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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北京友谊商店走下神坛：部分商品积灰，售货员就等退休

友谊商店已难现昔日辉煌，如今门可罗雀、生意清淡。

北京青年报9月12日消息，随着电商冲击，曾经风光无限的实体百货店都在寻求出路。然而在北京寸土寸金的长安街沿线，却有一家商店像“文物”几十年少有变化。这就是北京友谊商店，曾经作为国内最早的涉外商店之一，是新中国第一家为常驻外宾、旅游团队提供服务的大规模涉外商店。

如今，在一排排白炽灯管的照射下，友谊商店三层珠宝玉器古玩物件数年如一日地被陈列在玻璃柜台里，平日硕大的卖场里整整半天难觅一个顾客，售货员随意闲聊，或是玩手机打发着时间。有关友谊商店的改造传闻曾经一波三折，2007年澳门首富何鸿燊曾宣布注资40亿元对其进行全面改造，但项目改造无疾而终。随着今年市规划委网站发布友谊大厦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意见，这座地标建筑有望再次进行大手术。

卖场内半天没顾客，货签泛黄，白炽灯坏了三分之一

工作日的下午，从车水马龙的长安街走进友谊商店，一种穿越感就扑面而来。一层销售珠宝的柜台，三位身穿浅蓝色衬衫工服的售货员分别守着空荡荡的卖场，只有一位顾客和售货员聊着家常。从店内坐直梯上到4层，这里主要销售精品字画、真丝地毯，整个楼层只见到一位售货员。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友谊商店逗留的4个小时里，两次到访这层，空旷的卖场里一位顾客也没有遇到。

墙上挂起的国画略显浮尘，售价一千元至数千元不等，至于上一次是什么时间销售出去的，这位售货员并不愿透露。如果再想打听友谊商店这些年的运营情况，售货员只说：“您应该找我们领导问，听底下人发牢骚，那都没有用。”

友谊商店的三层以经营珠宝钻翠、精雕玉器、金银制品、雕漆制品、景泰蓝、文房四宝为主。不难发现的是，货架上的紫砂壶披了一层灰，柜台里翡翠吊坠玉镯的价签已经泛黄。由于这层经营面积大，有多个柜台甚至没有售货员值守。如果消费者只是闲逛，售货员并不会主动搭讪。想看什么商品，可以喊售货员来帮忙。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这层卖场楼层顶部的白炽灯灯管坏了至少三分之一，售货员使用的还是上个世纪的电镀折叠椅。从商品数量和品类上看，三层算得上是友谊商店的主力楼层，这里的售货员有六七位，较其他楼层多出不少，但同样由于顾客稀少，售货员或是聊天、或是玩手机打发时间。

中国最早涉外商店伴随对外开放走下神坛

然而这座化石般的卖场，往日的高贵与辉煌，却是老北京人共同的记忆。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1年5月，中央贸易部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沈阳 5 个城市建立了高级消费品商店，为首长提供稀缺、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而友谊商店最为独特，主要服务的是外国来访者。

1964年，北京友谊商店在东华门大街25号开业。当时，友谊商店的口号就是：“市面上有的商品，我们这里要最好；市面上缺的商品，我们必须有；外国时兴的，我们也得有！”

作为国内最早的涉外商店之一，是新中国第一家为常驻外宾、旅游团队提供服务的大规模涉外商店。当时，这里服务对象一度只限于涉外人员（ 包括海员、游客、外交官、留学生等）、华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干部； 销售的商品是进口加特供； 结算方式是外汇和各种兑换券； 服务员要求会说外语，特别是英语和日语。

如果有人能拿着神秘的外汇券从友谊商店里买到诸如电视机、手表、威士忌、可口可乐之类的紧俏品，也是当时人们炫耀的资本。对访华的各国领导人来说，逛一逛友谊商店几乎是他们来华的“保留曲目”。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外汇券停止使用后，普通中国人终于可以进入友谊商店。据资料记载，到了1991年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北京友谊商店似乎在一夜之间被突破最后防线，完成了对中国人的“完全开放”。

