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金融泡沫中的海外中资公司
中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从事期货投资鲜有赚钱，像中信泰富一样迷失在金融泡沫中的还有不少。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其实是通过政策保护才在内地市场具有的超强竞争力。
因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进行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已引致亏损共8．08亿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更高达147亿港元。
换句话说，因为炒外汇（主要是炒澳元），中信泰富一下亏损了155亿港元。
消息传出后，立即引发中信泰富股价大跳水。至此，对投资者而言，财富的大幅缩水已成定局。对此，市场投资者及舆论直追“责任者”，矛头直指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
中信泰富巨亏，缘起于外汇杠杆交易。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对外表示，他对事件毫不知情，问题是在于财务董事未遵守公司对冲风险的政策，进行交易前又未得主席批准。这简直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中信泰富总资产在今年3月大约有800亿港元，而一单交易可亏8亿多港元，这个项目名下的亏损可达155亿港元，这样大一单生意，居然总裁不知道？虽然许多中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确有问题，很不严密，然而占本公司总资产比例如此高的一单生意，企业主席不知道，除非他是甩手掌柜。
荣智健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一些制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中资海外企业中是带有普遍性质的。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名为SINO－IRON的铁矿项目，这个项目总投资约42亿美元，很多设备和投入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整个投资项目的资本开支，除目前的16亿澳元之外，在项目进行的25年期内，还将在全面营运的每年度投入至少10亿澳元。所以中信泰富对澳元的需求都很大。在此前提下，中信泰富参与杠杆式外汇买卖，也就是炒澳元，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一年多来，美元一直在走低，而澳元却步步上升。因此，炒家大概也颇觉得心应手。哪知今年7月份以来，澳元汇率波动加大，澳元持续贬值。中信泰富不仅揩掉今年炒汇所赚，还大赔特赔。
中信泰富是从事矿业、物业、基建、航空的实体企业，一般来说实体企业投身于期货市场，多为避险。中信泰富炒外汇期货，最初动因是对澳元的需求巨大。然而期货是把双刃剑，它又是以一博十、博二十、三十的博弈工具。中信泰富禁不起诱惑，一头扎进以小博大的赌博中去了。可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泡沫吹得很大，从事实体企业的赢利远远不如金融交易。为了追逐更大利润，境内外的大部分中资企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资金投入到各种各样的金融交易中去，其交易范围早已超出避险、保值所需。一旦市场转向，泡沫破碎，这些实体企业就成为那些金融市场的扑火飞蛾。
这其中当然有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制度缺陷问题，也有我们宏观战略设计的问题，但更是境外中资企业本身的制度性问题。有市场传闻说，近两年中资境外公司在国际市场炒外汇，炒期铜、期锡等有色金属，炒黄金白金，炒石油期货，收购资产，共计亏损近300亿美元。曾有人愤怒斥责：在境外国企炒期货损失一亿美元，只视作喝一杯豆浆，喝一杯咖啡的极平常的“琐事”；亏损十多亿美元资金，仅打份报告称“市场变化大，一时迟疑不决”而推卸责任。
应该说，以中信泰富为代表的所谓“红顶企业”是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他们与一般的境外中资公司不太一样，其国资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司高官的风险责任还是比较对称的，员工的本地化程度也相当高。但即便是他们，内部外部的监督制度仍有很大漏洞。
“中信泰富危机”的善后，将是考验内地政府和香港监管当局和海外投资者智慧的一件难度不小的任务。从3年前的“中航油新加坡事件”至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中国海外企业风险管理失控的超级大案例，也许应当促使我们对海外国企的制度建设作出根本性的改进了。促使我们对海外国企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