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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

鉴于东盟各国外汇市场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投资目的地区别制定汇率避险策略，参考货币的结算便利度，金融产品的丰富度，以及是否与人民币直接兑换有特殊安排，确定相应的货币汇兑和对冲方案。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东盟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共筑、市场共拓、风险共担”的互利共赢模式。然而，东盟国家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遭受重创的记忆以及经济结构、政治局势问题等原因，大多存在外汇管制且本币汇率波动较大，加大了中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企业需结合自身业务布局，动态跟踪政策与市场变化、灵活运用金融工具，方能在区域经贸浪潮中行稳致远，筑牢发展根基。

东盟国家经济金融概况

经济概况。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中资企业进入东盟市场面临的政治经济条件、自然禀赋等存在较大不同。按经济增长速度来划分，东盟十国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是高增长组，包括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外部投资拉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数字经济推动以及区域合作加强。第二组是中速组，包括泰国、文莱、老挝，这类国家受制于经济结构、人口等因素，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高增长组。第三组是低速组，包括新加坡和缅甸，前者主要是经济绝对体量较大，基数效应拉低经济增速，后者主要受政治动荡和外部制裁拖累。此外，如按产业结构划分，东盟各国的差异也较为明显。新加坡、泰国等是服务业驱动，越南和印尼制造业占比较高，马来西亚、菲律宾大宗商品资源丰富，柬埔寨、老挝仍以农业为主，文莱则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金融市场概况。为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接，相关国家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已做出协同安排。一是区域支付系统互联。东盟通过区域支付互联互通（RPC）和本地货币结算（LCS）两大机制，初步构建起跨境资金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在LCS框架下，泰铢—印尼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等货币对直接交易规模达3.2亿美元/日。中国与东盟合作建设的“数字人民币—东盟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多币种实时兑换。二是清迈倡议多边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共同签署“清迈倡议”，旨在解决本区域短期流动性困难，弥补现有国际金融安排的不足。截至2024年年底，清迈倡议的资金池规模已从最初的800亿美元扩容至2400亿美元，对区域金融市场稳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三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现已覆盖东盟10国，2024年处理东盟业务量达4.8万亿元；跨境支付合作不断深化，例如支付宝与柬埔寨Bakong系统实现互认，2024年跨境二维码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210%；此外，东盟监管还推动建立统一的尽职调查（KYC）数据库，实现黑名单实时共享。

从泰铢和林吉特看东盟货币避险

如按资金流动的自由性对东盟国家的货币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新加坡元，实行较高程度的可自由兑换。第二梯队是泰铢和文莱元，实施有限程度内的可自由兑换。第三梯队是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卢比、越南盾、菲律宾比索，实施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第四梯队是柬埔寨瑞尔、老挝基普、缅币，实施极其严格的外汇管制，资金几乎难以跨境流动。整体看，除新加坡外，泰国和马来西亚是目前东盟投资潜力较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不少中资企业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鉴于此，以下重点分析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汇率制度安排和避险策略。

泰铢

外汇制度安排。东南亚货币大部分是管制货币，泰铢是少见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外主体均可参与泰铢即期、远期市场。为遏制恶意做空泰铢投机和热钱快速流入、降低非居民持有泰铢规模，泰国央行从1990年起规定非居民泰铢账户（NRBA）单日余额不得超过3亿泰铢，但制度缺陷以及过早开放资本账户，使得泰国仍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被狙击。2006年开始，泰国央行强化限额执行、要求NRBA账户超额交易需提供贸易/投资背景；2013年推出非居民合格公司计划，符合条件企业可豁免限额；2021年后明确非居民泰铢账户和非居民证券账户分离制度，禁止账户间转账，强化反洗钱审核。同时，泰国央行通过即期外汇买卖等各种工具高频率干预泰铢汇率，维护泰铢汇率稳定。