但伴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大批外资零售巨头蜂拥而入，友谊商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迷失方向。随着北京市场化进程的加剧，百货商场、大卖场和购物中心开始兴起。同时，加上国内货币政策的不断放宽，外籍顾客已可以通过银联卡等多种手段进行消费，北京友谊商店早已不是外籍顾客购物的唯一选择。

友谊商店凋敝与同楼民企红火

对外开放并非是涉外商店走向凋敝的必然命运。友谊商店的卖场虽然门可罗雀，但同一栋楼内，友谊商店出租的二层丝绸专区和一层东北角的进口超市却生意兴隆，这里在2014年分别转租给一家民营丝绸企业和一家进口食品超市。

被重新装修的二层显得明亮时尚，顾客也络绎不绝，两三位导购忙着招呼顾客。据其中一位导购说，丝绸区域销量一直不错，她们忙起来经常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虽然没做过多宣传，但来这里购物的既有外国人还有很多回头客。“好多老外都是奔着丝绸来的，我看他们并不会上楼买东西。”导购人员说。

同样，一层的“婕妮王”超市是附近外籍人士和白领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家连锁超市在京城颇有人缘，由于毗邻写字楼、使馆区、外交公寓，自2014年进驻友谊商店后，超市的人气一直很旺。

到底是什么让一座楼内的不同外贸企业冰火两重天？

40岁的张一峰（化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来到友谊商店，在他之后两三年，商店里就没有再进过新人。作为三层珠宝钻翠组的老员工，他也能感受到友谊商店与市场环境的格格不入，至于原因，他本能的回答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没有改变，这您得问我们领导啊。”

针对友谊商店近年来经营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北青报记者致电友谊商店总经办相关负责人，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并不清楚市规划委挂出的公告具体怎么回事，需要向首商股份的领导请示。而首商股份市场部负责人回复北青报记者称，相关领导们正在出差，需要等回京后当面汇报再说。

对话

“20多年没进新人了，我一直在等着退休”

对话人 张一峰（化名） 友谊商店柜台销售人员

北青报：友谊商店里的售货员明显比顾客多很多啊？作为国企，你们有没有任务指标？现在的商品进货情况怎么样？

张一峰：人少很正常啊，销售任务有，但完不成也没办法。商业市场环境就这样，各家也都不好做。三四年前珠宝行业还不错，现在随着社会大环境的转变，送礼的人少了，珠宝翡翠的经营方式也转成微商、工作室这种私人化经营模式，来自市场的冲击肯定有。

前些年我每年还会出差两三次，到南方去参加订货会，但近五年都没有再出去过，也没有进过新货。因为我们进货手续需要层层审批，但五年前市场进价也比较高，那会儿也不敢进货了，这些旧款就一直卖到现在。

有一些代销、联营合作厂家的关系是我师傅那一代人留下来的，当年他们是靠着友谊商店起家，现在厂家也会不定期调换货，但设计最新的款式早就轮不到送到友谊商店来了。

北青报：友谊商店辉煌的时候您赶上了吗？

张一峰：90年代初我中专毕业就来了，那时候就业分配不太好，因为学习好才会分到这儿来。当时就说为友谊商店改造培养人才，不过这一培养，培养了二十多年了。

带我的师傅早退休了，我可以说赶上了友谊商店繁荣期的尾巴。刚来的时候挣的工资也比外面多一点，但同期来的不少同学都离开了。到1993年左右，友谊商店也没有再来过新人。以前一个商品组20多人，后来离职的，退休的，现在一个部门才20多人。

