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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一粒米，十万一寸布：国民政府的货币是如何崩溃的

“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提起“货币”，今天人们的反应自然是全世界各种花花绿绿的纸币。虽然早在宋元时期中国就率先发明并使用了纸币，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纸币却退出了社会生活，人民使用的货币又变成了银两与铜板，这在语言演变上也留下了痕迹，譬如今天江浙沪包邮区的老年人仍然习惯将纸制的钞票称作“铜”钿。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重新引入了纸币，使得市面上的货币变得更加复杂。到了民国早期，在国内市场流通的货币，除本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外，还有外国在华银行发行及各种进口的货币。1927年以前，经核准发行通货的银行，国内有几十家，在华外商银行也有十几家。市场流通货币中，既有银元银两，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纸币，光是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就有15种。银两则有元宝、银块、厂条、银锭等。三十年代初，全国银两种类计有110种。辅币更是五花八门，随地而异，各不相同。单上海地区就有30余种。银元的种类既不相同，重量、成色自然也不统一。银元和银两同时流通和兑换使用，在具体操作上给商品交换带来诸多的不便与困难。当时大宗进货、批发贸易，以银两结算；零星售货以银元支付，手头两种货币，不能互相抵用。在经售活动中，常常出现所谓“银元押款”的怪现象，即有的商人拿银元作抵押去借银两；加上商人逐利，自然劣币驱逐良币，市场极度混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就感叹：“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它是乱七八糟一大堆铸币、重量单位和纸币凑成的大杂烩。”

银元宝

俗称“袁大头”的银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当局开始努力整顿混乱的金融市场。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决定自1933年3月10起开始实施“废两改元”。规定“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值换算率”。实行废两改元后，凡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均废除使用银两。彻底结束了近千年沿习的称量重量货币制度，消除了“两元共存”现象，银元成为全国唯一的通行货币。当时（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元可以吃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元可以买两份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元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戏曲或者电影演出，一块银元可以买10张门票。一块银元可以买一本较厚的书，或者两本较薄的书，比如一部《呐喊》售价7角。

法币的沦陷

在银元时代，中国的货币仍旧是贵金属。截至1933年，全世界仅有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国还保持银本位制。中国是最大的用银国，但本国银产不丰，银材主要仰求于别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银元在中国是货币，而在放弃银本位制的国家已经成为商品，它与其他商品一样，价格随着供求关系而涨落，中国货币必受世界银价的影响，币值极不稳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英、美等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不兑现的纸币制度来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更采取了高价大量收购白银来提高银价的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据估计，从1934年7月开始，上海所有银行的白银储存数量从6月份的58300万元，到年底的时候就降到了33500万元。白银的大量流出，造成了银根紧缩、商业萧条，这就迫使国民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出台《施行法币布告》，确立法币作为无限法偿货币的主体地位，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

法币

“法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种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可惜她生不逢时，甫一问世就赶上了日本步步紧逼，进而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华民族也跌入了苦难的深渊。

战前国民政府的税收支柱是关税、盐税和统税（特定货品的货物商品税，因税收方式视商品类型统一税率征收而得名），这些税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些地区相继沦陷，使中国丧失了40%的农业产值和92%的工业产值，关税和盐税更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因此国民政府税收大幅度减少。1939年度国民政府的税收只有4.3亿元左右，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度的实际收入10.41亿元比较，减少了60%，而这一年的军费，却需要16亿元。由于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部省份无法开辟新的财源，国民政府不得不选择饮鸩止渴，通过增发法币来弥补赤字。

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

原本为了保证法币比值的稳定，南京政府规定，法币发行采取以金银、外汇为主的六四成弹性比例制，即现金准备金占60%，保证准备金占40%。到了1939年，重庆国民政府宣布生产事业之投资（即股票）和国民政府发行之公债也可以作为法币的准备金，最后在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宣布完全停止实行法币准备金的制度，解除了对法币发行的所有限制，打开了十分危险的潘多拉的盒子。

为弥补军费造成的越来越庞大的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如同脱缰野马，通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从1942年初至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增加10168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10%，1945年底的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730.8倍，平均每月增长率为6.7%。法币的购买力随之一泻千里。在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中，人们看到，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1938年值一头黄牛，1939年值一头猪，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一只鸡，1945年只值鸡蛋2个。由于国民政府如同掩耳盗铃一般不愿发行他们认为会对民众产生心理冲击的大额钞票，市面上很长时间里最大面额钞票都是100元，这就迫使民众即使是在市场上购买日常物品都不得不携带大捆现金。

