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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实践看人民币以什么为锚？

货币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促进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更为便利地发生。说重要，是因为稳定的货币降低交易费用的规模大得惊人——即使在恶性通胀时期，人们仍然愿意使用时刻在贬值的货币，而不是以物易物。说根本，是指货币其他一切功能，如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以及价值储存等，均必须以交易媒介这一功能为基础，舍此无他。

因此，在任何时候，维持币值的稳定都应是一国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然而，从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看，各国政府似乎天生地有将货币贬值的动力。通过收取“铸币税”，或者多印货币收取所谓的“通胀税”，政府可以不知不觉间增加自己的收入，解决既存和可能的财政危机，增大以财政政策调控经济或者干脆就是挥霍享受的空间。

货币下锚的历史实践

在金本位制时期，铸币的价值由含金量所决定，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受“可平价兑换黄金”的约束，因此虽然存在“铸币税”或者“信用发行”的情况，但币值总体上保持了大致稳定。这可不是由于那时的政府更加崇高且对保持币值稳定的重要性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而是在金本位制下，货币天然地有一个锚——黄金的产量。黄金产量决定了总的货币供应量，并因此决定了币值的变动。

然而，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在长期中会持续性地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压力缘于黄金产量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事实上，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金本位制的最终崩溃。尽管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地调高黄金价格，以维系金本位制的运作，但这样做等于将财富在全球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在政治上一定行不通。

金本位制崩溃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汇兑本位制运行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其他货币以美元为锚），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以黄金为锚）。美国尽管有决定货币政策和发行美元的权力，但是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卖出美元储备换回黄金或者将黄金兑换为美元，来限制美国自行其是的自由度并确保美元币值的大致稳定。在这样一种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美国的货币币值保持了基本稳定，外围国的货币币值也相应保持了基本稳定。

随着黄金的持续外流，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成为不可与黄金兑换的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由于货币不再以黄金或者美元为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仍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继续钩住美元），为保持币值的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被相继采用。

在货币供应量目标制下，中央银行动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货币供应量遵循一个确定的规则变动。理论上，只要严守这规则，不为调控经济等原因滥发货币，则币值的稳定可期。然而，采取货币供应量目标制会面临至少三个问题。第一，货币要如何界定？根据流动性大小和收益率高低，货币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基础货币、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等等，由于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应选取哪一种口径的货币作为中介指标就成为难题。第二，货币供应量变动之效果的显现有较长时间的滞后，且同样的币量变动在不同时期的效果和时滞不同。第三，就算能决定货币量，因金融创新等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也难以顾及。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质是以一篮子商品作为货币之锚，确保一定的货币能够购买到一定数量的商品，达到币值稳定的结果。但通胀目标制也面临着诸如政策时滞、政策效果不确定等多种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一国价格水平极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另一个问题则是，资本市场等的发展，导致了通货膨胀愈来愈难以被准确地测度。这些问题都给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从国际经验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运作并不成功。

人民币以什么为锚

在分析了不同时期货币下锚的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不足之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人民币应该以什么为锚。前面说过，受黄金产量的制约，全球性的金本位制早已去如黄鹤。那么仅仅某一国实行金本位制，比如人民币以黄金为锚可行吗？答案仍是否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相对当前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即使全球黄金存量的规模也依然偏小，更遑论中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二是黄金的流入流出以及国际市场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波动。

而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扩张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带来的货币内生增长成为货币供应增加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已经难以通过对基础货币的操控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了，这可从近年来制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和新增信贷规模目标几乎没有实现过得到印证。因此，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是人民币锚的理想选择。

那么，人民币以一篮子商品为锚如何？在笔者看来，除了上述阐及的多种困难外，体制性原因是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最大障碍。这种体制性原因可以表述为，在央行相对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从属于财政政策。也即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置于物价稳定之上，一旦经济增速下滑超过预期，那么必然会牺牲物价的稳定以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换取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的背景下，早已习惯高速增长的我国政府，极有可能频繁采取实质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缓经济回落的进程。换言之，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体制和理念上即已被否定，那么又如何能够指望其成功运作呢？

余下的选择就只有外汇本位了。固然，以一种或一篮子国际主导货币为锚也存在各种问题，例如增加了本国经济暴露于来自国外的冲击的风险，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联手施压等，但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世界范围内的实践经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相对更优。这里，重点是以外汇或者汇率为锚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非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间抉择——盯住一种货币，人民币与该货币之间汇率固定，但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盯住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皆浮动，但对任何一种货币的浮动范围都大大缩小。

民国时期一块“大洋”等于现在多少钱？怪不得有10块就算富翁!