北青报：现在友谊商店的顾客都是哪些人群呢？

张一峰：其实每个省市都有友谊商店，广州、上海都有，各家改制经营模式各不一样，但共同点是发展得都不太好。现在来北京友谊商店都是国内的一批老顾客，外国人来的少。我们这里的东西货真价实，价格公道。有一批喜欢逛老字号的人定期来，但年轻人肯定不感冒，一般他们转一圈就走了。

年初我们也卖过一大笔四五十万的珠宝玉器，顾客来看了好几次，一般这样的顾客我们都会集体服务，有的负责介绍，有的负责开单子、包装，有的找领导请示打折。

北青报：这么萧条的工作环境，员工们都安于现状？你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张一峰：我的目标就是等着退休啊，都扛了这么多年了，前几年也有一些年轻人离职改行，有的人发展还不错，但对于我来说就是等着退休，也许改造后不好安排，还有内退机会，所以到时候再看看。

现在单位发的这点工资肯定不够当前的物价现状，但我们同事之间不聊钱的事，没人聊这事，大家聊的都是五花八门，女同志之间有的是能聊呢。

进展

“长个变脸”为友谊大厦

友谊商店作为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时光指针倒转至2006年7月5日，当天北京西单友谊集团和萃力国际有限公司签约，友谊商店改造后的设计图纸和模型也同期对外公布，双方将出资40亿元，把友谊商店重建成CBD地区又一家包含高档商场的商务建筑及设施集群。萃力国际的老板是有“澳门赌王”之称的何鸿燊。

时任北京西单友谊集团总经理刘秀玲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友谊商店重建项目将于2006年底正式启动，预计2009年上半年竣工， “西友集团主要负责该项目用地，而萃力公司则主要负责该项目建设资金的安排”。萃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何鸿燊表示，合作双方将斥资40亿元人民币，在友谊商店原址上建设一座澳大利亚设计风格的，集写字楼、公寓及大型商场于一体的综合大楼，其中商场占8层（地上6层，地下2层），办公楼占21层。建成后的大楼将由合作双方共同经营。

但这一项目始终并未实施。北京房地产业内人士曾对媒体透露，该项目停滞的原因是出在审批环节上。也有参与新友谊大厦设计的PTW中国事务所的员工透露，该项目未能开工缘于合作方合同纠纷，友谊重建项早前曾经拥有另一家签约伙伴，合约未结束时便有赌王的介入，两家目前仍有一些纠纷未能解决。

业内有传言称，友谊商店的亏损始于2003年，金额高达千万。据透露，友谊商店方面希望通过引入“新鲜血液”吸引更多客流，所以自2010年7月引入达芬奇家居。友谊商店的一位内部员工也证实确实因为有纠纷并对簿公堂而导致项目搁浅。他透露，友谊商店已经连年亏损，由于签约后不少商户担心友谊商店随时会被拆建，不敢签订较长的合约，最终导致友谊商店货物不足，严重影响了现有的经营。

2011年，西单商场与新燕莎集团重组后的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亮相。重组前的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西单商场”、“友谊商店”等老字号百货划归首商集团管理。

友谊商店的命运有望再次转变，今年7月23日，北京市规划委网站发布友谊大厦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意见。仅四层的北京友谊商店将变脸，更要拉高身段，变成11层。按照设计方案，友谊商店将建成北京友谊大厦，建筑高度159.5米，工程估价19.35亿元，建筑功能包括办公、商业、公寓，是长安街沿线建筑规模较大的商业设施。建设周期（规划）从2016年9月至2019年1月。

今年3月份，北京市发改委发文表示，经研究，同意北京友谊置业有限公司继续开发建设北京友谊大厦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78公顷，建筑规模26万平方米，建筑高度159.5米，绿地率20%，建筑功能包括办公、商业、公寓。

这些信息预示着友谊商店有望再度变脸，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友谊商店很多内部员工并不知道此事，而张一峰则透露，从上级领导近期布置工作的言谈话语中，确实能感受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可能这次是真的要拆迁改造了吧！”

