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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一路“昂首向上”，持汇过节有何讲究？

春节临近，人民币汇率一路“昂首向上”。2月12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9整数关口，并创下阶段性新高，成为节前金融市场的一大亮点。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9457元，相较前一交易日中间价6.9438，调贬19基点。

多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人民币走强得益于外部环境改善、美元走弱、企业结汇需求释放、市场情绪升温等多重利好因素共振，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持续向偏弱方向调控，意在引导市场预期，防范短期内人民币过快升值。

随着9天春节长假临近，春节期间汇率将如何演绎？是否适合持汇过节等问题也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

节前人民币走强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保持韧性，在岸与离岸联动走强，趋势高度一致，是内外部环境、跨境资金流入、市场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据显示，人民币汇率自2025年12月底升破7.0关口后，2026年初延续升值趋势。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延续了2025年12月以来的偏强走势。”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第一财经表示，2025年11月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回稳，我国整体外部环境改善，是这段时间人民币走强的一个重要背景。

其次，近期美国司法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起刑事调查，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更大冲击，美元承压，而美联储新主席人选的“降息+缩表”主张尚未扭转美元颓势。“美元下行带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普遍出现一个升值过程。”王青说。

年底前后，企业结汇需求增加，也在带动人民币季节性走强。“特别是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后，此前出口高增累积的结汇需求有可能加速释放。”王青认为，近期汇市情绪偏高，也成为助推人民币走势偏强并于去年底“破7”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节将至，假期整整9天，期间人民币汇率又将如何演绎，这是大家颇为关心的问题。对此，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溟对第一财经表示，影响春节期间汇率的核心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利差与美元指数的变化，美元走弱通常带动人民币升值，其影响往往超过短期季节性因素：二是国内跨境收支状况，包括出口企业的结汇需求、居民购汇行为以及外资流入流出节奏：三是市场预期，尤其是对国内经济政策、稳增长力度以及监管层稳定汇率态度的判断。

“春节期间交易量相对减少，市场更容易受到情绪与预期的影响。”庞溟称。

王青分析，短期来看，考虑到一季度我国出口还会保持较快增长，春节前企业结汇需求有可能持续释放，市场情绪偏高，再加上短期内美元指数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春节前后人民币还会处在一个偏强运行状态。

持汇过节有讲究

人民币持续走强，直接关系企业经营与居民“钱袋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无疑会对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背景下，市场也在关心应该持汇过节吗？

庞溟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答案。对于居民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境外消费或投资需求，单纯为了“赌汇率”而持汇并无必要。如果节后确有留学、旅行或投资安排，则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分批购汇、平滑成本。

对居民而言，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换汇成本。“人民币汇率走强带来换汇成本下降，能够节省出国旅游、留学等支出，面临一个比较有利的时间窗口。”王青认为，居民换汇应以实需为原则。

对外贸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则会带来汇兑收益变化。王青表示，人民币以当前幅度升值，不会对外贸企业出口带来较大冲击，影响更多体现在出口企业汇兑收益受损等方面。汇率是出了名的“测不准”，外贸企业切忌在人民币汇率波动过程中单边押注，要坚守主业，适度利用各类外汇市场衍生品工具，控制汇率风险敞口，锁定出口收入，稳定经营预期。

庞溟也表示，对于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根据自身的外汇敞口、结算周期和成本预算进行套期保值，而不是押注短期汇率波动。

总体来看，春节期间汇率波动多为短期扰动，不改变中期运行趋势。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市场应理性管理外汇风险，避免情绪化决策，比试图预测短期涨跌更为重要。

政策托底护航

虽然在岸、离岸人民币创下阶段性新高，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于2月12日报6.9457，较前一交易日贬值19个基点。

“2025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持续在向偏弱方向调控，旨在引导市场预期，防范短期内人民币过快升值。”王青称。

综合市场分析来看，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取决于美元走势、外部经贸环境变化及国内稳增长政策效果。

王青判断，在当前人民币持续走强过程中，不可忽视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存在的贬值压力。一方面，2025年美元指数跌幅巨大，已对包括美联储降息等在内的各类利空因素有所消化，2026年美元指数有望企稳，今年人民币对美元被动升值动能会明显减弱；另一方面，2026年我国出口增速有可能下行，结汇需求趋于放缓，外部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汇市情绪出现波动。不过，2026年宏观政策发力稳增长，能够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供关键支撑。

