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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

外汇储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成就的客观反映,是国际收支运行的实际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国际收支在波动中逐渐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外汇储备规模在一个时期内有所下降。对于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需要客观分析、理性看待、保持平常心。外汇管理部门要继续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发挥好外汇储备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外汇储备规模变化是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结果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汇储备规模在长期增长后出现了高位回调。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规模仍处于合理区间。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首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民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顺差。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从1992年初的217亿美元,攀升到2014年6月的历史峰值3.99万亿美元。根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末,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日本、瑞士、沙特、台湾、香港、巴西、韩国、印度和俄罗斯。其中,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约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28%,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伴随着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从2000年初的1547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013年末的3.82万亿美元,年均增幅在26%以上。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来,伴随着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我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份达到历史峰值后出现回落。

我国外汇储备十分充裕。一国持有多少外汇储备算是合理,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上世纪50至60年代,最广泛使用的外汇储备充足率指标是覆盖3至6个月的进口;后来,外汇储备功能需求拓展到防范债务偿付能力不足,广泛使用的充足率标准变成覆盖100%的短期债务。2011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合各国危机防范的资金需求,提出了外汇储备充足性的综合标准。外汇储备规模是一个连续变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对其合理水平的衡量需要综合考虑一国的宏观经济条件、经济开放程度、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能力、经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就我国而言,当前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是相当充裕的,能够满足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

二、外汇储备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当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在推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等对外开放新思想。外汇管理部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开放新思想,积极创新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和运用机制,在宏观政策调控、服务国家战略、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汇储备是我国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稳定器,外汇储备在维持国际支付能力、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流动性宽裕时,市场主体出售多余的外汇资金,推动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在全球流动性紧缩时,市场主体增持外汇资产、减少境外负债的行为,导致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了“蓄水池”作用,避免了跨境资金大进大出脱离经济基本面,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充裕的外汇储备也为我国成功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严重外部冲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外汇储备很好地服务了对外开放战略大局。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外汇管理部门紧紧围绕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近年来,开辟、拓宽了包括委托贷款、股权注资等各类渠道,向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提供外汇资金,形成权责清晰、目标明确、层次丰富、产品多样的外汇储备运用机制,着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企业“走出去”、重点领域进出口等领域,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利于中国与世界有机结合,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合理运用外汇储备实现了“藏汇于民”。近年来,面对市场主体的购汇需求和持汇意愿,外汇管理部门坚持深化外汇管理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切实提升汇兑便利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外汇储备“藏汇于民”。从持有主体看,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外汇储备、中投公司、社保基金、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多种形式的对外投资主体,外汇持有主体的多元化取得了显著进展。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外汇储备下降约1万亿美元,居民对外净资产提高约0.9万亿美元,两者基本对应,这是“藏汇于民”的直接体现。从私人部门看,这一时期“藏汇于民”主要是用来满足境内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偿还外债、旅游和留学等用汇需求。从官方部门看,在央行资产方外汇储备下降的同时,负债方也会相应下降,“藏汇于民”并没有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复式平衡”。从横向比较看,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在对外资产中的占比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位于合理中游水平。从纵向比较看,截至2016年末,我国对外资产中民间部门持有占比首次过半,为2004年公布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外汇储备资产占比为48%,比2009年末下降近20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对外经济金融交往正在从以官方部门对外投资为主,转为官方部门与民间部门对外投资并驾齐驱。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既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央行向市场提供外汇流动性,防止了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维护了市场稳定。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对国际社会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三、用好外汇储备,服务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

改革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外汇管理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外汇储备在开放型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外汇储备规模将在波动中逐步趋于稳定。经济金融变量从来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在周期中波动和发展的,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虽然目前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但长远来看,我国经济金融基本面稳中向好,预计跨境资本流动将进一步向均衡收敛。首先,我国经济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未来经济发展会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我国经济基本面仍将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国内对外债务去杠杆化进程基本完成,我国企业利用外债已在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第三,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在合理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我国经常账户在未来五年中将继续保持顺差,构成稳定的外汇供给。第四,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和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发展不断深化,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境外投资者投资我国境内市场,金融账户的外汇供给将稳健提升。第五,国际金融市场上货币和资产价格盈亏互补的表现,加上我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布局,将会带来较好的分散化效果,从而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平稳。综合来看,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在波动中逐步趋于稳定。