（本文原题为《52岁友谊商店再议改造，北青报记者实地探访——最早涉外商店，部分商品五年没进货》）

以史为鉴：当美联储开始缩表，股市会发生什么？

1月5日，美联储公布了2021年12月FOMC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发布后，市场参与者普遍预期，FOMC将加快削减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购买于2022年3月结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首次上调时间则从2023年第一季度提前至2022年6月。此外，一些与会者指出，在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后，相对较快地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可能是合适的。

因此，市场对，股市和债市也陷入了波动。

以史为鉴，回顾过去25年来两轮美联储缩表过程中股票市场的表现，对理清当下现状或有一定帮助。

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

（1）1999年缩表：美股暴跌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1999年，人们对“千年虫（Y2K）”问题的各种担忧甚嚣尘上。为了应对新世纪的降临可能带来的风险，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中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货币供应量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这一情绪在1999年底被推至巅峰，当年第四季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约5700亿美元大幅扩至6700亿美元。

美联储的大幅流动性注入叠加民众对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趋之若鹜，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飙，如下图所示：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发现“千年虫”的影响貌似没那么大，美联储因此匆忙回撤流动性，随后“互联网泡沫”破灭，股市暴跌。德意志银行分析师 Jim Reid 认为，尽管导致互联网泡沫最终破裂的因素有很多，但仍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大量流动性的撤出无疑是导致牛市结束的重要推手之一。

（2）2017年缩表：美股整体基本不受影响

上一轮缩表发生在2017年10月，距离2015年12月正式加息后约2年时间。在这一轮缩表的过程中，美联储的“预期管理”就显得高明地多。

2017年4月，美联储公布了3月FOMC会议纪要，释放出缩表信号；5月，美联储在5月FOMC会议纪要中首提“定量式缩表”；6月，美联储在FOMC会议中披露“定量式缩表”方案；7月，美联储向市场放出暗示，暗示缩表很快到来。最终，9月20日，美联储在FOMC会议中决议从10月开始启动缩表，这使得从时点到规模、方式都基本没有预期差，基本与市场预期一致。

参考纽约联储的调查，2017年3月美联储讨论缩表时，市场机构对年内缩表已有预期，但尚不充分；2017年6月美联储披露缩表方案时，市场机构对年内缩表的预期已经非常充分。

因此，德意志银行分析师 Jim Reid 认为，2017-2018 年底的 QT 对整体股市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下图所示：

这一观点与中金分析师刘刚、李赫民等一致，在《》一文中，刘刚、李赫民等提及：

从资产表现看，回顾2017年美联储从4月释放缩表信号到10月开始缩表的全过程，由于预期计入充分，缩表对资产价格冲击相对有限，反而更多受增长因素主导。2017年10月开始缩表后，2018年前三个季度美债利率上行，美股同样走高。市场之所以能持续走高，除了预期充分外，当时盈利基本面在2017年底通过的特朗普税改推动下也持续上行，抵御了货币收紧和利率抬升的压力。即便是长端利率上行也可能更多与增长向好有关。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18年四季度增长见顶、市场大跌。

18年第四季度美股见顶，引发大规模抛售之后，当时鲍威尔评论说利率距离中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引发了更多的恐慌。因此，德意志银行分析师 Jim Reid 认为，无论如何，QT和加息还是打断了股市的长牛。

从第二轮美联储加息周期看来，若市场预期充分计入加息、缩表风险，则真实影响在一开始并不一定很大。对远端股市以及债市的影响，更多的还要结合基本面环境因素考量。

因此，在对中，中金分析师刘刚、李赫民等认为：

“应关注1月FOMC会议信号，若传递3月加息信号也将强化年内缩表预期；但后续政策路径也不宜线性外推。”

新兴市场国家

在讲完美股市场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后，若我们把目光投向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就会发现：在第二轮美联储缩表的过程中，尽管美国股市“四平八稳”，但新兴市场股市可谓是“剧烈动荡”。