2月10日，央行发布的《2025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内容延续了汇率基本稳定的总基调，在保持弹性、强化预期引导、防范超调风险基础上，新增“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汇率政策定位进一步提升。

“如果2026年人民币汇率出现背离基本面的急涨急跌情况，包括中间价调控在内，监管层稳汇市工具会果断出手，释放清晰政策信号。”王青判断，202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将围绕7.0至7.2中枢双向波动。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2026年1月汇率月报则预计，2026年2月人民币汇率将在6.85至7.05区间震荡，并提示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尽管人民币以稳为主，但在外部环境变化较快的情况下，汇率仍可能面临短期波动风险。

“2026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具备延续性升值的基础，上半年阶段性高点不排除触及6.8附近。”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预计。展望后续，他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因素主要来自两条线索：第一，一季度经济“开门红”若得到数据验证，将有助于改善增长预期与风险偏好，并通过经常账户韧性、企业结汇意愿与外资配置情绪等渠道，对汇率形成顺周期支撑；第二，从外部关系与事件节奏看，在4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双方仍大概率处于良性接触的相对可控区间，短期地缘与政策摩擦的尾部风险有望阶段性收敛，这将通过风险溢价下行与跨境资金预期改善，对人民币汇率形成额外支撑。

聚焦中国外汇储备：到底拥有多少才够用？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在1月份已经低于3万亿美元。尽管外汇管理部门重申，无须特别看重所谓的“整数关口”。但是，一个问题依然被各界关心：到底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才算够用？

衡量外储够用或者充足与否，全球尚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目前广泛使用的有两种指标，一种是重点关注基础清偿能力的传统指标，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综合衡量外储充足性指标。从两种指标来看，我国外储的规模依然是充足的。长期来看，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还需要考量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聚焦基础清偿的传统指标

传统外储充足性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进口覆盖，该指标反映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国际贸易是最基础的国际经济活动，应予以最优先保障，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足够应付3个月的进口；二是短期债务覆盖，用来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能100%偿还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外债。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今年1月底表示，从对外支付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看，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仍是十分充裕的。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在进口支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至少满足3个月的进口，假定没有人民币对外支付，目前是4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需求，其实跨境已经可以用人民币支付了。在对外债务偿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覆盖100%的短期外债，目前本外币短期外债规模为八九千亿美元，比2014年末的1.3万亿美元明显下降，说明近一段时期外债偿还压力已经得到较大释放。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除了外汇储备，中国还持有其他储备资产和外汇资产，这些资产也构成了中国对外支付能力的一部分，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用于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评价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应从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用途出发，优先保障进口支付和短债偿还这些最基本的需要，避免发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叠加的国际收支危机。

IMF指标兼顾多种压力

外汇储备面临的冲击和风险可能来自不同方面，为了综合衡量，IMF提出了涵盖一系列风险的综合指标。

梁红分析，该指标由反映国际收支潜在压力的四个分项指标组成：出口收入，反映外部需求下降或贸易条件冲击可能带来的损失；广义货币，反映国内资产清仓等形式的潜在资本外逃；短期债务，反映债务展期风险；以及其他负债，反映证券投资流出压力。

根据这四类风险，IMF提出了风险加权方法测算的外汇储备充足率，并根据历史数据模拟出了不同汇率制度国家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系数。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将中国按照固定汇率制来考量，截至2016年9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率达1.18，处于IMF所建议的合理水平1至1.5之间，表明外汇储备仍然充足，若按照浮动汇率制度考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更是远超IMF规定的上限。梁红认为，从IMF综合指标看，中国外储大体充足。

不过，对于这一指标的合理性，业内人士有不同的看法。管涛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价新标准，既考虑进口支付、短债偿还的需要，又考虑外来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汇出需要，还兼顾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的需求。这种将不同层次的储备需求动机混为一谈的评价方法值得商榷。满足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配置、外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汇出需要，以及其他方面对外汇储备的需要等，都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不宜归于外汇储备充足性考虑范畴。

充足性与汇率弹性有关

IMF提出的衡量指标并不完美，但展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汇率安排与弹性不同，需要的合意外储规模也不一样。

管涛表示，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归根结底是汇率安排问题。如果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同时本币又可自由使用，该国理论上就可以无须持有外汇储备。

