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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

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窗口,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对外贸和外汇实行统一经营,外汇收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用汇实行计划分配;对外基本不举借外债,不接受外国来华投资;人民币汇率仅作为核算工具。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持续推进,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1978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这一阶段以增强企业外汇自主权、实行汇率双轨制为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我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和鼓励企业出口创汇,我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出口企业购买外汇的额度,允许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转让多余的外汇,由此逐步形成了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处于由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调节的转变过程,计划配置外汇资源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萌生并不断发育,对于促进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创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1994-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初步确定。1994年初,国家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此后,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体制,1996年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重点加强对逃汇骗汇等违法违规资本流动的管理和打击,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初步确立适合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框架,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决定性地位初步奠定。

第三阶段(2001-2012年),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国际收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呈现持续大额顺差,外汇管理提出国际收支平衡的管理目标和“均衡管理”的监管理念,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探索有序推进。2002年,建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跨境证券投资开放取得重大进展。2003年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外汇储备探索多元化运用。以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起点,不断理顺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实施了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对个人实行5万美元便利化结售汇额度管理、启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QD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RQFII)等一系列改革举措。2008年,结合前期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法制化建设迈入新阶段。2009年,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全面推进简政放权。2012年,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取消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核销制度,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统筹平衡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在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尤其是成功应对2015年底至2017年初外汇市场高强度冲击的同时,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2013年,改革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全面取消服务贸易事前审批,所有业务直接到银行办理。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先后推出“沪港通”(2014年)、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2015年)、“深港通”(2016年)、“债券通”(2017年)等跨境证券投资新机制。陆续设立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积极为“一带一路”搭建资金平台。2015年,将资本金意愿结汇政策推广至全国,大幅简化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2016-2017年,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双向开放,建立健全开放有竞争力的境内外汇市场。2018年,进一步增加QDII额度,取消了QFII资金汇出比例限制和QFII、RQFII锁定期要求,扩大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2015年底至2017年初,我国外汇市场经历了两次高强度冲击,外汇管理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不断改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我国日益开放的外汇管理体制经受住了跨境资本流出冲击的考验,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之首。面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波动和外汇管理新常态,在总结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冲击经验基础上,外汇管理部门加快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审慎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防范国际经济金融风险跨市场、跨机构、跨币种、跨国境传染,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微观监管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强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保持政策和执法标准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未来,外汇管理部门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十九大各项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外汇管理各项工作,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人民银行指导下,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更好地统筹贸易投资便利化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关系,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二十元人民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对现金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1998年全国货币净投放1026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11204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60倍和52倍。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对人民币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囿于当时的条件,第四套人民币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防伪措施简单,不利于人民币反假;缺少机读性能,不利于钞票自动化处理等等。凡此种种,都有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适时发行新版人民币。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货币流通的要求, 199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68号令,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人民币共八种面额: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第五套人民币根据市场流通中低面额主币实际起大量承担找零角色的状况,增加了20元面额纸币,取消了2元面额纸币,使面额结构更加合理。第五套人民币采取”一次公布,分次发行”的方式。1999年10月1日,首先发行了100元纸币;2000年10月16日发行了20元纸币、1元和1角硬币;2001年9月1日,发行了50元、10元纸币;2002年11月18日,发行了5元纸币、5角硬币;2004年7月30日,发行了1元纸币。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 外汇这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稳步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积极防范化解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历经十年发展,我国外汇市场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展,成功经受住多轮外部冲击考验,保持总体稳定的发展格局,呈现更加成熟的发展特征,有效服务市场主体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一、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近年来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2015年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新兴经济体普遍受到外溢冲击;2020年以来,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全球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发达经济体再次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随后因高通胀压力又于2021年下半年启动货币政策紧缩,全球汇市、股市、债市随之波动调整。2022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加剧国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大宗商品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我国外汇市场成功应对多轮外部冲击,稳定性逐步增强。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内外部环境多重因素作用影响,我国跨境资金由持续净流入转为阶段性净流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外汇管理部门多措并举,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成功地稳定了外汇市场。2017年以来,外汇市场运行更趋平稳,境内外汇供求总体保持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2020年以来,面对疫情和国内外环境超预期变化,我国外汇市场总体稳定的特征更加凸显。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汇率预期基本平稳;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与理性,境内外汇市场供求维持基本平衡格局。

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基础保障

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夯实了涉外交易平稳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4万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2.1倍;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较2012年翻了一番;2021年末我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为18%,较2012年占比提升7个百分点,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同时,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开放,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对外投资稳步推进,跨境双向投资更趋活跃,进一步夯实外汇市场平稳发展的基础。

国际收支结构更加稳健,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经常账户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总体保持在2%左右,始终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内外部经济平衡基础稳固,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对外资产总量9.2万亿美元,连续十年稳居世界前八位,规模较2012年末增长76%,其中银行、企业等私人部门持有的对外资产在对外资产总量中的占比较2012年末上升29个百分点,抵御外部冲击的资源总体充足。我国对外负债总量7.1万亿美元,规模较2012年末增长1倍,其中外债增长主要来自境外央行等长期资金配置我国债券,外债结构不断优化、风险总体可控。对外净资产2.1万亿美元,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三、我国外汇市场日臻成熟,外汇交易更加平稳有序

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建设不断深化。2021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达36.9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3倍,已成为全球第八大外汇交易市场,可交易货币超40种,涵盖国际主流外汇交易产品。同时,“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等政策相继实施,合格投资者制度不断完善,境内股票和债券逐步纳入国际主流指数,拓宽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渠道,丰富了国内外参与主体。截至2022年8月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1.03万亿美元,是2014年末的4.7倍。

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能够及时有效释放升贬值压力,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外汇市场参与者更加理性。银行、企业等外汇市场主要参与者逐步适应汇率双向波动,总体保持理性交易模式。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更多企业以财务状况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导向,审慎安排资产负债的货币结构,合理管理汇率风险。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合计超1.4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2倍;企业套保比率达22%,较2012年提升9个百分点,2022年1-8月套保比率进一步提升至25%以上。

外汇市场管理机制日趋完善。外汇管理部门探索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不断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更加充实,能够有效应对跨境资金波动风险。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执法标准坚持跨周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零容忍”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维护我国外汇市场健康良性秩序。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和通胀上升压力并存,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国际局势深刻复杂演变,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外汇市场成熟度和稳定性将继续提升,更有基础、更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外汇局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推出、扎实落实有利于稳定经济大盘、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同时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