2018年，隨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新兴市场多国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和债市剧烈动荡。

对当年新兴市场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悲惨”状况，时任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在于2019年5月发表的论文《美元加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与对策》中做出了如下总结：

1、新兴市场多国汇率大幅贬值：截至2018年11月，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巴基斯坦卢比、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南非兰特等兑美元的年内贬值幅度已超过10%其中，最严重的国家是阿根廷，比索年内贬值48.1%。

2、新兴市场股市和债市遭遇不同程度冲击：股市上看，2018年10月MSCI新兴市场指数创2017年5月以来新低，较1月份高点下跌约21%。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除俄罗斯股市略微上扬之外，其他各国股市齐跌。其中，阿根廷MSCI股指年内下跌48.5%。债市上看，除中国和韩国外，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调。

中国曾经的金币和金本位

我国使用金币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就行使“郢爰”等金版货币，近年来，先后又出土多枚汉、唐时期的金质钱币，如五铢、开元通宝等，上述金钱和后朝代中所铸的一些金质钱，种类不多，它们大多不是流通货币，而是特意铸之，以作馈赠之用的赏赐钱，所以铸造数量均十分有限。

中国近代机制金币则始于清朝晚期，早在光绪中期时，清廷里就有些洋务派官员倡议我国行使金币，如陈炽在《通用金镑说》中提出“欲收利权，欲兴商务，并非铸金钱不可，金钱之轻重，非仿用金镑不可”之议，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为筹款以铸金币，特向朝廷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并由天津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试铸了金币：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样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天津造币总厂试铸，纯金铸造，币面携帝号及岁次“光绪丙午年”造，次年再造岁次改丁未（1907年）的金币，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制作的金币，也是清代唯一的一次。

图1

图1就是其正背两面分别铸铭文及图案。正面铸有双线外郭，内圈有联珠纹。顶边铸右读楷体“光绪丙午年造”六字，底边右读为“库平一两”。珠圈内部直读“大清金币”字样。背面铸有正面五爪金蟠龙一条，祥瑞云朵围绕周围，外部两条，外侧为细线条，内侧有一联珠纹圈。而图2币样为光绪丁未年金币，正背两面分别铸铭文及图案。正面铸有双线外郭，内圈有联珠纹。大清金币的造型已接近新式钱币，但是币面上的铭铸仍说明没有完全脱离“秤量货币”体系。大清金币由于背面图案为一蟠龙，故俗称“龙洋”， 然而曾有一说，清廷当时曾拟定行铸金银铜三品，而天津造币厂试铸的大清金币样品，因在币面上遗漏了清朝的满文，造成严重的失误，故此种试铸金币进呈御览时，引起不悦而遭否定。

图2

由于朝廷对近代货币学的认识非常有限，币制争议没有结论，使得清廷在“圆两之争”与“金本位”、“银本位”的各种主张间举棋不定。随着银价逐渐回升，光绪三十一年时已等于庚子赔款的基准，随后继续攀升，中国在庚子赔款的赔付上还有所“镑盈”。清廷改革动力大不如前，加之朝廷重臣张之洞等人的反对，清廷自然就失去了推行金本位的兴趣。而且当时清朝黄金开采量非常低，数量也不足以支撑金币的发行，这二款大清金币最终无疾而终。

这些金币呈请制作的公文档案虽未见披露，然而天津造币厂原厂长李伯琦后来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金币考》内的一段记述颇具参考价值：“大清金币，光绪丙午、丁未年由北洋厂铸，乃日本雕模，较一般银元略大，用赤金，背蟠龙纹，面中大清金币四字，左右丙午或丁未二字。”另外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铸千枚进呈慈禧太后云：备慈圣年赏之用。实则臣贿其君，于《币制则例》毫无根据，故名曰币，实不得谓之币。间有流落人间者，多售于银楼，或改制簪珥。故铸数虽多，而人间见者鲜。”大清金币之珍贵由泉界耆宿的论述中可以窥见一二。