“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当月，物价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自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真正的物价回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抗战的结束并没有就此带来“和平红利”，为准备内战，蒋介石并没有遣散军队，而是积极备战。到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收入却只能支付支出的37%。国民党政府超发货币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 11.3%，几乎为战时月增涨率的1倍。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就上涨了28倍。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

1947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法币发行逐月加速提升，1947年发行量较上年增加7.9倍。至1948 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470704.4倍，仅1947年1～8月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达到45.4%，换言之几乎每月翻番！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100元法币，1946年能买1/6块固体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 年8月19日只能买 0.002416两大米（每斤16 两）。

1948年携带巨额钞票上街购物的上海市民

物价飞涨成为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讨生活。广大民众已到了生计无着、衣食不保的地步，“由于购不着米，家无隔宿粮的职工阶级，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为了有饭吃，有些人竟不惜入牢。苏州一个关在牢内的年已六十多岁的吸毒嫌疑犯被法院宣判无罪后，他反而不痛快，要求法官再还押。他说，离开了监狱，外间没有饭吃，愿在牢内住下去！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以至“上等人家吃高梁米，中等人家吃豆饼、豆渣，下等人家吃草根树皮”。甚至向来生活优裕的知识精英也一下子跌入生活的低谷，有的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凉境地。抗战之前，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600元（蒋介石作为最高级的特任公务员月薪也才800元，当然，委员长的工资基本不动），是熟练技工月收入的20倍以上。当时一个普通教授家里差不多雇有两三个佣人，以薪水养十口八口之家是不成问题的。而到了到1948年6月份，大学教师月工资“涨”到了500万元，辛苦一个月的收入却只能购买半石米，连自己的口粮都无法维持。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8年正在争抢洒落在地上米粒的福州市民

工资需用麻袋装

金圆券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国民党政权在1948年8月19日做出了一次绝望的努力，以1:300万法币的比例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的“金圆券”。然而，军事上的溃败以及巨额财政赤字令国民党货币制度信用完全丧失。金圆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贬值，其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还快得多。“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上海解放前夕，顾颉刚就在日记记载，“予购买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为此，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百姓在愤怒之余，拒绝使用金圆券，改用银元、铜元和铜钱，甚至于自愿返回古代，以物易物。甚至国民党军队也不要金圆券，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中央：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国统区的老百姓甚至编了一首顺口溜：“百元1粒米，10万1寸布。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恶性通货膨胀也成为国民党政权留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负资产”之一，使得人民币发行后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和金融动荡的危险处境。194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5000元及1万元面值新钞……而到1953年发行的最大面值人民币已经变成了5万元……直到1955年，随着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与使用，才算是最终消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恶疾。

1948年底正在挤兑黄金的上海市民

金融在国民政府时期（下）

七、法币发行扩张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期间，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来自关税、盐税、统税的“三税”财政收入随之大减。1936年度三税合计实收101400万元，1937年下降到41000万元。战前的财政己经入不敷出，抗战开始收入急剧减少，支出大量增加，特别是军费开支猛增，收支严重失衡。而国民政府热衷于官僚资本的垄断事业，达官贵人趁机聚敛财富，造成生产萎缩、物资奇缺、物价猛涨、百姓贫困，财政收入更加难以平衡。于是，国民政府只有开动印钞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抗战前夕的1937年6月，全国银行业发行的兑换券由币改前的56300余万元增至141000万元。由于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法币流通总的情况尚属正常，人民对它还有一定的信任度，故其购买力能维持稳定。而抗战开始以后，法币发行量逐年增加，其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暴涨，形成了空前的通货膨胀。

从1937年6月到1939年底，法币明显地开始膨胀。就全国情况而言，虽然法币发行指数大于物价上涨指数，但其还处于缓慢膨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人民对法币尚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或者储存法币，踊跃认购公债，使法币流通速度相对减缓，也使物价不致飞腾，这对减少法币发行起了较大作用。另外，战时沿海沿江城市人口涌向内地，工厂企业大量内迁，使内地流通的法币增加，从而扩大了其流通范围和流通领域。此外，这几年农业收成较好，农产品和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较慢。这些因素减缓了法币的膨胀速度。