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泰铢汇率走势和泰国跨境资金流动看，泰国央行的外汇管制措施较为成功。近10年，美元对泰铢的波动区间为29.7—37.8，最大振幅接近30%，整体较为平稳，2025年美元对泰铢的日均波动率仅有0.7%。2025年4月，当美国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造成市场恐慌性卖出泰铢时，泰国央行买入等值120亿美元泰铢稳定汇率，取得较好效果。

外汇市场走势。泰国是出口导向经济体，长期以来，不论是为促进制造业还是旅游业，泰国央行都有动力维持泰铢温和贬值，以提振出口竞争力。泰国是典型的第三产业占比高，工业次之的国家，其中以旅游业为支柱的服务业是泰国的第一大产业，在泰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高达44%。但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也使泰国经济和泰铢汇率易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泰国旅游业收入锐减，对泰国经济造成重创。2022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到5.50%，而同期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通胀温和，泰国基准利率最高仅2.5%，泰铢与美元利差倒挂维持在300个点以上，令泰铢汇率承压。此外，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在高能源价格和高利差的双重影响下，泰铢对美元下跌近30%。2024年，泰铢对美元升值迅速，主要原因在于，泰国黄金交易中心是亚洲最大交易中心，而泰国黄金交易以泰铢为主，导致泰铢和黄金价格之间产生了正向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2024年黄金价格暴涨期间被强化，泰铢与黄金价格的相关性从0.4变为0.7，推动泰铢在2024年对美元上涨。同时，2024年美国开始进入降息周期，美元指数全年下跌近8%，受此影响，美元对泰铢汇率在三个月内从37下跌至32。

2025年以来，泰铢币值总体稳定，截至目前，美元对泰铢汇率从年初的34.80下跌到最低32.20，泰铢已升值8%。展望泰铢走势，一方面，鉴于泰铢币值与黄金在过去两年的正相关性不断增强，而黄金价格现已涨到3300美元/盎司，且未来大概率仍将上涨，预计泰铢将获得黄金价值的支撑。另一方面，市场对美联储在后半年降息的预期令美元承压，也会对泰铢形成升值压力。基于上述背景，预计泰国央行会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以将泰铢汇率维持在合意区间，维持出口竞争力。

马来西亚林吉特

外汇制度安排。马来西亚央行对林吉特实施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林吉特为境外不可交割货币。离岸银行须在签署承诺函（承诺不参与离岸NDF交易）和完成一定的报备、内控、操作流程等环节的前提下，申请获得授权、成为在岸银行的指定海外机构（Appointed Overseas Office，以下简称AOO）后，方可开展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外汇交易和对冲、结算等业务，马来西亚境外企业的本地账户也可以通过AOO进行林吉特的结售汇业务。在AOO框架下，AOO可以与在岸银行基于代客交易需求开展林吉特平盘交易。马来西亚央行的管控政策，保证了实需背景下林吉特的正常流通，同时也加大了游资冲击林吉特的难度。

外汇市场走势。马来西亚林吉特与泰铢走势相似度极高，但因为马来西亚农业和矿产、石油出口占GDP比重较大，因此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货币，林吉特还会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整体而言，马来西亚林吉特波动性比泰铢高的多：2014—201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115美元跌到每桶30美元、棕榈油价格下跌30%，对林吉特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期，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推升美元指数，林吉特作为典型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货币遭受重创。此外，马来西亚外债占GDP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也是影响林吉特币值稳定的一大因素。

在经济因素之外，林吉特汇率还会受到政治突发事件的影响。2015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曝出涉嫌转移大额美元资产，引发市场对马来西亚政治稳定的担忧，投机者通过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市场集中卖出林吉特，林吉特在2年内对美元贬值40%以上。而境内外价差的存在，促使投机者不断以卖出在岸林吉特、买入离岸林吉特的方式跨市场加杠杆套利，并在期权市场买入1年期看跌期权、推高美元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期权隐含波动率，叠加当时市场盛行的买入美元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以轧平不断挤出的Gamma头寸交易策略，形成了马来西亚林吉特的贬值循环。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央行严格限制AOO等离岸机构通过在岸和离岸市场价差炒作外汇，禁止其参与林吉特的NDF交易。

