台的真面目。

财付通提示，投资者参与网络炒汇和外汇期货（含二元期货），不仅违法，而且面临较大的资金风险。二元期权交易同时具有两大风险，一是交易平台多注册在境外，服务器也在境外，在境内没有实体营业地或者可供执行的资产，一旦服务方违约，投资者在境内起诉无门，无法保障自身权益。此外，国内投资者对标的资产走势的判断，决定了获利或亏损的结果，本身也存在投资风险。

从银行自身结售汇数据看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能力

8月11日中间价汇改引发的汇率动荡至今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回头看8月和9月的外汇占款和银行结售汇数据，会发现都有些异常。商业银行在汇率贬值的时候原本应该买入美元对冲远期售汇的风险，但是在8月和9月，银行都是在不断向市场卖出美元，这与商业银行过去的结售汇管理机制并不相符。

在人民币有强烈升值预期期间，出口商为了避免远期收到的美元贬值，会在即期购买远期合约向银行远期结汇，锁定收益，所以银行的远期净结汇余额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银行的远期净结汇余额上升代表企业会在远期集中向银行出售美元，相当于银行远期的美元净头寸会上升。为了对冲风险，鉴于人民币有升值趋势，商业银行往往倾向于在即期市场卖出美元来对冲远期的外汇风险敞口。所以，在银行远期净结汇头寸大幅增长的阶段，银行自身结汇（即期卖美元）会大于自身售汇（即期买美元），形成银行自身的净结汇差额。

相反，在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贬值倾向时（2014年2季度至今），进口商为了避免在远期需要购买货物时使用的美元升值，会反过来向银行购买远期售汇合约，锁定损失，所以银行的远期净结汇余额会迅速下降。这代表企业会在远期集中向银行买入美元。考虑到美元有升值预期，为了规避远期卖出美元产生的汇率风险，银行自身应该在即期市场买入美元来对冲汇率风险敞口，银行自身售汇（即期买美元）会大于自身结汇（即期卖美元），银行自身净结汇头寸应大幅下降。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商业银行并没有在即期买美元，反而在8月卖出了844亿美元，这显然不合常理。

从外汇占款的数据来看，8月份，央行外汇占款下降3183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下降7238亿元人民币，相差接近633亿美元。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包含了人民银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3类主体的外汇买卖。也就是说，在央行之外，金融机构多卖出了633亿美元。其中出售的美元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银行自身的净结汇。

商业银行这种反常行为在市场上被解释为协助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在找不到其他理由的前提下，我们认为这一解释有其合理性。商业银行出售的美元源自其在央行的外汇准备金。在贬值预期的背景下抛售美元，商业银行其实负担了很高的成本。不仅放弃了美元的升值收益，和发放美元贷款的利息，而且还承担了远期的的美元净敞口。假如未来汇率一直保持平稳，银行远期美元净敞口的成本会相对较低。假如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商业银行将会承担很大的汇兑损失。

事实上，其他国家的央行在干预外汇市场时也会与商业银行合作。最常见的方法是在贬值预期下央行通过和商业银行进行掉期交易（货币互换），将美元释放给商业银行在即期市场抛售，例如巴西央行在2013-2014年雷亚尔贬值期间就运用掉期交易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理论上，这种央行与商业银行合作的干预模式，在短期能够调动的资源可以是无限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互换从央行借入美元抛售，同时，央行可以稳定汇率，避免在远期出现汇兑损失。如果人民币汇率在货币互换和远期合约期间维持稳定，那么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交易所形成的成本会相对较小。只要商业银行自身没有出现危机，央行短期干预的能力会非常强大。

但是，从中长期的情况来看，这种干预模式只是把即期的压力转移到了远期。无论是增加银行的自身净结汇，还是运用货币互换干预，都不会改变真实的市场供需。从短期来看，资本的净流出可以让商业银行先偿付或者垫付，从长期来看，如果资本没有回流，央行还是要消耗外汇储备。这种干预模式实际是用外汇储备作为缓冲垫，替代了汇率波动来消化外部冲击。未来还需要继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降低央行干预的压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