此时，如果采取措施加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严重局面会有所改变。但国民政府却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了增发法币的决定。当年9月8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修改了法币的准备金制度。这一改，法币的准备制度就不受束缚，发行量急剧增加，通货膨胀越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也企图以出售外汇和黄金的办法回笼法币，稳定币值，结果均遭失败。

1940-1945年8月，法币进入恶性膨胀阶段。1939年底至1940年，上海、重庆的物价上涨都超过了货币发行速度。通货不断增发，大面额钞券相继出笼。1940年发行50元券，1942年发行100元券，1945年上半年发行1000元券。从1942年开始，法币每年都成倍增加，物价则以更快速度上涨。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8月，与1937年6月比较，法币增加393.96倍，上海物价上涨36399倍，重庆物价上涨1794倍。法币的币值一落千丈，购买力剧烈下降。

八、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的金融掠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了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区，并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一大批日伪银行，发行日伪币，对关内沦陷区进行疯狂的金融掠夺。

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日伪蒙疆银行，于1937年11月建立。总行设于张家口，并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多伦等地开设分行。资本为日伪蒙疆币1200万元，由内蒙古、察南、晋北三个日伪自治政府各出400万元，发行日伪蒙疆券，与日元等价联系，在绥远、察哈尔及山西北部流通。

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旧址

1938年3月，设立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并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天津、青岛设立分支机构。资本为伪联银币5000万元，由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同华北各华商银行各出一半。日伪规定这家银行是“华北发行钞票之银行”，发行的日伪联银券与日元等价联系，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人民的强有力工具。

1939年5月，又设立日伪华兴银行。总行设于上海，资本为日伪华兴币5000万元，由伪“维新政府”与日本银团各出一半。发行日伪华兴券，在华东、华中地区流通。日伪华兴券名义上是同法币等价联系，打着同法币等价流通的幌子，掠夺物资，套取外汇以打击法币。

1941年1月，汪精卫伪政权设立日伪中央储蓄银行。总行设于南京，并在上海、汉口、杭州、苏州、芜湖等地设立分行、支行或办事处。资本总额为日伪中储券10000万元，发行的日伪中储券，流通于上海、广州等城市和津浦、宁、沪、杭各路线及华中等地区。这家伪银行筹办期间，曾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签订了所谓《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这个伪“觉书”表明，该行的实际大权掌握在日本之手。

除上述4家主要日伪银行外，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华中还设有日伪察南实业银行、日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日伪晋北实业银行、日伪河北省农民银行、日伪冀东银行、日伪江苏地方银行、日伪河南实业银行、日伪苏兴银行、日伪中江银行等。

同时，日本还对原有的华资银钱业进行兼并和改组，利用、排挤和打击法币，滥发通货推动通货膨胀，把沦陷区的金融业变成了殖民地金融，造成工农业生产下降、停滞和萎缩，人民深受其祸害。

九、美国全面独占国统区金融市场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有很大增长。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主要方式是提供贷款，并以此增强自己的在华实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已给国民政府的借款共计24780万美元；战争爆发以后，又扩大了对国民政府的借款支持。1942年2月，美国一次贷给国民政府5亿美元财政借款；同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又贷给了870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1942年起，法币放弃了与英镑的联系，单与美元联系，汇价由原来的100：29.75改为100：5，让美国垄断了中国的外汇。

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以后，美国为了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全力援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公开或秘密地同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其中有，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2月的《中美航空运输协定》，1947年1月订立的《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月订立的《中美关于美国武装部队驻扎中国领土之换文》，10月订立的《中美救济协定》和《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12月订立的《中美海军协定》，1948年7月订立的《中美双边协定》等。通过这些协定，美国独占了中国的投资市场。

战后美国对华投资空前增长。此时，外国在华投资有了很大变化。日本、德国原占外国在华投资76%以上，这些被国民政府接收变成了官僚资本财产。英、法在战争中已失去了海外投资能力。只有美国靠战争卖军事物资发了大财，加大了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只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而到1948年提高到了80%。此间对国民政府的贷款和所谓援助共28笔，总额为51.737亿美元，几乎等于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50%以上。美国成了国民政府的最大债主，它借款越多，就越有力量控制中国政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全面霸占了国统区，形成了美国资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美国在华原有花旗、大通、运通、友邦4家银行，抗战胜利后，不仅这些银行全部复业，而且还新开设了美洲商业银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规定，“美援”中的金融业务只准委托美国大通和花旗两家银行办理。国统区外贸主要是对美贸易，当时使用的外汇主要是美元，这也就相应地增强美国银行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的力量。当时的汇率，实际上都由汇丰、花旗两行决定，利用汇率变动直接支配着金钞黑市和物价。