继续优化外汇储备稳定国际收支的重要功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外汇管理部门要按照宏观政策要稳的政策思路,全面做好稳增长各项工作,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下,外汇储备需要逐步回归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功能。这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保障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必然要求。

外汇储备管理和运用以服务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为己任。自觉把外汇储备管理和运用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谋划,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促进共同发展。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工作部署,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勇于担当,措施有力,统筹协调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将资金重点运用于保障“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战略领域,积极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不断提升我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继续坚持安全、流动、保值、增值原则,对外汇储备进行审慎、规范、专业的投资运作,优化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聚焦中国外汇储备:到底拥有多少才够用?

衡量外汇储备充足性的指标_后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_外汇储备规模是否充足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在1月份已经低于3万亿美元。尽管外汇管理部门重申,无须特别看重所谓的“整数关口”。但是,一个问题依然被各界关心:到底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才算够用?

衡量外储够用或者充足与否,全球尚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目前广泛使用的有两种指标,一种是重点关注基础清偿能力的传统指标,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综合衡量外储充足性指标。从两种指标来看,我国外储的规模依然是充足的。长期来看,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还需要考量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聚焦基础清偿的传统指标

传统外储充足性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进口覆盖,该指标反映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国际贸易是最基础的国际经济活动,应予以最优先保障,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足够应付3个月的进口;二是短期债务覆盖,用来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能100%偿还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外债。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今年1月底表示,从对外支付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看,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仍是十分充裕的。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在进口支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至少满足3个月的进口,假定没有人民币对外支付,目前是4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需求,其实跨境已经可以用人民币支付了。在对外债务偿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覆盖100%的短期外债,目前本外币短期外债规模为八九千亿美元,比2014年末的1.3万亿美元明显下降,说明近一段时期外债偿还压力已经得到较大释放。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除了外汇储备,中国还持有其他储备资产和外汇资产,这些资产也构成了中国对外支付能力的一部分,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用于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评价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应从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用途出发,优先保障进口支付和短债偿还这些最基本的需要,避免发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叠加的国际收支危机。

IMF指标兼顾多种压力

外汇储备面临的冲击和风险可能来自不同方面,为了综合衡量,IMF提出了涵盖一系列风险的综合指标。

梁红分析,该指标由反映国际收支潜在压力的四个分项指标组成:出口收入,反映外部需求下降或贸易条件冲击可能带来的损失;广义货币,反映国内资产清仓等形式的潜在资本外逃;短期债务,反映债务展期风险;以及其他负债,反映证券投资流出压力。

根据这四类风险,IMF提出了风险加权方法测算的外汇储备充足率,并根据历史数据模拟出了不同汇率制度国家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系数。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将中国按照固定汇率制来考量,截至2016年9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率达1.18,处于IMF所建议的合理水平1至1.5之间,表明外汇储备仍然充足,若按照浮动汇率制度考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更是远超IMF规定的上限。梁红认为,从IMF综合指标看,中国外储大体充足。

不过,对于这一指标的合理性,业内人士有不同的看法。管涛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价新标准,既考虑进口支付、短债偿还的需要,又考虑外来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汇出需要,还兼顾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的需求。这种将不同层次的储备需求动机混为一谈的评价方法值得商榷。满足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配置、外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汇出需要,以及其他方面对外汇储备的需要等,都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不宜归于外汇储备充足性考虑范畴。

充足性与汇率弹性有关

IMF提出的衡量指标并不完美,但展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汇率安排与弹性不同,需要的合意外储规模也不一样。

管涛表示,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归根结底是汇率安排问题。如果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同时本币又可自由使用,该国理论上就可以无须持有外汇储备。

央行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将进一步推进汇改,增加汇率弹性,最终目标是汇率的清洁浮动,也就是自由浮动。谢亚轩分析,从外汇市场建设、汇率市场化和清洁浮动的角度看,私人部门应该更多地持有对外资产,公共部门即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将稳步下降,实现“藏汇于民”。