2025年以来，林吉特汇率趋于平稳，受美元走弱影响，美元对林吉特汇率从年初高位4.5下跌到现在的4.2附近。展望后市，预计美元对林吉特汇率在2025年下半年将继续在4.2附近波动。从升值可能性看，如果美联储快速降息，美元对林吉特汇率有可能下破4.20、冲击4.0关口；从贬值可能性看，国际油价目前波动较大，但后续如出现乌克兰危机结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增产等事件，国际油价仍有下跌空间，或带动林吉特贬值。此外，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也不应小觑，亚洲作为出口国，如果关税冲击加大，包括林吉特在内的众多亚系货币预计仍会承压。长期看，除了经济结构易受外部冲击外，马来西亚的外债是外汇储备的2.5倍，相较于外汇储备可以覆盖全部外债的泰国，外汇储备的相对不足使得林吉特在极端情形下仍有可能被外部游资挤兑。

东盟货币汇率避险建议

第一，对于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无为而治”往往胜过主动作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基于充分的事前准备：一方面，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企业应当事先综合评估被投资国或进口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变化路径以及政治风险，避免退出时遭遇本金损失。建议优先选择第一梯队（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政策红利显著国家（越南、泰国），谨慎进入高风险国家（缅甸、老挝等）。另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国际结算类产品调整本外币结构，达到外汇敞口的“自然对冲”，降低汇率摩擦损耗，例如扩大当地货币在成本支出中的占比，降低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币种错配，或签署以人民币或可自由兑换货币计价的合同，将不可交割货币的汇率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手承担。

第二，对于无法通过自然对冲规避的外汇风险，企业可建立与自身禀赋相适应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鉴于东盟货币结算和汇兑安排具有区域特色，建议中资企业在出海前向境内银行了解当地外汇政策，通过银行的境内外分支机构协作，充分运用中国—东盟双边本币结算、跨境人民币等网络，事先确定好结算和汇兑方式。对于汇率风险管理意愿强、能力好、资源丰富的成熟企业，可将东盟货币纳入自身汇率风险管理框架，银行为其提供报价流动性支持，以敏捷、有竞争力的报价服务企业避险需求。对于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薄弱的企业，可以邀请境内银行共同参与汇率风险管理的决策和执行。

第三，在对冲工具的选择上，鉴于东盟国家外汇市场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投资目的地区别对待。对于新加坡和泰铢，企业可以依托两类货币的结算便利优势，自由选择境内或境外市场，通过即期、远掉期管理汇率风险。对于印尼等存在外汇管制，但对人民币直接兑换有特殊安排的货币，企业可以优先选择通过东道国、其次选择在中国境内办理汇兑和对冲。越南虽然与中国存在区域双边直接兑换安排，但目前仅限于相关边境省份，可与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货币一同在当地及时完成汇兑，并及时汇出外汇，避免政策变化引起损失。

此外，在顶层设计上，对于两国基于双边本币结算的汇率制度安排，期待各国央行能够不断深化货币合作，推动相关东盟国家货币当局采取更为平等、开放和互信的态度，在离岸清算行/离岸授权机构代离岸客户使用本国货币的汇兑交易进行申报时，简化相关非交易要素信息的收集，进一步提升跨境交易的便利度，同时避免与相关信息出境限制相冲突。

来源:《中国外汇》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往往会因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自身经济基本面的波动而大幅调整。过去一年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出现急剧上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经济及债务问题的夹击下，货币汇率遭受重创。鉴此，在新的一年中，企业需重视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中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管理难点

一是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是汇率风险的重要体现，主要源于时间的错配、融资与收入货币的错配、资产负债与母公司记账本位币的错配。汇率波动对企业的现金流价值和经营损益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从事跨境投资与运营的企业而言，由于项目涉及大规模的外汇需求与交易，汇率波动风险会贯穿于境外项目投融资和运营的全周期，主要包括前期境外投资的外币资金筹措风险，以及后续汇率变化对项目经济性、现金流自平衡以及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在泰国投资为例。如果能在境外直接以泰铢融资，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均为泰铢，则可实现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反之，如果先进行美元融资而后汇入泰国换为泰铢进行支付，就可能因汇率市场波动产生投入资金的换汇风险，以及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错配风险。