之后进入民国时期，1916年袁世凯想要恢复帝制，并专门铸发了纪念金币，图3即为该种金币的实物图片，正面就是袁大头银元的袁像钢模，只是在银币模基础上做了局部改进，使之更加精细；背面为一条振翅腾飞的应龙，前爪各握祥瑞法器，上边铸有国号中华帝国，下边是年号洪宪纪元与面额拾元。然而由于袁之称帝失败，此种金币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及至袁世凯死后，北洋系主要由段祺瑞掌权，1918 年始， 在日本方面提供 “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政府出台了 《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祈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

图3

至8 月 10 日，段政府正式公布有关币制改革的 《金券条例》。条例中规定：中国货币改用金本位制，由币制局发行金券，金券的基本单位为一金圆，金圆含纯金 0.752318克，即库平二分零一毫六丝八息八，金券有一圆、五圆、十圆、二十圆、五十圆、一百圆六种，持有外国金币或黄金的，可向指定银行兑换金券。在金圆铸成后，金券可兑换金圆。《金券条例》 颁布之后，作为西原借款的延续，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西原龟三继续谈判，准备订立八千万日元借款，以烟酒税为抵押，作为发行金券的准备金。

《金券条例》 公布后， 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反对，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京钞风潮之后，广大民众对政府发行货币的信用产生了动摇，不相信政府能维持兑现。再加上日中两国要员西原龟三和曹汝霖正密谈日本对华八千万日元的币制借款，而这笔借款由朝鲜银行提供，中外人士均怀疑这八千万日元充作发行金券的准备金，用金券兑换外币时只能兑到朝鲜银行纸币，金圆的含金量也就是日元的含金量。中国国内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对 《金券条例》 的浪潮。 留日学生、各省议会、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商会均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而西方列强也对此表示不满，英、俄、美驻华公使均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抗议。

图4

到了9 月 28 日，致使日本内阁彻底垮台，两国间的币制借款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可段政府并不死心，及至下一年即1919年，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正在举行，段政府还是想要借此实施金本位制，曹汝霖依然在从事于金本位币的铸造事宜。年初，天津造币厂以原民国3年袁大头银圆的图案为原型,再度尝试发行金币，制作面额为“拾圆”及“贰拾圆”金币两种（图4、5），由当时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此事。根据李伯琦的《中国金币考》所载:“民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两种，均民国八年总厂铸，亦鲁尔治·乔奇雕模，用美国币制花纹，与一圆袁像银圆相同，惟面背四周，多汉文边耳。民八年十圆金币，不特较洪宪金币多汉文边，且袁像亦较小多多矣。”

图5

“依据币制例，可完全称正币者，惟民国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耳。是时与日本有币制借款之议，虽名为币制借款，实则供段皖系之用。故不得不略事鼓铸，以掩人耳目。所成者十圆八十枚、二十圆四十枚，徒供世人把玩耳。”而1920年 11月曾拜访天津总厂的伍德华对此记述颇为详细:“此并非临时纪念性质，盖其时当局确有铸发金币供应市面流通之计划。惟嫌发行过早，事前筹划未能周详，故结果如昙花一现， 旋即消失。此币所造不多，出厂后即由政界、银行界及收藏家搜括一空， 绝未能在市面流通。”

由于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主权谈判完全失败，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上海及各大城市的工商界群起响应，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而北洋政府推行的金本位计划也随之被迫彻底取消了。可事实上，1914 年一次大战爆发后，参战各国大多是实施金本位制的主要国家，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各国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于是开始瓦解。战后直到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一段稳定时期内，各国曾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金币流通的基础已被削弱，无法恢复如前。

