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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外汇管理事业创新发展

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拉开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日趋完善。

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在复杂条件下取得历史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是人民币可兑换程度显著提高的40年。随着我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人民币可兑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1996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新世纪以来,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直接投资实现基本可兑换,外债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标准评估,我国资本项目已具有较高可兑换程度。

改革开放40年是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的40年。40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汇率的重大演变。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外汇留成制度,1980年以后逐步形成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我国参与主体多元化、交易产品不断丰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外汇市场持续创新发展,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其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功能得以更好发挥,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是外汇储备在大规模经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积累丰富经验的40年。1981年起,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新世纪以来,随着涉外经济发展,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一方面,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大规模经营挑战,外汇储备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模式。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万亿美元,较1978年末增长1.84万倍。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拓展多元化运用。2003年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创造性支持金融机构改革。2011年成立储备委贷办,不断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坚持市场化原则,为服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是成功应对金融危机风险冲击的40年。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采取多项措施,避免外部风险传染。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几度出现较严重的“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负向螺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外汇市场的综合性措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冲击。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汇市场出现边际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深入总结近年来成功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风险冲击的实战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多措并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力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以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统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同时带动管理重心从重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依法行政顶层设计,适时修订完善《外汇管理条例》。推进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近年来先后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企业单笔业务办理时间下降70%以上。提升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贯彻事前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大幅节约市场主体“脚底”成本。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展外汇管理改革先行先试,打造外汇管理改革开放新高地和试验田。

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初步形成。宏观审慎从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大局出发,以防控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总体目标,主要针对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采取必要的逆周期管理工具,调控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强化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监测监管。微观监管保持政策和执法标准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坚持功能监管,加强行为监管,分类管理、合理引导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打击跨境套利、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活动,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

开放条件下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经受住了经济周期考验。我国开放型经济体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经受住了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双顺差”,到美国量化宽松,再到美国复苏加息的完整周期考验。在这一框架下,外汇储备按照国务院、人民银行、外汇局三级授权管理,成为货币政策有效兼顾对内对外两组目标两组工具的重要载体和政策纽带,在我国成功抵御历次严重外部冲击中发挥了重要的“护城河”作用。

新时代明确新目标,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增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11日 17 版)

潘功胜任央行党委书记!在外汇管理、规范平台经济发展、金融开放等方面曾这样表态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四红)潘功胜接棒郭树清,履新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7月1日的这则重磅消息刷屏了整个金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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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消息,7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决定:潘功胜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免去郭树清同志的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职务、易纲同志的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职务。

此次履新的“老央行人”潘功胜,此前在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的“行领导”栏目中,排位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郭树清之后,另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曲吉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之前。

“学业型官员”“专业型干部”,这是市场对他的评价。现年60岁的潘功胜,出生于1963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也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他从1993年开始从业金融,至201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在潘功胜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十余年间,无论是在外汇管理政策还是利率市场化,亦或在区域金融改革、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房地产金融风险整治等金融改革中,都承担着重要角色。

例如,在2018年10月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潘功胜喊话“那些试图做空人民币的势力,几年之前我们都交过手,彼此也非常熟悉,我想我们应该都记忆犹新” 。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在应对汇率和外汇市场波动的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2019年8月12日,针对美国将中国列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潘功胜撰文回应:“不会改变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金融改革仍将持续深化,金融开放仍将持续。”

金融改革始终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寻求权衡,这也是我国总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一边是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加快调整变革,一边是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疫情并未影响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既定步伐,金融开放继续行稳致远。

在2020年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外汇局将继续支持上海率先实施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同时,也将加快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健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审查机制,做到对外开放和风险防控一体推进。

另对金融科技和平台企业的规范健康发展,潘功胜2020年12月明确表态,一如既往鼓励、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推动金融科技成为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但也要坚决打破垄断,纠正、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将坚持所有金融活动必须依法依规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坚持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早在2017年,潘功胜曾用“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这一通俗的表述,说明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外开放力度。 在“债券通”运行五周年之际的2022年7月,他再次公布两项新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一是启动香港与内地的“互换通”;二是建立人民币与港币之间的常备互换安排。潘功胜称,将继续深化与香港的务实合作,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推动中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3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流动由年初较高顺差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中有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这也是潘功胜最近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他总结了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逐渐呈现出的新特征:市场运行呈现较强的韧性,市场主体更加成熟,交易行为更加理性,汇率避险工具更多运用,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的大幅提升,也大幅压缩了汇率风险敞口。而且外汇市场监管者面对市场的变化时,也更加从容、更加淡定、更加成熟。

“多年来,我们在应对外部冲击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外汇市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更加丰富。且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潘功胜强调道。

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的成立

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的成立

1985年,深圳市公安局抓捕了几家企业的负责人,罪名是从事地下外汇黑市交易。根据公安局掌握的情况,全市犯有相同罪名的单位达399个,共有2844笔外汇黑市交易,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可想而知那将有多么长的一串抓捕名单,又该是多么重大的一系列犯罪事实。

然而,第二个抓捕名单拟定后,市检察院检察长报告给市委书记李灏,李灏却不同意抓人。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调剂外汇余缺的需要,你又没有正当渠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抓人?