二是政策管制风险。除汇率波动风险外，对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而言，还需关注当地实行外汇管制措施给经营带来的影响。投资所在国对外汇兑换与进出的管制政策，会影响企业资本与资金流的收付运转，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的汇率避险操作。从中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实践看，不同国家外汇管制的目的与重点各有不同，部分管制措施会对企业经营甚至存续构成较大影响。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曾宣布所有在海外的马来西亚林吉特失去作为货币的价值，马来西亚非居民的林吉特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需要经过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批准，从而使林吉特无法在国外交易。该举措在削弱国际市场投机资本力量的同时，客观上也堵住了企业通过境外市场对林吉特汇率风险进行主动管理的渠道。

三是市场缺失风险。相较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往往不够完善，增加了企业进行货币兑换、资金运作以及套期保值的难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即期外汇市场往往存在相对封闭、流动性不足以及币值波动大等问题，使企业可能难以在预期时间内以合理汇价换购相应的外币资金，甚至可能因资金无法按时交割而引发技术性违约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部分成熟度低、较为封闭的新兴市场，企业往往因受到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金融产品开放创新程度的约束而难以在当地金融市场以适当成本筹措资金，造成当地币种融资难、长期外币敞口管理难的问题。此外，就套期保值而言，企业在对新兴市场货币实施套期保值时，很可能遇到境外缺少该币种的离岸市场、境内市场规模小、衍生工具品种不齐备等问题；而在套期保值交易渠道方面，还可能会面临企业交易授信及交割问题。

系统化应对与关键点控制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增强主动管控意识，建立并完善汇率风险的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将汇率风险管理嵌入到日常业务中，成为企业价值链管理的重要一环。

体系化管理

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的体系化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明确管理原则。有效的风险管理不应被寄予获得超额利润的期望。企业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定位，应该坚持系统化思维，坚定风险中性理念，关注于企业汇率风险的整体平衡，着眼于“锁成本”而非“赌方向”，防范极端情况下超出承受能力的汇兑损失，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二是要树立明晰的管理理念。鉴于对新兴市场汇率风险被动管理的难度和成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应优先安排经营对冲和财务对冲。在经营对冲环节，应站在跨国经营的整体层面谋划境外产业布局及目标市场的进入选择，同时结合外汇、税务管制要求，合理设置境外新设企业的股权架构，投资的分红币种、频次、时点，以及经营退出安排，通过资产负债配比实现自然对冲与风险平衡。在财务对冲环节，要突出对风险的事前预防，在投资项目的前期设计阶段就对境外企业本位币设置、融资币种选择、商务合同安排、增资方式、还款安排、汇率走势假定等提出整体建议，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敞口。

三是要统一管理平台。汇率风险管理属于企业司库职能的管理范畴，在组织架构上应体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站位，通过总部专业化平台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单个项目提高到企业整体层面，最终体现为对企业整体风险敞口的控制和对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管理贡献。而要做到统一管理，就需要统一汇率风险管理的标准、操作流程和内部控制要求，形成常态化的风险敞口监测分析和市场研究报告机制，定期总结不同市场的得与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持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信息化投入，建立企业风险敞口及汇兑损益测算模型，逐步实现汇率风险敞口的可视化，提升迅速决策和行动能力。

对关键点的控制

一是通过记账本位币的合理设置与管理，规避企业长期外债导致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记账本位币是境外企业本外币的区分基础，也是测算汇率风险敞口的主要参考基准。虽然本位币在设置后不能轻易调整，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处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在遵从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管理。