央行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将进一步推进汇改，增加汇率弹性，最终目标是汇率的清洁浮动，也就是自由浮动。谢亚轩分析，从外汇市场建设、汇率市场化和清洁浮动的角度看，私人部门应该更多地持有对外资产，公共部门即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将稳步下降，实现“藏汇于民”。

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弹性增加，持有巨量外储的必要性会降低。梁红表示，更长期地看，中国需增加汇率弹性以更好地缓冲外部冲击，降低持有巨额外储的必要性。如果人民币成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货币错配等风险可从根本上得到抑制。因此，中国还应协同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管涛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朝市场化方向逐渐迈进，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浮动仍是中国继续坚持的既定目标。眼下众说纷纭的外汇储备规模问题，也许过两年就不足为虑。将一部分外汇资源由国家集中持有转为民间分散持有，反倒是有助于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经济日报记者 张 忱)

大变局下汇率市场化改革如何继续推进？

中国货币市场

内容提要

30年来，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卓越成就，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持续完善，弹性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提升。本文回顾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的成就与经验，分析百年大变局下汇率制度面临的挑战，探讨未来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方向。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人民币汇改是在原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变化的需要，因势利导，持续推动的过程。30年间，人民币汇改坚持渐进式的原则和市场化的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94—2005年上半年：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形成双轨制汇率体系。外汇短缺，人民币官方汇率高估，催生套利空间。伴随改革开放加速，内需扩张导致贸易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价差拉大，“黑市”乱象频发。1994年初，我国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外汇留存和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并轨双重汇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交易的中间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下行和外汇流出压力剧增。政府目标适时转向金融稳定，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

（二）2005年下半年—2014年：扩大汇率波幅

加入WTO后，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固定汇率难以自动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美联储降息，美元走弱，人民币被动地对其他货币贬值，由此引发了美国等经济体对人民币低估的争议。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新汇改，其核心是与美元脱钩，扩大汇率波幅。新汇改的主要内容有：改革汇率调控机制，由单一盯住美元转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浮动幅度；改革中间价报价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稳定外需和抵御国际资本冲击，我国再次选择主动放缓汇率改革进程，人民币汇率自2008年7月起阶段性盯住美元。

（三）2015年至今：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经济金融风险渐显。2015年，国内股市异常波动，国外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增强，面对诸多挑战，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基本稳定，但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偏离较大。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8·11”汇改旨在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化水平。起初，中间价确定的主要方式是参考前日收盘价，此举有效提升了中间价的透明度。虽然人民币一度出现单边贬值走势，但在央行引入“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和“逆周期因子”后，顺周期波动得到了有效抑制。

二、人民币汇改的成就、经验与挑战

（一）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就

30年间，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提升。一方面，汇率弹性增强提升外汇市场深度。1994—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波动率增幅超3倍。另一方面，外汇服务的广度不断拓展。参与主体从银行扩大至农联社、境外及非银机构等；交易时段从9：30am—11：30pm延长至上午9：30—次日3：00；交易币种从美元/人民币增加至24种外币与人民币交叉盘报价；产品体系从即期发展至包括远期、掉期、多种期权等多元化衍生工具，逐渐趋于完善。

第二，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显著增强。近年来，外汇市场创新不断，为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避险工具，如差额交割、亚式和美式期权等；外汇交易基础设施不断改进，银企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对多”交易平台；不断优化的结售汇电子交易系统、逐渐完善的外汇衍生品授信机制、持续提升的银行业务能力等，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大幅提升。2023年外汇衍生品签约规模超1.28万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56.7%。

第三，汇改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发展。汇改改变了我国的汇率管理方式，降低了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使汇率更贴合市场规律，助力制度型开放，增强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2017年6月至2024年初，“债券通”规模近4万亿元，增长3.6倍，显示我国资本市场吸引力大增。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第二大贸易融资、第五大储备和外汇交易货币。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回望过去，人民币汇率制度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完善，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一，渐进式汇改能够降低改革带来的风险。人民币汇改整体采取相对谨慎、循序渐进的方式，这有利于央行整体评估汇改影响，降低对经济的负面冲击。经验表明，没有最优的汇率制度，只有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总方向，结合每一阶段的特征调整汇率制度，汇率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经济波动“稳定锚”作用。