北洋政府在发行这两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金本位币时，金本位制已经式微，用一句商界的话来说：民国8年袁像金币在上市前就已是过时的产品。段政府的币制改革计划在当时本来符合货币制度发展的方向，对改革中国落后的货币制度的局面大有裨益。但是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皖系军阀为了一己私利以及日本的险恶用心，致使中国币制改革再次受挫，中国币制统一的进程又被推迟了。北洋过后进入国民党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党政府为建立一个体系完整的货币制度，于该年二月，特邀甘末尔等十几位美国财经专家来华，组成中国财政设计委员会。

当年十一月，甘末尔主持的该委员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交《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简称“甘末尔计划”）。 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决定采用“甘末尔计划”，推行金本位币制。并向美国费城造币厂定制整套金本位币钢模。民国二十一年（1932），钢模制成来华，上海中央造币厂随即试铸了整套样币。而正值此时，因全国金融界质疑与反对，国民政府被迫决定放弃金本位币制的尝试。因而，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系列硬币，仅出少量样币，均未正式发行。

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昙花一现的铸币。其成套由银、镍、铜三种质材构成。按币制规定，一元、半元、二毫、一毫面值的为银质，其具体状况为：壹圆面值，按边道不同，分有光边、齿边、星边（边道围铸梅花星图案）、字边（边道铸“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文字）、字相星间边（边道“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间以梅花星图案），共五大类。图6所示的币样就是星边样品，正面孙中山像之意大利版；背面为美国版三鸟贴水面低飞，帆船迎着旭日前进。

图6

甘末尔提出的金本位制，从学理来说应该是“金汇兑本位”，也称为“虚金本位”。其实北洋政府的以“西原借款”为基础的金本位计划在本质上亦属金汇兑本位制。“甘末尔计划”的推行，从理论上讲，对当时的中国是有利的。十九世纪后期，世界上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币制。原本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大量流入市场，致使银价急剧走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收付计价用白银，而遇国际收支，必须对黄金折合结算。随着银价不断下滑，中国在债务偿还及贸易结算上蒙受巨大损失。然而，“甘末尔计划”低估了中国的货币传统惯性和当时币制杂乱无章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即使迅速实现银本位制的“废两改元”和币制统一，在实际折兑替换的事务上，以及习俗观念的催化上，也是步履艰难的，更何况于朝夕之间推行概念陌生、币值虚化的金本位币制。

因而，该计划的推出，必然遭致金融界中外专家的广泛质疑与反对。纵观中国的金本位制推行，可以说一路艰难、阻碍重重，这样一个早已见效的好制度在中国就是实行不了！然而反观东邻的日本，在捞到了甲午战争清朝的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之后,黄金储备这个问题便一举解决了，日本国内的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图7

图7即为日本国内最早铸发的流通金币，面额是二十元。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也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最关键的是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清朝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转向金本位。且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国家制度。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为货币铸造。日本转向金本位，这一状况避免类似中国白银换算问题，可以顺利过渡到元钱厘的体系。对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已经使用铸币，日本铸币已晚了2000年，而中国直到晚清接近覆灭才开始发行铸币，比日本又晚了数百年。

再从政治角度审视中日货币，又有不一样的景致。其实中国与日本的变革时间相差不足20年:1870年日本铸造“龙洋”，1887年广东也开始铸“龙洋”。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同年中国开始机器铸钱，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2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但也会成为剧变时代的分水岭，落后20年已经足以让中国错失金本位的时间窗口，也意味着错失了历史机遇。

金本位乃至信用货币在全球成为主流，其实也就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对于这股历史潮流，中国也曾想加入，但国内争议纷争、利益分配纠缠之下，始终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王朝在系统性落后的形势下，货币或者金融改革难以单边突进，也无法倒转历史车轮。反观日本，则赶上了当时的时代快车，为随后的产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奠定了货币基础。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梦魇的深化，触发随后一系列政治破败，随后，中日两国命运的走向呈现出戏剧化的差别，从金融视角看去的结果就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却与之擦肩而过，即使以后到了民国想急起直追，也得仰人鼻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