民国时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货币发行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货币之一就是“大洋”。

“大洋”是民国时期流通最广泛的银元货币之一，也是当时的一种国际通用货币。在民国时期，大洋有许多不同种类，主要有光绪大洋、袁大头、孙中山像背大洋等

光绪大洋是清朝末期发行的一种银元货币，正面铸有光绪帝的侧面肖像，背面则是一条巨龙，寓意中国国家的强大和长寿。袁大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发行的一种银元货币，正面铸有袁世凯的头像，背面则是两条栩栩如生的龙。孙中山像背大洋则是国共合作时期发行的银元货币，正面铸有孙中山的侧面肖像，背面则是一个大写的“国”字。

在民国时期，一块大洋的面值为一元，但由于历史背景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大洋的实际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到了1930年代末期，一块大洋的实际购买力已经相当于几毛钱或者更少。

如今，大洋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经典代表，也成为了收藏家们追捧的对象。如果想要购买一枚民国时期的大洋，价格则因不同种类、品相、保存状况等因素而异，但通常都需要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不等。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大洋货币种类繁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而在当时，一块大洋的面值为一元，但实际购买力已经不如当今的人民币。在进行民国时期“大洋”和人民币之间的比较时，需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和货币价值的变化等因素。因此，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字。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历史数据和参考价格来提供一个大致的比较。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民国时期的物价水平和人民币的汇率。在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战乱等原因，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水平极其不稳定。据统计，1929年时，上海市的消费物价指数为108.4，而1937年则达到了267.7。换句话说，物价在8年间翻了近两倍半。此外，民国时期的汇率也不稳定，且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人民币对外汇的汇率也会出现大幅波动。

据一些历史资料和现今市场价格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块民国时期的大洋现在的价格大约在数百元至上千元之间，具体价格取决于货币的种类、品相和保存状况等因素。而在当时，一块大洋的面值为一元，但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实际购买力已经大幅下降。

综合考虑，如果用现在的人民币来换算当时的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民国时期的物价水平和货币价值与现在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块大洋的实际购买力远远不及现今的人民币。

总之，民国时期的大洋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同时也成为了收藏家们追捧的对象。虽然无法进行准确的比较，但是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市场价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洋的实际购买力已经大幅下降。

百元一粒米，十万一寸布：国民政府的货币是如何崩溃的

“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提起“货币”，今天人们的反应自然是全世界各种花花绿绿的纸币。虽然早在宋元时期中国就率先发明并使用了纸币，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纸币却退出了社会生活，人民使用的货币又变成了银两与铜板，这在语言演变上也留下了痕迹，譬如今天江浙沪包邮区的老年人仍然习惯将纸制的钞票称作“铜”钿。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重新引入了纸币，使得市面上的货币变得更加复杂。到了民国早期，在国内市场流通的货币，除本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外，还有外国在华银行发行及各种进口的货币。1927年以前，经核准发行通货的银行，国内有几十家，在华外商银行也有十几家。市场流通货币中，既有银元银两，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纸币，光是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就有15种。银两则有元宝、银块、厂条、银锭等。三十年代初，全国银两种类计有110种。辅币更是五花八门，随地而异，各不相同。单上海地区就有30余种。银元的种类既不相同，重量、成色自然也不统一。银元和银两同时流通和兑换使用，在具体操作上给商品交换带来诸多的不便与困难。当时大宗进货、批发贸易，以银两结算；零星售货以银元支付，手头两种货币，不能互相抵用。在经售活动中，常常出现所谓“银元押款”的怪现象，即有的商人拿银元作抵押去借银两；加上商人逐利，自然劣币驱逐良币，市场极度混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就感叹：“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它是乱七八糟一大堆铸币、重量单位和纸币凑成的大杂烩。”

银元宝

俗称“袁大头”的银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当局开始努力整顿混乱的金融市场。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决定自1933年3月10起开始实施“废两改元”。规定“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值换算率”。实行废两改元后，凡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均废除使用银两。彻底结束了近千年沿习的称量重量货币制度，消除了“两元共存”现象，银元成为全国唯一的通行货币。当时（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元可以吃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元可以买两份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元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戏曲或者电影演出，一块银元可以买10张门票。一块银元可以买一本较厚的书，或者两本较薄的书，比如一部《呐喊》售价7角。

法币的沦陷

在银元时代，中国的货币仍旧是贵金属。截至1933年，全世界仅有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国还保持银本位制。中国是最大的用银国，但本国银产不丰，银材主要仰求于别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银元在中国是货币，而在放弃银本位制的国家已经成为商品，它与其他商品一样，价格随着供求关系而涨落，中国货币必受世界银价的影响，币值极不稳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英、美等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不兑现的纸币制度来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更采取了高价大量收购白银来提高银价的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据估计，从1934年7月开始，上海所有银行的白银储存数量从6月份的58300万元，到年底的时候就降到了33500万元。白银的大量流出，造成了银根紧缩、商业萧条，这就迫使国民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出台《施行法币布告》，确立法币作为无限法偿货币的主体地位，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