第二，维持汇率稳定有助于稳定国内外预期。在面对外部重大风险时（如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央行选择在一定时期内让人民币汇率窄幅波动，可有效平抑短期内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外预期。

第三，汇改的成功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1994年汇改伴随着经济改革，经济活力的释放夯实了汇改基础、增强了人民币竞争力、助力此次汇改成功达成目标。而2015年“8·11”汇改所面临的环境则更为复杂，汇改难度加大。央行通过改进中间价定价机制，实现了汇率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在适宜的经济环境中进行汇改，更能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

（三）汇率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挑战

1． 外部环境

货币需求格局的变化要求人民币成为稳定和受国际认可的货币。为了应对国际秩序的调整，人民币要具有稳定的币值、能够承受国内外各种冲击，市场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才能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才能提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民币需求格局发生调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重塑国际秩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试图推动建立利己的全球新秩序，向外输出矛盾，从而加剧了世界的分化。

国际秩序的调整加速了“去美元化”。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各国主动或被动开启“去美元化”进程。新兴国家正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助力人民币需求增加，2024年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为4.51%，较2011年末的0.29%显著增长。

应对美元式微下的货币多元化挑战，是人民币发展的新命题。在大变局中把握先机，从构建“圈子”到实现国际化，需增强人民币稳定性。而稳定的货币离不开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未来汇率改革应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现实需要，坚持有管理的市场化方向，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需要。在内部，我国正经历经济结构转型。在外部，疫后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胀，海外央行加息，利率升至高位。在这种环境下，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较大。但放任贬值会加剧资本外流和贸易紧张局势，进而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现阶段尚不支持汇率自由浮动，必须继续坚持必要管理，维持汇率稳定。

2． 面临的挑战

一是人民币汇率在反映市场供求上仍存在些许不足，表现为：汇率定价的透明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投资者结构尚待进一步丰富；外汇产品体系有待完善，尚缺少外汇期货等产品。

二是降低人民币对美元定价依赖，是大变局下掌握主动权的必要之举。央行旨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但市场仍过度关注美元，对一篮子货币重视程度不足。2016年至今，美元指数与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的相关系数接近0.7。过度依赖美元可能削弱央行对汇率的管理效果，不利于我国在大变局中占据主动。

三、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是完善中间价形成机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可逐步创新一篮子货币构成，降低美元权重，同时培养投资者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意识，减少美元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二是继续放宽汇率的波幅管理。放宽日波动幅度虽可能加大汇率波动，但基于供求的正常波动是市场寻求均衡的过程。增强汇率弹性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应克服“浮动恐惧”，逐步放宽日波动幅度限制，提高汇率市场化水平。

三是加强与市场沟通。可考虑引入前瞻性指引，适当披露外汇市场管理机制。如口头干预、定期公布政策、发布经济数据和分析报告等前瞻性指引，通过影响公众预期来调节市场，可以有效增强市场可预期性。

（二）发展多层次外汇市场

一是丰富外汇衍生工具。可考虑适时新增标准化衍生交易工具，如外汇期货等，通过高流动性及低保证金模式，减少企业套保成本；允许企业及银行在合规基础上尝试灵活套保策略，如远期动态对冲等；引入期权费较低的外汇奇异期权等。

二是扩大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考虑继续深化非银机构参与度，持续推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参与外汇市场；拓宽实体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入市渠道，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和投资者教育；积极引入境外投资者，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优化做市商管理。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存在数量少且结构单一、竞争不足、做市意愿不强等问题。未来可考虑完善做市商分层制度，发展做市商间经纪商；放宽资格限制，扩充做市商队伍，引入非银机构；建立竞争性制度，增强市场化报价；进一步减税降费，提升做市商报价积极性。

（三）加大外汇便利化政策和服务供给

以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推进民营企业外汇便利化和金融服务供给。针对科技创新及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收入不确定性高等问题，应强化便利化服务；加强政府担保联动，降低外汇套期保值成本；引导银行提供专业服务，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同时，深化科技赋能，优化改造业务流程，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转型升级。

着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推进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相关法规的完善，推动企业境外上市，推进跨境股权投资试点的拓展，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吸引更多外资资本“走进来”，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水平。同时，可考虑适时适度放松实需原则，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满足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及合理投资的需求。

*本文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30周年征文活动中获得入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