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人民币汇率

美联储加息、耶伦“谢幕” 10位专家这么看

美联储加息，耶伦“谢幕”，这次有何不同？10位专家这么看

夏宾

如市场预期，14日凌晨，美联储执行今年第三次加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由1.0%-1.25%上调到1.25%-1.50%。

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由耶伦主持，这是耶伦最后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担当主持。

从2014年正式执掌美联储，耶伦主导了退出QE(量化宽松)和美联储的5次加息，将美国货币政策引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她的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发布会上，耶伦重申通胀疲软只是暂时的、美联储将逐步加息，预计特朗普税改未来几年将温和提升美国经济。

耶伦称，大部分美联储官员在预期经济时都考虑到了财政刺激的前景。同时她重申对美国债务的担忧，认为税改提出的减税将加重债务负担，影响未来财政政策空间。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了10位专家，看看他们如何解读此次美联储加息。

夏乐：加息不会给人民币汇率及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一些特别的负面影响

12月加息对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影响已经被市场预期，加上全球经济形势，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相比年初都已稳定，所以这次加息不会给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一些特别的负面影响。

加息和美国税改对于美元指数在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有微弱走强，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也有收紧趋向，所以明年美元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会有微弱走强，而考虑到中国经济回稳向好，金融去杠杆推进促使中美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加上中国对于外贸正面影响的需求，明年人民币对美元也是稳中稍有贬值。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夏乐

张瑜：预计2018年人民币超涨可能性大于超贬

长期来说美国加息进入下半程。从未来潜在加息空间、经济对加息的承受程度、加息对公共债务影响多个角度来看，美国货币紧缩周期正在走向下半程，需警惕金融市场的情绪反转。

在加息周期快要结束的预期下，美元或将走弱，人民币贬值压力不会太大。美联储加息过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调升218个基点。

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src=”http://i2.chinanews.com/simg/cmshd/2017/12/14/ae02c98bdf334b4fbc7eb96da0efdd2e.jpg” style=”border:px solid #000000″ title=”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

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整体来看，人民币汇率维持双向波动，目前是跟随外盘变动为主，年底对应最后一波套保重新定价窗口，或有积压结汇，人民币汇率不用过度悲观与忐忑。2018年预计人民币汇率6.5-6.7之间双向波动，尾部概率来看超涨可能性大于超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瑜

肖立晟：短期内中国央行跟随美联储加息概率不大

美联储加息没有释放超预期信息，同时表达了税改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前景。点阵图显示，联储官员对2018年加息次数的预测均值依然是3次。

从2015年12月至今，尽管美联储已经累积加息5次，但是美国货币市场环境仍然是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2015年11月30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33%。2017年12月14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是2.4%。

中国货币政策跟随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在降低。近期，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已经接近160个bps，而且中国央行已经释放明确的紧缩预期，短期内中国央行跟随美联储加息概率不大。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太平洋证券宏观首席研究员肖立晟

程实：未来鲍威尔将引领美联储加息之路稳中求变

未来鲍威尔将引领美联储加息之路稳中求变。一方面，基于耶伦时期的经验教训和美国经济的向好趋势，2018年鲍威尔将大概率延续鹰派加息路径，保持“先加息、后缩表”的政策搭配。

另一方面，不同于耶伦时期，鲍威尔时期的美联储将面对宽松退出、稳定增长和消化金融风险的三重平衡难题，亦将承受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强大政治压力，因此在鹰派加息的节奏掌控上将更加灵活。2018年，美联储加息三次将是基准预测。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王青：人民币贬值压力或将有所加大

2018年，伴随特朗普税改法案落地，美国通胀趋于走高，美联储将保持较快加息节奏，加息次数有望达到3-4次，“缩表”步伐亦将明显加快。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将产生外溢效应，2018年全球金融环境整体趋紧，中国国内市场利率易上难下，人民币贬值压力或将有所加大。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王青

邓海清：美联储加息对于中国债市并不构成利空

预期中国央行12月“按兵不动”，没有必要对于美联储加息亦步亦趋，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加息与否主要取决于国内自身的经济金融环境。