法币

“法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种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可惜她生不逢时，甫一问世就赶上了日本步步紧逼，进而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华民族也跌入了苦难的深渊。

战前国民政府的税收支柱是关税、盐税和统税（特定货品的货物商品税，因税收方式视商品类型统一税率征收而得名），这些税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些地区相继沦陷，使中国丧失了40%的农业产值和92%的工业产值，关税和盐税更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因此国民政府税收大幅度减少。1939年度国民政府的税收只有4.3亿元左右，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度的实际收入10.41亿元比较，减少了60%，而这一年的军费，却需要16亿元。由于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部省份无法开辟新的财源，国民政府不得不选择饮鸩止渴，通过增发法币来弥补赤字。

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

原本为了保证法币比值的稳定，南京政府规定，法币发行采取以金银、外汇为主的六四成弹性比例制，即现金准备金占60%，保证准备金占40%。到了1939年，重庆国民政府宣布生产事业之投资（即股票）和国民政府发行之公债也可以作为法币的准备金，最后在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宣布完全停止实行法币准备金的制度，解除了对法币发行的所有限制，打开了十分危险的潘多拉的盒子。

为弥补军费造成的越来越庞大的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如同脱缰野马，通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从1942年初至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增加10168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10%，1945年底的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730.8倍，平均每月增长率为6.7%。法币的购买力随之一泻千里。在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中，人们看到，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1938年值一头黄牛，1939年值一头猪，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一只鸡，1945年只值鸡蛋2个。由于国民政府如同掩耳盗铃一般不愿发行他们认为会对民众产生心理冲击的大额钞票，市面上很长时间里最大面额钞票都是100元，这就迫使民众即使是在市场上购买日常物品都不得不携带大捆现金。

“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当月，物价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自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真正的物价回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抗战的结束并没有就此带来“和平红利”，为准备内战，蒋介石并没有遣散军队，而是积极备战。到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收入却只能支付支出的37%。国民党政府超发货币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 11.3%，几乎为战时月增涨率的1倍。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就上涨了28倍。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

1947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法币发行逐月加速提升，1947年发行量较上年增加7.9倍。至1948 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470704.4倍，仅1947年1～8月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达到45.4%，换言之几乎每月翻番！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100元法币，1946年能买1/6块固体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 年8月19日只能买 0.002416两大米（每斤16 两）。

1948年携带巨额钞票上街购物的上海市民

物价飞涨成为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讨生活。广大民众已到了生计无着、衣食不保的地步，“由于购不着米，家无隔宿粮的职工阶级，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为了有饭吃，有些人竟不惜入牢。苏州一个关在牢内的年已六十多岁的吸毒嫌疑犯被法院宣判无罪后，他反而不痛快，要求法官再还押。他说，离开了监狱，外间没有饭吃，愿在牢内住下去！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以至“上等人家吃高梁米，中等人家吃豆饼、豆渣，下等人家吃草根树皮”。甚至向来生活优裕的知识精英也一下子跌入生活的低谷，有的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凉境地。抗战之前，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600元（蒋介石作为最高级的特任公务员月薪也才800元，当然，委员长的工资基本不动），是熟练技工月收入的20倍以上。当时一个普通教授家里差不多雇有两三个佣人，以薪水养十口八口之家是不成问题的。而到了到1948年6月份，大学教师月工资“涨”到了500万元，辛苦一个月的收入却只能购买半石米，连自己的口粮都无法维持。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8年正在争抢洒落在地上米粒的福州市民

工资需用麻袋装

金圆券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国民党政权在1948年8月19日做出了一次绝望的努力，以1:300万法币的比例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的“金圆券”。然而，军事上的溃败以及巨额财政赤字令国民党货币制度信用完全丧失。金圆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贬值，其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还快得多。“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上海解放前夕，顾颉刚就在日记记载，“予购买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为此，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百姓在愤怒之余，拒绝使用金圆券，改用银元、铜元和铜钱，甚至于自愿返回古代，以物易物。甚至国民党军队也不要金圆券，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中央：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国统区的老百姓甚至编了一首顺口溜：“百元1粒米，10万1寸布。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恶性通货膨胀也成为国民党政权留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负资产”之一，使得人民币发行后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和金融动荡的危险处境。194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5000元及1万元面值新钞……而到1953年发行的最大面值人民币已经变成了5万元……直到1955年，随着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与使用，才算是最终消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恶疾。

1948年底正在挤兑黄金的上海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