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使用金币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就行使“郢爰”等金版货币，近年来，先后又出土多枚汉、唐时期的金质钱币，如五铢、开元通宝等，上述金钱和后朝代中所铸的一些金质钱，种类不多，它们大多不是流通货币，而是特意铸之，以作馈赠之用的赏赐钱，所以铸造数量均十分有限。
中国近代机制金币则始于清朝晚期，早在光绪中期时，清廷里就有些洋务派官员倡议我国行使金币，如陈炽在《通用金镑说》中提出“欲收利权，欲兴商务，并非铸金钱不可，金钱之轻重，非仿用金镑不可”之议，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为筹款以铸金币，特向朝廷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并由天津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试铸了金币：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样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天津造币总厂试铸，纯金铸造，币面携帝号及岁次“光绪丙午年”造，次年再造岁次改丁未（1907年）的金币，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制作的金币，也是清代唯一的一次。
图1
图1就是其正背两面分别铸铭文及图案。正面铸有双线外郭，内圈有联珠纹。顶边铸右读楷体“光绪丙午年造”六字，底边右读为“库平一两”。珠圈内部直读“大清金币”字样。背面铸有正面五爪金蟠龙一条，祥瑞云朵围绕周围，外部两条，外侧为细线条，内侧有一联珠纹圈。而图2币样为光绪丁未年金币，正背两面分别铸铭文及图案。正面铸有双线外郭，内圈有联珠纹。大清金币的造型已接近新式钱币，但是币面上的铭铸仍说明没有完全脱离“秤量货币”体系。大清金币由于背面图案为一蟠龙，故俗称“龙洋”， 然而曾有一说，清廷当时曾拟定行铸金银铜三品，而天津造币厂试铸的大清金币样品，因在币面上遗漏了清朝的满文，造成严重的失误，故此种试铸金币进呈御览时，引起不悦而遭否定。
图2
由于朝廷对近代货币学的认识非常有限，币制争议没有结论，使得清廷在“圆两之争”与“金本位”、“银本位”的各种主张间举棋不定。随着银价逐渐回升，光绪三十一年时已等于庚子赔款的基准，随后继续攀升，中国在庚子赔款的赔付上还有所“镑盈”。清廷改革动力大不如前，加之朝廷重臣张之洞等人的反对，清廷自然就失去了推行金本位的兴趣。而且当时清朝黄金开采量非常低，数量也不足以支撑金币的发行，这二款大清金币最终无疾而终。
这些金币呈请制作的公文档案虽未见披露，然而天津造币厂原厂长李伯琦后来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金币考》内的一段记述颇具参考价值：“大清金币，光绪丙午、丁未年由北洋厂铸，乃日本雕模，较一般银元略大，用赤金，背蟠龙纹，面中大清金币四字，左右丙午或丁未二字。”另外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铸千枚进呈慈禧太后云：备慈圣年赏之用。实则臣贿其君，于《币制则例》毫无根据，故名曰币，实不得谓之币。间有流落人间者，多售于银楼，或改制簪珥。故铸数虽多，而人间见者鲜。”大清金币之珍贵由泉界耆宿的论述中可以窥见一二。
之后进入民国时期，1916年袁世凯想要恢复帝制，并专门铸发了纪念金币，图3即为该种金币的实物图片，正面就是袁大头银元的袁像钢模，只是在银币模基础上做了局部改进，使之更加精细；背面为一条振翅腾飞的应龙，前爪各握祥瑞法器，上边铸有国号中华帝国，下边是年号洪宪纪元与面额拾元。然而由于袁之称帝失败，此种金币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及至袁世凯死后，北洋系主要由段祺瑞掌权，1918 年始， 在日本方面提供 “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政府出台了 《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祈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
图3
至8 月 10 日，段政府正式公布有关币制改革的 《金券条例》。条例中规定：中国货币改用金本位制，由币制局发行金券，金券的基本单位为一金圆，金圆含纯金 0.752318克，即库平二分零一毫六丝八息八，金券有一圆、五圆、十圆、二十圆、五十圆、一百圆六种，持有外国金币或黄金的，可向指定银行兑换金券。在金圆铸成后，金券可兑换金圆。《金券条例》 颁布之后，作为西原借款的延续，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西原龟三继续谈判，准备订立八千万日元借款，以烟酒税为抵押，作为发行金券的准备金。
《金券条例》 公布后， 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反对，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京钞风潮之后，广大民众对政府发行货币的信用产生了动摇，不相信政府能维持兑现。再加上日中两国要员西原龟三和曹汝霖正密谈日本对华八千万日元的币制借款，而这笔借款由朝鲜银行提供，中外人士均怀疑这八千万日元充作发行金券的准备金，用金券兑换外币时只能兑到朝鲜银行纸币，金圆的含金量也就是日元的含金量。中国国内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对 《金券条例》 的浪潮。 留日学生、各省议会、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商会均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而西方列强也对此表示不满，英、俄、美驻华公使均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抗议。
图4
到了9 月 28 日，致使日本内阁彻底垮台，两国间的币制借款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可段政府并不死心，及至下一年即1919年，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正在举行，段政府还是想要借此实施金本位制，曹汝霖依然在从事于金本位币的铸造事宜。年初，天津造币厂以原民国3年袁大头银圆的图案为原型,再度尝试发行金币，制作面额为“拾圆”及“贰拾圆”金币两种（图4、5），由当时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此事。根据李伯琦的《中国金币考》所载:“民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两种，均民国八年总厂铸，亦鲁尔治·乔奇雕模，用美国币制花纹，与一圆袁像银圆相同，惟面背四周，多汉文边耳。民八年十圆金币，不特较洪宪金币多汉文边，且袁像亦较小多多矣。”
图5
“依据币制例，可完全称正币者，惟民国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耳。是时与日本有币制借款之议，虽名为币制借款，实则供段皖系之用。故不得不略事鼓铸，以掩人耳目。所成者十圆八十枚、二十圆四十枚，徒供世人把玩耳。”而1920年 11月曾拜访天津总厂的伍德华对此记述颇为详细:“此并非临时纪念性质，盖其时当局确有铸发金币供应市面流通之计划。惟嫌发行过早，事前筹划未能周详，故结果如昙花一现， 旋即消失。此币所造不多，出厂后即由政界、银行界及收藏家搜括一空， 绝未能在市面流通。”