中新社发 宋诚林 摄 ” src=”http://i2.chinanews.com/simg/cmshd/2017/12/14/308dd48055f14f8e9b4cefa995c4688b.jpg” style=”border:px solid #000000″ title=”中新社发 宋诚林 摄 ” />

中新社发 宋诚林 摄

对于中国债券市场，美联储加息对于中国债市并不构成利空。主要逻辑在于，一是美国债券市场对于此次美联储加息的反应是“利空出尽”、美债收益率下行，中国债市不应做出相反的反应；二是中国央行大概率不跟随美联储加息，这将释放央行维稳的态度；三是中、美债券收益率利差处于150BP的历史高位，尽管中国2016年以来从未加息，但是中国长端债券收益率上行幅度已经远超美国，因此即使美债收益率上行，中国债市也未必上行，更何况美债收益率筑顶下行态势明显。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王有鑫：本次加息将对中国经济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外溢影响

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常化背景下的加息周期，与以往相比，本轮加息周期经济复苏基础尚未达到完全健康程度，主要是为防范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未来加息还面临特朗普新政不确定性、美国政局博弈和新兴市场溢回效应冲击和影响。

本次加息将对中国经济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外溢影响，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带来困扰，央行可能会先上调MLF、SLF等类政策利率，但幅度将低于美联储加息幅度，最早于明年下半年正式加息，使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逐渐靠拢。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外汇研究员王有鑫

李慧勇：预计明年美联储加息3-4次，“缩表”节奏不变

此次会议上的看点主要有二。一是美联储全面上调未来经济预期。上调美国 2017年GDP增速由2.4%上调至2.5%，2018年GDP上调0.4个百分点至2.5%，2019年和2020年的GDP增速也分别上调0.1和0.2个百分点；2017年到2020年的失业率均下调0.2%，显示出美联储对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乐观。

二是保持2018年、2019年以及长期利率目标不变，但上调2020年利率目标由2.875%至3.125%。

预计明年美联储加息3-4次，“缩表”节奏不变。一是因为税改影响在经济发展以及成熟阶段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在经济衰退时更加快速也更加显著。二是美联储虽然大换血，但主席鲍威尔加息态度中性，美联储未来更多的变化将会体现在放松金融监管上。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

鲁政委：中国央行跟进美联储上调利率的必要性在减弱

中国央行跟进美联储上调利率的必要性在减弱。首先，去杠杆进入2.0阶段，上调利率实现去杆杠的必要性下降，其它监管指标也可引导结构的优化。

其次，近期国内市场利率运行平稳且符合参考水平，这减弱了上调逆回购利率的必要性。通过对泰勒规则模型下的合意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观察，当前市场资金利率与泰勒规则所指示的货币市场利率基本吻合。

第三，汇率掣肘因素不强，逆周期因子向贬值方向起作用。2017年第一季度两次上调逆回购利率，对应的是美元对人民币处于相对高位，即市场仍有一定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中新社发 徐劲柏 摄 ” src=”http://i2.chinanews.com/simg/cmshd/2017/12/14/a7a3614f0fc54a2380f3cf66c062ea16.jpg” style=”border:px solid #000000″ title=”中新社发 徐劲柏 摄 ” />

中新社发 徐劲柏 摄

在逆周期因子的调节作用下，近期人民币中间价实际值与拟合值差值一直保持为正，也就是说逆周期因子这段时间持续向贬值方向起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当前汇率水平以及资本外流并不会影响央行操作，央行跟随美联储上调逆回购利率的必要性并不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明明：中国央行或将上调OMO操作利率以对冲影响

此次美联储12月加息符合此前市场预期。从美国通胀方面来看，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提振，美国11月CPI持平预期，但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CPI不及预期和前值，或将影响美联储明年的加息行动。

虽然今年以来人民币呈现双向波动态势，但美国税改导致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回流，同时吸引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可能对我国资本流动产生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考虑到国内经济韧性较强，年底汇率波动可能加大，所以我们认为本次跟随加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对债市而言，受到来自经济基本面、资本外流压力、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且中美短端利差较大，中国央行或将上调OMO操作利率以对冲影响。同时，考虑到稳定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要求，存贷款基准利率或将继续保持不变，并维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3.8%-4%中枢区间的判断不变。