以S公司记账本位币变更为例。S公司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位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矿业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当地货币。S公司在并购后即开展矿产建设，融资来源为长期美元贷款，融资货币与未来的美元收入币种匹配，可实现现金流风险的自然对冲。而对于因融资货币与本位币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照会计准则，其在基建期间尚可资本化，暂不会影响利润；但在项目进入运营期后，由于当地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幅巨大，所产生的大额汇兑损益可能会使集团报表利润产生大幅波动。对此，G集团经充分研究后认为，由于股东投资与债务融资均为美元，项目在进入运营期后也以美元收入为主，因此项目主要收支币种结构已发生变化。据此，G集团与审计师及当地央行和税务机关进行了积极沟通，抓住S公司从基建期转入运营期的关键时点，成功将S公司的记账本位币变更为美元，从而在未开展保值交易的前提下，通过本位币变更，便有效规避了企业长期外债产生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增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二是通过融资结构的主动规划，实现汇率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在设计融资架构时，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应优先考虑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匹配，在收入货币为当地货币的情况下，争取项目当地市场的融资支持，增加当地货币资金的筹集比例。这既有助于通过自然对冲降低汇率的长期风险敞口，也有利于开拓当地货币的融资渠道，进而强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保障，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外汇交易成本，化解购汇所得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但在实务中，中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当地货币融资，普遍会面临当地银行授信有限、自身资信水平不够导致融资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以及当地货币融资利率过高等挑战，从而难以实现完全的风险自然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依靠中资或国际银行的资金支持或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在面临不同的融资渠道与货币选择时，企业可按照“建设期借强币、运营期还弱币”的思路，对不同货币的融资利率、市场流动性、近期强弱表现与基本面的相关性、跨周期的前瞻走势等，进行研判考量，合理选择融资币种。特别是投资境外新兴市场的基建项目，项目周期长，提款期与还款期会有较长的时滞，为企业套期保值提供了时间窗口。例如，当期先融入脱离基本面的强势币种，待后期融资币种汇率走势发生调整或转为弱势时，再开展套期保值交易锁定还款期的汇率。这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难以判断不同货币的长期走势时，企业还可通过融资币种的多元化进一步分散风险。

三是做好交易方案的准备与实施。企业在进行交易方案策划时，应对照汇率风险管理的原则与理念，明确阶段性的管理策略与目标，以此拟定交易方案，并持续跟进内外部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随需调整。交易方案应充分考虑市场的流动性与内控合规要求，清晰设定交易的启动条件、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目标价格与实施期间等要素，重点把握好授权管理与交易对手的准入要求。鉴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评级普遍不高，企业在选择境外交易与资金清算银行时，可重点考虑国际信用评级A级以上的金融机构，以及对企业有授信支持的当地合作银行。为满足紧急情况下的需求，还应制定应急的可替代预案，并确保各项预案随时能够进入“起跑”状态。如，针对交易实施后可能因项目的投资并购前提条件未得到满足而被迫取消项目交割的极端情况，应设置反向平盘的风险预案，以避免造成投机性的非实盘交易。

在交易实施时，应根据市场情况与交易银行充分进行沟通，密切跟进具体的交易窗口选择、下单操作、成交情况，确保交易状态的可知可控。涉及重大或紧急的交易，应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等不利因素，严格管控信息的外泄风险，通过拆单式的隐蔽交易，有策略地保护和掩饰交易意图，降低外界对己方交易规模的猜测，避免大额交易实施造成对己方的不利波动。此外，为进一步强化交易的资源保障，减少不确定性，企业还应努力提升境外资源的获取与支持能力，形成前中后台的密切联动。中资跨国企业可考虑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设立境外投融资与资金管理平台，作为企业外汇调度的大后方基地，在加强境外区域资金集中管理的同时，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境外资金的灵活配置，并在境外企业需要时提供紧急资金支持，提升境外资金筹集和外汇资金管理的应急应变能力。