由于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主权谈判完全失败，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上海及各大城市的工商界群起响应，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而北洋政府推行的金本位计划也随之被迫彻底取消了。可事实上，1914 年一次大战爆发后，参战各国大多是实施金本位制的主要国家，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各国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于是开始瓦解。战后直到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一段稳定时期内，各国曾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金币流通的基础已被削弱，无法恢复如前。
北洋政府在发行这两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金本位币时，金本位制已经式微，用一句商界的话来说：民国8年袁像金币在上市前就已是过时的产品。段政府的币制改革计划在当时本来符合货币制度发展的方向，对改革中国落后的货币制度的局面大有裨益。但是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皖系军阀为了一己私利以及日本的险恶用心，致使中国币制改革再次受挫，中国币制统一的进程又被推迟了。北洋过后进入国民党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党政府为建立一个体系完整的货币制度，于该年二月，特邀甘末尔等十几位美国财经专家来华，组成中国财政设计委员会。
当年十一月，甘末尔主持的该委员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交《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简称“甘末尔计划”）。 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决定采用“甘末尔计划”，推行金本位币制。并向美国费城造币厂定制整套金本位币钢模。民国二十一年（1932），钢模制成来华，上海中央造币厂随即试铸了整套样币。而正值此时，因全国金融界质疑与反对，国民政府被迫决定放弃金本位币制的尝试。因而，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系列硬币，仅出少量样币，均未正式发行。
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昙花一现的铸币。其成套由银、镍、铜三种质材构成。按币制规定，一元、半元、二毫、一毫面值的为银质，其具体状况为：壹圆面值，按边道不同，分有光边、齿边、星边（边道围铸梅花星图案）、字边（边道铸“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文字）、字相星间边（边道“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间以梅花星图案），共五大类。图6所示的币样就是星边样品，正面孙中山像之意大利版；背面为美国版三鸟贴水面低飞，帆船迎着旭日前进。
图6
甘末尔提出的金本位制，从学理来说应该是“金汇兑本位”，也称为“虚金本位”。其实北洋政府的以“西原借款”为基础的金本位计划在本质上亦属金汇兑本位制。“甘末尔计划”的推行，从理论上讲，对当时的中国是有利的。十九世纪后期，世界上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币制。原本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大量流入市场，致使银价急剧走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收付计价用白银，而遇国际收支，必须对黄金折合结算。随着银价不断下滑，中国在债务偿还及贸易结算上蒙受巨大损失。然而，“甘末尔计划”低估了中国的货币传统惯性和当时币制杂乱无章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即使迅速实现银本位制的“废两改元”和币制统一，在实际折兑替换的事务上，以及习俗观念的催化上，也是步履艰难的，更何况于朝夕之间推行概念陌生、币值虚化的金本位币制。
因而，该计划的推出，必然遭致金融界中外专家的广泛质疑与反对。纵观中国的金本位制推行，可以说一路艰难、阻碍重重，这样一个早已见效的好制度在中国就是实行不了！然而反观东邻的日本，在捞到了甲午战争清朝的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之后,黄金储备这个问题便一举解决了，日本国内的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图7
图7即为日本国内最早铸发的流通金币，面额是二十元。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也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最关键的是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清朝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转向金本位。且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国家制度。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为货币铸造。日本转向金本位，这一状况避免类似中国白银换算问题，可以顺利过渡到元钱厘的体系。对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已经使用铸币，日本铸币已晚了2000年，而中国直到晚清接近覆灭才开始发行铸币，比日本又晚了数百年。
再从政治角度审视中日货币，又有不一样的景致。其实中国与日本的变革时间相差不足20年:1870年日本铸造“龙洋”，1887年广东也开始铸“龙洋”。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同年中国开始机器铸钱，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2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但也会成为剧变时代的分水岭，落后20年已经足以让中国错失金本位的时间窗口，也意味着错失了历史机遇。
金本位乃至信用货币在全球成为主流，其实也就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对于这股历史潮流，中国也曾想加入，但国内争议纷争、利益分配纠缠之下，始终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王朝在系统性落后的形势下，货币或者金融改革难以单边突进，也无法倒转历史车轮。反观日本，则赶上了当时的时代快车，为随后的产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奠定了货币基础。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梦魇的深化，触发随后一系列政治破败，随后，中日两国命运的走向呈现出戏剧化的差别，从金融视角看去的结果就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却与之擦肩而过，即使以后到了民国想急起直追，也得仰人鼻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