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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始终没真正成为货币 近代中国为什么错过了金本位

黄金的价值魅力，几乎和其耀眼的光芒一样摄人心魄。 一般而言，贵金属有三大职能，记账手段、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黄金在漫长的五千年国史中，竟然只发挥了最后一项作用，这不由令后人万分诧异。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全球化轨道——虽然颇有点被迫，而在国际金融界已纷纷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铜本位制和银铜复本位制这两种货币体制并行的古怪格局，而且还在向银本位制演化。

绸缎曾经是流通货币

中国翔实、可信连续的历史记载开始于西汉。查考此时史籍，我们会惊讶于两件事，一是西汉曾大量使用黄金作为支付交易手段，而且价值明确;二是到东汉，官书记录的黄金流通大为减少，换言之，黄金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自此永远退出了交易市场。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有些金融史专家猜测，可能是东汉佛教渐兴，大量黄金被用作涂饰佛像或抄写经书，也有说，此时海外贸易勃兴，使得黄金大量向西方流出。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帛”，即绸缎已经稳定地成为大额支付手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最后写道：“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曾经有人认为，烧炭老人饥寒交迫，给他这些绫罗绸缎，既不能御寒更不能充饥，又有何用?其实，根据从《汉书》到《魏书》乃至《唐六典》的记载，从汉至唐一千年间，绸缎都是货币，而并非单纯的商品。

和贵金属不一样，绸缎不耐储藏。贵金属货币因为不会变质，不会损耗，因此会因民间储蓄而沉淀下来，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准的金银，越容易被民间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货币，愈发劣质，进而引发一些经济问题。而绸缎中含有蛋白质，储存时间过长，便会脆裂泛黄，迫使人们将其尽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汉盛行一时的黄金并没有“失踪”，只是日渐沉淀于民间的箱笼中、夹壁间，不复流通于市面。

晚明时期白银大量输入

宋代在经济上的繁盛丰裕，国内贸易的繁荣，使得纸币“交子”得以产生;而因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所以使得中国的官铸铜钱成为整个东亚的通行货币。

宋代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被侵略的弱势，因此需要靠大量的岁币维持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局面。岁币中包括大量的绸缎，绸缎常被搜罗一空。也就是在此时，“帛”作为一种货币，正式退出了金融领域。

而此时中国的富有，吸引了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前来贸易，然后运回大量的中国铜钱在本地流通。如同今天的美国和美元。

明代的币制比较简单，先用纸币，后以铜为本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到晚明时期，由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商人经贸易而输入的白银逐渐成为另一种主要货币。

在明初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金银比值一直维持在1∶6上下。到崇祯年间，已经达到1∶15之多。这是因为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愈发繁荣，白银大量输入导致日渐贬值，从隆庆到崇祯，80年间海外白银输入达三四亿枚银圆，自然会金贵银贱，比值拉开。

1∶15的国际标准直到19世纪末列强都逐渐采用金本位制以后，才打破这个平衡。

为什么不能确定币制

清朝建国一百年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才恢复到晚明的水平。

但是清朝官方始终没有确定币制。事实上当时国内是银两和铜钱并行，但政府只负责铜钱的铸造，而对于白银的流通要领，并不作硬性规定。

明清五百年间的知识分子，眼界狭窄，不通时务，对于经济、财政、金融尤其隔膜，对于国际金融都几乎一窍不通。

而且，这些高官包括林则徐等不知道的是，此时世界第一强国不列颠帝国已经采取金本位制，对黄金的需求才是其国立金融目标。因此以后的70年间，银价越来越便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制造武器需要白银，银价才有所回升。

当时清廷既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更缺乏这方面的动力。因此，当19世纪中后叶全世界向金本位制转轨的时候，中国显然失去了一个跟上时代潮流的大好时机。

1901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30余年，照说国内不乏精通金融学的人才。但是，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没人提醒一下清廷：银价一直在不断下跌。

自19世纪末世界各国纷纷将手中的银条银圆抛售以换取黄金。这样，金银比值愈发扩大。但《辛丑条约》的中方签订者见不及此，赔款的计算方式用白银，还竟然同意“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之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

这就是金融史上所谓的“镑亏”，即金银比值扩大后的亏空。具体数字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清政府单单为弥补亏空的明确借款就有800万两之多。

在此事的刺激下，一些驻外使节开始考虑更张之道。最早建议朝廷改用金本位制的，是驻俄公使胡惟德。1903年初，在一份奏折中，他认为，“当今环球各国皆以用金矣，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

清廷考虑要实行金本位，则要筹集巨额黄金，而当时世界上金本位制蔚然成风，金价步步高企，中国以银换金，可能会更加亏本。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清末中国白银是事实上的基本货币，如果币制和黄金挂钩，白银价格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就会恶性化、常态化，使得海内外商人都会失去投资和贸易的兴趣。

然而，清末讨论了近10年的币制问题，以朝廷确定银本位制而告终，但这一套金融政策尚未展布，仅仅一年半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轰然倒塌。

回到银本位制

币制问题关系国家金融命脉，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就在财政部下面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荷兰著名金融家卫斯林对中国非常熟悉，清末他就是朝廷的币制顾问。周学熙担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后，与他反复研究，终于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金汇兑本位制。

但是，袁世凯终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1914年初，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还是决定“谋币制之统一”为第一要务，先确定银本位制，“一俟将来商业发达，再行改为金本位”。