以E项目并购换汇为例。E项目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项目，该项收购交易达成时间紧、交割难度大，G集团需要在收购协议签署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总额高达数十亿等值美元的当地货币。企业在设计交易方案时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当地币为强管制货币，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流通，如在境外融资，G集团必须以外币入境再换汇成当地币进行交割；如在当地融资，短期内又无法获得如此巨额的授信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项目交割时间紧迫，收购事项又已向市场公告，而当地外汇市场日均交易规模仅为数亿等值美元，大额交易需求容易给市场带来当地币的升值预期，如果在市场上频繁大额购汇，更容易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风险，造成汇价的过度反应。面对换汇规模大、时间短、小币种巨额交易实施困难等一系列挑战，G集团在交易方案设计阶段，就对不同交易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比对，制定了包括推动两国央行间货币互换、与当地央行场外交易、当地银行本币搭桥贷款等多套可替代方案，基本涵盖了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同时，在交易方案实施前，G集团还在对各银行的交易能力与内控流程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了主要的合作银行，并调动与该银行不同属地行的业务资源合作，促其高效通过了内部审批和交易准备，完成了交易渠道的搭建，为后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易交割的快速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交易实施阶段，G集团抓住最佳操作时机，在出现市场机会时快速决策，通过远期与即期交易分步完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当地币购汇交易，在确保并购资金及时到位、提前锁定换汇汇率的同时，还额外实现了当期汇兑收益，与项目交割时汇率相比，节省成本达数亿美元，并以市场化的交易措施，有效避免了换汇交易对外汇市场的扰动。

作者单位：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金融市场处于一个临界状态，很可能说崩盘就崩盘

看似平静的美国金融市场暗流涌动，债务危机接近最后时刻，正处于一个临界状态，基本上是说崩盘就崩盘的时刻，风险空前上升，现在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都急得团团乱转，像摩根大通就为美债违约成立了战情室，几乎到了金融海啸一触即发的状态，其他金融机构都在纷纷下注，多空对赌空前高涨，几乎到了全民皆兵的时刻，而这正是金融海啸全面爆发前的临界状态。

美国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多空投机押注都有充分的机会和空间，几乎所有交易员都在押注，在美国债务违约的关键时刻，实际上银行危机也空前聚集，挤兑大潮随时可能爆发，所以现在美国面临的是多重风险，首要的就是债务违约，其次是银行挤兑，还有就是多空对赌，这种临界时刻不会维持太久，总会从细小的失衡开始出现突破，要么多头获胜，要么空头获胜，获胜者将会收获暴利。

实际上，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还留有一丝余地，但是美国当局和国会众议院之间彼此要挟，互不退让，让局势向高危不断演变，并且极有可能会推向高潮，目前来看，即使债务危机能够化解，也必然是拖到了最后时刻，这让金融市场更加暗流涌动，崩盘风险骤然上升，交易员对多空的押注已经将美国金融市场推向最后的临界时刻，距离最后的违约日期还有两周左右，一切都将会水落石出。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债务是没有出现过违约的，这有利于美国国债多头的押注，但现在为什么空头押注也非常普遍呢？主要原因还是违约风险切实存在，这么高的国债规模，一旦出现实质违约而暴跌，美联储就可以大规模地低价回购国债，以大幅折价的便宜迅速降低美国国债规模，存在这种巨大利益的操作空间，这使得美国国债实质违约的概率大幅上升，这是国债空头押注的真实原因和现实理由。

换句话说，美国国债违约一次会更好，会让当局和美联储更好地重组债务，并大规模降低债务水平，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国债违约不是没有先例，也不是没有更好地重组方案，反而有利于降低国债规模，以31万亿美元的规模来估算，一旦美国国债违约暴跌10%，债务水平就会直接降至28万亿的水平，等于白白蒸发了，这对于美国重组债务是有利的，所以交易员对国债空头的押注是符合现实逻辑的。

当然，美国违约损失的是信誉，但是在债务水平这么高的情况下，信誉早就不值钱了，即使苦苦勉强度过债务危机，美国国债的信誉也所剩无几了，没有其他国家的央行会再买美国国债了，早就抛售的差不多了，美国度过债务危机之后，最好的美元资产也不是美国国债了，而是美元现金和等价物，其他国家通过在美银行等金融机构维持美元现金的水平就足够了，美国国债的吸引力已经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