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当下,我们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以外汇来说,从1950年开始,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并公布全国统一的汇率兑换价格。李灏说的“调剂外汇余缺的需要”,则跟1979年开始实行的外汇留成制度有关。

为了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创汇的积极性,扩大企业使用外汇的自主权,从1979年开始,有外汇收入的部门、地方、企业在按原规定将外汇卖给中国银行后,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按照一定比例留给企业相应数额的外汇。

在当时,哪些企业能留外汇、能留多少比例的外汇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经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批准,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永远快于这些事先制订好的计划。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仅1980到1985年便累计利用外资9.2亿美元,兴办了数千家外商投资企业。1985年特区出口总值达5.6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占当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的53.9%。

如此大体量而又活跃的对外贸易,对外汇的需求多种多样、瞬息万变。与之相比,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便显得僵化古板。有些企业急需进口外国的先进设备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但手中的人民币资金不能换成美元;有些企业出口产品多,是创汇大户,赚回很多美金,却缺少人民币发工资。去银行兑换,牌价汇率太低,好好的收入无端少了一大截,亏得肉疼。

有些“三资”企业允许部分产品内销,赚来的人民币却不能换成外币出境;有些企业出口创汇本来是盈利的,结汇时换成牌价人民币反而亏损了……

情况正像李灏说的那样,“产生了调剂外汇余缺的需要,又没有正当渠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企业之间自然会私下交易解决,造成所谓“外汇黑市交易”猖獗。

外汇交易制度的僵化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对此,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长的罗显荣深有体会。

1984年春的一天,罗显荣加班太晚,单位饭堂关了门,他干脆来到深圳建设路的北国风味大酒楼要了一盘饺子和一罐啤酒。没想到,好不容易下趟馆子,结账的时候却遇到了尴尬事。服务员告诉他,饺子可以付人民币,啤酒因为是进口的,要用港币付款。

罗显荣很惊讶。吃一顿饭竟然要分别付两种货币?一国两制还未实行,深圳就开始一市两币了?他试探着要求啤酒也付人民币,服务员很为难:“你给我人民币,我又不能拿人民币去银行换回港币。”

尽管只是一罐啤酒,后来服务员也终于答应用人民币结账,但作为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长,罗显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因而当李灏找他,要求他搞个正规的外汇调剂渠道,把私下串换外汇引导进来,他们很快便达成共识:外汇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深圳需要有一个市场,让人民币与外币能在这个市场内及时地、自由地互相交易。

在中国,“第一家”意味着“冒风险”,很容易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帽子。

罗显荣与李灏订下君子协议。

罗显荣:“这个外汇调剂中心如果搞不好,我负责。”

李灏:“如果上头有人下来追查,我担担子。”

罗显荣说:“要改革,就肯定有风险。我们共产党人要敢于担风险。我们的乌纱帽不要老戴在头上,都摘下来放在办公桌上,随时准备失去。”

罗显荣将具体执行外汇调剂中心的事宜交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反复构思建立深圳外汇调剂中心的蓝图后,王喜义第二天便找了行里刚分配来的三名大学生,在当时深圳还没有电脑卖的情况下,先预支20万元到广州去选购了一台性能足以支撑买卖双方交易的电脑,草拟了《深圳经济特区留成外汇调剂管理暂行办法》,又考虑了起名问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外汇交易中心的叫法中“交易”两个字太敏感,经过酝酿讨论后,最终决定以“外汇调剂”代替“外汇交易”。

1985年9月,深圳市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提交《关于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留成外汇调剂中心的请示报告》,很遗憾并没有得到批复。不过,外汇调剂中心却先斩后奏,先在罗湖区桂园街道挂牌营业了。

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最开始的交易很简单,买卖双方事先定好调剂价格和金额,输入到调剂中心的电脑上即可。1985年12月12日,外汇调剂中心第一笔外汇交易成交,交易额为100万美元,且完全是按照中心指定的规程进行的。这是开创了中国外汇交易先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成立_深圳外汇交易_深圳外汇调剂中心历史

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旧址——园岭18栋404室,后迁至国商大厦

随着外汇调剂中心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交易范围、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到1986年12月,中心当月成交笔数达168笔,金额达1745万美元,很好地为深圳企业调剂外汇起到搭桥铺路的作用,比如说深圳有一家纺织公司,1985年以前出口创汇多,但由于结汇时要按照银行的牌价计算,本来盈利的反而亏损。有了外汇调剂中心后他们扭“亏”为盈,到1987年甚至成了创汇的先进企业。

深圳外汇调剂中心还多次为其他省市解决困难。1988年国家外汇紧缺,江西买化肥缺少外汇,深圳伸出援助之手,调剂了一笔外汇给江西。江西老表捧着这笔美金,如同久旱逢甘霖,对“深圳兄弟”千恩万谢。

1989年国家银根紧缩,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币资金暂告不足,拿着出口赚来的美金,求深圳给他们换成人民币。深圳外汇调剂中心吞吐量大,消化力强,二话没说,很快就把内蒙古的美金换成人民币,帮了内蒙古人民一个大忙。

实践和付出在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挂牌营业三年后得到了肯定。1988年5月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给予深圳外汇调剂中心经营许可证。这是深圳第一例孩子出生后三年才领到“出生证”的事件。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派人来深圳学习取经,然后回去相继成立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又一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试验基地的作用,深圳外汇调剂中心的成立不但繁荣了深圳的金融市场、稳定了深圳的金融秩序、改善了深圳的投资环境,也为我国外汇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