也就是说，从清末到民初，12年来国内外金融家提出无数方案，最后还是采纳了银本位制，和之前不同的是，开始铸造“国币”——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袁大头”银圆，以彰显主权信用。至于金本位制，还算是将来目标。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当时国内政局紊乱，南北分裂，连北洋内部都互相攻伐。中国的币制问题，直到孔祥熙在任时才彻底解决。

从历史实践看人民币以什么为锚？

货币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促进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更为便利地发生。说重要，是因为稳定的货币降低交易费用的规模大得惊人——即使在恶性通胀时期，人们仍然愿意使用时刻在贬值的货币，而不是以物易物。说根本，是指货币其他一切功能，如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以及价值储存等，均必须以交易媒介这一功能为基础，舍此无他。

因此，在任何时候，维持币值的稳定都应是一国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然而，从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看，各国政府似乎天生地有将货币贬值的动力。通过收取“铸币税”，或者多印货币收取所谓的“通胀税”，政府可以不知不觉间增加自己的收入，解决既存和可能的财政危机，增大以财政政策调控经济或者干脆就是挥霍享受的空间。

货币下锚的历史实践

在金本位制时期，铸币的价值由含金量所决定，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受“可平价兑换黄金”的约束，因此虽然存在“铸币税”或者“信用发行”的情况，但币值总体上保持了大致稳定。这可不是由于那时的政府更加崇高且对保持币值稳定的重要性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而是在金本位制下，货币天然地有一个锚——黄金的产量。黄金产量决定了总的货币供应量，并因此决定了币值的变动。

然而，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在长期中会持续性地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压力缘于黄金产量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事实上，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金本位制的最终崩溃。尽管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地调高黄金价格，以维系金本位制的运作，但这样做等于将财富在全球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在政治上一定行不通。

金本位制崩溃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汇兑本位制运行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其他货币以美元为锚），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以黄金为锚）。美国尽管有决定货币政策和发行美元的权力，但是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卖出美元储备换回黄金或者将黄金兑换为美元，来限制美国自行其是的自由度并确保美元币值的大致稳定。在这样一种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美国的货币币值保持了基本稳定，外围国的货币币值也相应保持了基本稳定。

随着黄金的持续外流，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成为不可与黄金兑换的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由于货币不再以黄金或者美元为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仍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继续钩住美元），为保持币值的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被相继采用。

在货币供应量目标制下，中央银行动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货币供应量遵循一个确定的规则变动。理论上，只要严守这规则，不为调控经济等原因滥发货币，则币值的稳定可期。然而，采取货币供应量目标制会面临至少三个问题。第一，货币要如何界定？根据流动性大小和收益率高低，货币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基础货币、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等等，由于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应选取哪一种口径的货币作为中介指标就成为难题。第二，货币供应量变动之效果的显现有较长时间的滞后，且同样的币量变动在不同时期的效果和时滞不同。第三，就算能决定货币量，因金融创新等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也难以顾及。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质是以一篮子商品作为货币之锚，确保一定的货币能够购买到一定数量的商品，达到币值稳定的结果。但通胀目标制也面临着诸如政策时滞、政策效果不确定等多种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一国价格水平极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另一个问题则是，资本市场等的发展，导致了通货膨胀愈来愈难以被准确地测度。这些问题都给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从国际经验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运作并不成功。

人民币以什么为锚

在分析了不同时期货币下锚的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不足之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人民币应该以什么为锚。前面说过，受黄金产量的制约，全球性的金本位制早已去如黄鹤。那么仅仅某一国实行金本位制，比如人民币以黄金为锚可行吗？答案仍是否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相对当前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即使全球黄金存量的规模也依然偏小，更遑论中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二是黄金的流入流出以及国际市场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波动。

而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扩张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带来的货币内生增长成为货币供应增加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已经难以通过对基础货币的操控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了，这可从近年来制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和新增信贷规模目标几乎没有实现过得到印证。因此，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是人民币锚的理想选择。

那么，人民币以一篮子商品为锚如何？在笔者看来，除了上述阐及的多种困难外，体制性原因是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最大障碍。这种体制性原因可以表述为，在央行相对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从属于财政政策。也即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置于物价稳定之上，一旦经济增速下滑超过预期，那么必然会牺牲物价的稳定以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换取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的背景下，早已习惯高速增长的我国政府，极有可能频繁采取实质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缓经济回落的进程。换言之，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体制和理念上即已被否定，那么又如何能够指望其成功运作呢？

余下的选择就只有外汇本位了。固然，以一种或一篮子国际主导货币为锚也存在各种问题，例如增加了本国经济暴露于来自国外的冲击的风险，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联手施压等，但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世界范围内的实践经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相对更优。这里，重点是以外汇或者汇率为锚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非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间抉择——盯住一种货币，人民币与该货币之间汇率固定，但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盯住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皆浮动，但对任何一种货币的浮动范围都大大缩小。

民国时期100块大洋与现在的货币换算之谜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变迁。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那就是民国时期的100块大洋，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充满了神秘色彩。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与现在截然不同。因此，要准确计算出民国时期的大洋与现在的货币兑换比例，就必须对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有充分的了解。

据了解，民国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即一块钱等于一块钱白银。而当时的黄金价格约为每两黄金换人民币5万元。因此，我们可以初步估算出民国时期的一块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元。所以，如果我们要将民国时期的大洋换成现在的货币，就需要将其换算成人民币。

以100块大洋为例，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出：100块大洋约等于500元人民币。当然，这个换算结果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但是，从这个估算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生活水平和现在的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总之，民国时期的100块大洋，相当于我们现在约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基于当前市场行情和历史资料进行的粗略估算。当然，具体数值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个答案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那段历史，也让我们对未来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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