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弹性增加,持有巨量外储的必要性会降低。梁红表示,更长期地看,中国需增加汇率弹性以更好地缓冲外部冲击,降低持有巨额外储的必要性。如果人民币成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货币错配等风险可从根本上得到抑制。因此,中国还应协同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管涛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朝市场化方向逐渐迈进,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浮动仍是中国继续坚持的既定目标。眼下众说纷纭的外汇储备规模问题,也许过两年就不足为虑。将一部分外汇资源由国家集中持有转为民间分散持有,反倒是有助于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经济日报记者 张 忱)

大变局下汇率市场化改革如何继续推进?

中国货币市场

内容提要

30年来,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卓越成就,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持续完善,弹性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提升。本文回顾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的成就与经验,分析百年大变局下汇率制度面临的挑战,探讨未来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方向。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人民币汇改是在原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变化的需要,因势利导,持续推动的过程。30年间,人民币汇改坚持渐进式的原则和市场化的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94—2005年上半年: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形成双轨制汇率体系。外汇短缺,人民币官方汇率高估,催生套利空间。伴随改革开放加速,内需扩张导致贸易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价差拉大,“黑市”乱象频发。1994年初,我国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外汇留存和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并轨双重汇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交易的中间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下行和外汇流出压力剧增。政府目标适时转向金融稳定,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

(二)2005年下半年—2014年:扩大汇率波幅

加入WTO后,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固定汇率难以自动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美联储降息,美元走弱,人民币被动地对其他货币贬值,由此引发了美国等经济体对人民币低估的争议。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新汇改,其核心是与美元脱钩,扩大汇率波幅。新汇改的主要内容有:改革汇率调控机制,由单一盯住美元转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浮动幅度;改革中间价报价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稳定外需和抵御国际资本冲击,我国再次选择主动放缓汇率改革进程,人民币汇率自2008年7月起阶段性盯住美元。

(三)2015年至今: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经济金融风险渐显。2015年,国内股市异常波动,国外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增强,面对诸多挑战,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基本稳定,但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偏离较大。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8·11”汇改旨在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化水平。起初,中间价确定的主要方式是参考前日收盘价,此举有效提升了中间价的透明度。虽然人民币一度出现单边贬值走势,但在央行引入“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和“逆周期因子”后,顺周期波动得到了有效抑制。

二、人民币汇改的成就、经验与挑战

(一)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就

30年间,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提升。一方面,汇率弹性增强提升外汇市场深度。1994—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波动率增幅超3倍。另一方面,外汇服务的广度不断拓展。参与主体从银行扩大至农联社、境外及非银机构等;交易时段从9:30am—11:30pm延长至上午9:30—次日3:00;交易币种从美元/人民币增加至24种外币与人民币交叉盘报价;产品体系从即期发展至包括远期、掉期、多种期权等多元化衍生工具,逐渐趋于完善。

第二,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显著增强。近年来,外汇市场创新不断,为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避险工具,如差额交割、亚式和美式期权等;外汇交易基础设施不断改进,银企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对多”交易平台;不断优化的结售汇电子交易系统、逐渐完善的外汇衍生品授信机制、持续提升的银行业务能力等,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大幅提升。2023年外汇衍生品签约规模超1.28万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56.7%。

第三,汇改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发展。汇改改变了我国的汇率管理方式,降低了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使汇率更贴合市场规律,助力制度型开放,增强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2017年6月至2024年初,“债券通”规模近4万亿元,增长3.6倍,显示我国资本市场吸引力大增。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第二大贸易融资、第五大储备和外汇交易货币。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回望过去,人民币汇率制度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完善,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一,渐进式汇改能够降低改革带来的风险。人民币汇改整体采取相对谨慎、循序渐进的方式,这有利于央行整体评估汇改影响,降低对经济的负面冲击。经验表明,没有最优的汇率制度,只有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总方向,结合每一阶段的特征调整汇率制度,汇率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经济波动“稳定锚”作用。

第二,维持汇率稳定有助于稳定国内外预期。在面对外部重大风险时(如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央行选择在一定时期内让人民币汇率窄幅波动,可有效平抑短期内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外预期。