——中信证券分析师明明

人民币汇率对出口和进口有何影响

人民币汇率波动直接影响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和进口成本，但实际效果随中国产业升级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而复杂化。传统理论中，贬值可能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升值则相反，然而近年数据显示，这种线性关系正被打破。

升贬之间的传统逻辑

当人民币贬值时，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理论上能增强价格竞争力，尤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反之，升值会提高出口价格，可能压制订单。进口方面，贬值推高原材料和商品的人民币成本，升值则降低采购支出。

2025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值0.7%，为当年最大单月升幅，但同期出口同比增长6.6%至3577.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更关键的是，当月贸易顺差达1141亿美元，为结汇提供了坚实基础。

这表明，汇率变动并非唯一驱动力，季节性因素和资金回笼需求也扮演了角色——年末企业为发放薪酬和分红，集中结汇意愿强烈。

技术壁垒取代价格优势

中国出口的韧性源于结构升级。2025年12月，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保持高位，其中汽车出口同比增长71.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47.7%。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已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壁垒”。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产品提价，海外客户因难以短期找到替代供应商，仍会维持采购。

相比之下，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汇率更敏感，但其在出口中的占比持续回落。东吴证券宏观报告指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技术密集型行业利润增速受汇率影响逐步减弱，2025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利润增速持续回暖。

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管理

面对汇率“过山车”，企业不再被动承受。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1.9万亿美元，外汇套期保值比率升至30%，创历史新高。金融机构也加快创新，降低参与门槛：

此外，货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提高到近30%，进一步对冲了汇率波动。

汇率是外贸环境中的变量，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才是抵御风浪的锚点。

潘功胜局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外汇管理事业创新发展》

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外汇管理事业创新发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潘功胜

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拉开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日趋完善。

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在复杂条件下取得历史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是人民币可兑换程度显著提高的40年。随着我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人民币可兑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1996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新世纪以来，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直接投资实现基本可兑换，外债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标准评估，我国资本项目已具有较高可兑换程度。

改革开放40年是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的40年。40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汇率的重大演变。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外汇留成制度，1980年以后逐步形成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我国参与主体多元化、交易产品不断丰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外汇市场持续创新发展，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其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功能得以更好发挥，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是外汇储备在大规模经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积累丰富经验的40年。1981年起，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新世纪以来，随着涉外经济发展，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一方面，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大规模经营挑战，外汇储备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模式。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万亿美元，较1978年末增长1.84万倍。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拓展多元化运用。2003年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创造性支持金融机构改革。2011年成立储备委贷办，不断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坚持市场化原则，为服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是成功应对金融危机风险冲击的40年。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采取多项措施，避免外部风险传染。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几度出现较严重的“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负向螺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外汇市场的综合性措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冲击。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汇市场出现边际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深入总结近年来成功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风险冲击的实战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多措并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力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以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统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同时带动管理重心从重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依法行政顶层设计，适时修订完善《外汇管理条例》。推进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近年来先后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企业单笔业务办理时间下降70%以上。提升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贯彻事前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大幅节约市场主体“脚底”成本。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展外汇管理改革先行先试，打造外汇管理改革开放新高地和试验田。

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初步形成。宏观审慎从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大局出发，以防控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总体目标，主要针对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采取必要的逆周期管理工具，调控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强化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监测监管。微观监管保持政策和执法标准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坚持功能监管，加强行为监管，分类管理、合理引导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打击跨境套利、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活动，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

开放条件下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经受住了经济周期考验。我国开放型经济体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经受住了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双顺差”，到美国量化宽松，再到美国复苏加息的完整周期考验。在这一框架下，外汇储备按照国务院、人民银行、外汇局三级授权管理，成为货币政策有效兼顾对内对外两组目标两组工具的重要载体和政策纽带，在我国成功抵御历次严重外部冲击中发挥了重要的“护城河”作用。

新时代明确新目标，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增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19年03月11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