第三,汇改的成功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1994年汇改伴随着经济改革,经济活力的释放夯实了汇改基础、增强了人民币竞争力、助力此次汇改成功达成目标。而2015年“8·11”汇改所面临的环境则更为复杂,汇改难度加大。央行通过改进中间价定价机制,实现了汇率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在适宜的经济环境中进行汇改,更能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

(三)汇率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挑战

1. 外部环境

货币需求格局的变化要求人民币成为稳定和受国际认可的货币。为了应对国际秩序的调整,人民币要具有稳定的币值、能够承受国内外各种冲击,市场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才能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才能提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民币需求格局发生调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重塑国际秩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试图推动建立利己的全球新秩序,向外输出矛盾,从而加剧了世界的分化。

国际秩序的调整加速了“去美元化”。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各国主动或被动开启“去美元化”进程。新兴国家正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助力人民币需求增加,2024年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为4.51%,较2011年末的0.29%显著增长。

应对美元式微下的货币多元化挑战,是人民币发展的新命题。在大变局中把握先机,从构建“圈子”到实现国际化,需增强人民币稳定性。而稳定的货币离不开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未来汇率改革应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现实需要,坚持有管理的市场化方向,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需要。在内部,我国正经历经济结构转型。在外部,疫后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胀,海外央行加息,利率升至高位。在这种环境下,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较大。但放任贬值会加剧资本外流和贸易紧张局势,进而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现阶段尚不支持汇率自由浮动,必须继续坚持必要管理,维持汇率稳定。

2. 面临的挑战

一是人民币汇率在反映市场供求上仍存在些许不足,表现为:汇率定价的透明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投资者结构尚待进一步丰富;外汇产品体系有待完善,尚缺少外汇期货等产品。

二是降低人民币对美元定价依赖,是大变局下掌握主动权的必要之举。央行旨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但市场仍过度关注美元,对一篮子货币重视程度不足。2016年至今,美元指数与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的相关系数接近0.7。过度依赖美元可能削弱央行对汇率的管理效果,不利于我国在大变局中占据主动。

三、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是完善中间价形成机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可逐步创新一篮子货币构成,降低美元权重,同时培养投资者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意识,减少美元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二是继续放宽汇率的波幅管理。放宽日波动幅度虽可能加大汇率波动,但基于供求的正常波动是市场寻求均衡的过程。增强汇率弹性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应克服“浮动恐惧”,逐步放宽日波动幅度限制,提高汇率市场化水平。

三是加强与市场沟通。可考虑引入前瞻性指引,适当披露外汇市场管理机制。如口头干预、定期公布政策、发布经济数据和分析报告等前瞻性指引,通过影响公众预期来调节市场,可以有效增强市场可预期性。

(二)发展多层次外汇市场

一是丰富外汇衍生工具。可考虑适时新增标准化衍生交易工具,如外汇期货等,通过高流动性及低保证金模式,减少企业套保成本;允许企业及银行在合规基础上尝试灵活套保策略,如远期动态对冲等;引入期权费较低的外汇奇异期权等。

二是扩大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考虑继续深化非银机构参与度,持续推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参与外汇市场;拓宽实体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入市渠道,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和投资者教育;积极引入境外投资者,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优化做市商管理。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存在数量少且结构单一、竞争不足、做市意愿不强等问题。未来可考虑完善做市商分层制度,发展做市商间经纪商;放宽资格限制,扩充做市商队伍,引入非银机构;建立竞争性制度,增强市场化报价;进一步减税降费,提升做市商报价积极性。

(三)加大外汇便利化政策和服务供给

以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推进民营企业外汇便利化和金融服务供给。针对科技创新及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收入不确定性高等问题,应强化便利化服务;加强政府担保联动,降低外汇套期保值成本;引导银行提供专业服务,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同时,深化科技赋能,优化改造业务流程,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转型升级。

着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推进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相关法规的完善,推动企业境外上市,推进跨境股权投资试点的拓展,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吸引更多外资资本“走进来”,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水平。同时,可考虑适时适度放松实需原则,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满足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及合理投资的需求。

*本文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30周年征文活动中获得入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