美国在华银行还负责中美之间的金银交易，美钞也泛滥于中国市场。由于法币不断贬值，不仅美国驻军、商人及各色人在中国各地使用美钞，其他在华外国人和中国商人进行大宗交易时，也多按美钞计价。美钞实际上成了中国货币市场上的流通手段。

十、官僚资本金融的垄断地位空前加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强占解放区军民从日冦手中夺得的一大批城市，并派遣大批军政人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在此接收风潮中，国民政府接受一大批敌伪金融机构，将其纳入了官僚资本金融体系。

“四行二局”接收的情况：中央银行接收了日伪中央储备银行、日伪华兴银行、朝鲜银行、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南方的分行以及日伪省市地方银行。中国银行接收了横滨正金银行。交通银行接收了住友银行、上海银行株式会社、汉口银行株式会社。中央信托局接收了三菱银行、帝国银行、日伪中央信托公司、日伪中央保险公司、日伪中央储蓄会。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了日伪邮政储金汇业局、日伪中日实业银行、日伪中江银行。

1945年11月初，国民政府财政部同台湾省长官公署派员对台湾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理；次年5月以后，正式接收、清理和改组台湾银行、前三和银行、台湾储蓄银行、日本劝业银行台湾五支店等。台湾商工银行、台南银行、彰化银行均被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

在接收敌伪金融机构时，四行二局还获取了大量金银财宝。其中，有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交出的黄金50余万两、白银763万两、银元37万枚，有日伪满洲中央银行上海分行交出的黄金8万多两、白银31万多两、银元24万枚。另外，还接收了敌伪总值约有10亿美元的产业。

国民政府还对敌伪钞券进行清理。在华北地区，以5元日伪联银券兑换1元法币的比价，收兑日伪联银券。据估计，当时日伪中储券发行额约为46.618亿元，除去日伪中储行清理的债权收入、全部资产收入及物价水平折算，日伪中储券与法币兑换率，大约为80:1，而国民政府却硬抑低为200:1，共收兑中储券41.401亿元。仅此贬值兑换，就赚取黄金30万两，这实际上是对沦陷区人民钱财的洗劫。

官僚资本通过多种手段，扩张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截至1946年6月，全部国统区有银行3489家，其中官营的就有2446家，占总数的70%以上；同年11月1日，又成立了中央合作金库，下设省分库和部分县市的合作金库；直到当年12月底，仅四行二局的总分支机构就达852处。“四行二局一库”体系，最大限度地垄断国统区的金融业。

这个垄断体系还集中了大量资本，一方面低利贷给官僚资本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官僚资本的垄断力量；另一方面也放贷一部分给民族资本工商企业，以便于掌握这些企业生产的物资。官僚资本银行还凭借手中的货币发行权，制造和运用信用膨胀的杠杆作用，以加强官僚资本企业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垄断力量。

十一、民族资本金融业务萎缩走向衰落

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在抗战胜利后，数量很快有所增加。1947年，上海的银行由战前的73家增加到195家，钱庄由48家增加到226家，信托公司由6家增加到20家。重庆战前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不过20余家，战后增加到118家。此外还有一些地下金融组织，仅武汉三镇就有地下钱庄48家，专门从事高利贷拆放。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并不代表事业发展，只是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国民政府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给货币经营造成了投机的机会，这些金融机构是为投机经营而设立的。

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和强化官僚资本的政策是“双管齐下”，为了加强官僚资本金融的垄断地位，对民族资本金融业采取了种种办法加以限制。1947年7月，财政部规定，银钱业对于客户存入的票据，在未支取前，一律不准抵用。1948年2月，又颁布《限制当月票据抵用暂时办法》，规定除本票、汇票、汇款收据及保付支票外，当日概不抵用。1948年6月，又发布《防止银钱业滥发本票管理办法》，规定各行庄开发本票，其当天本票科目余额，必须有十足头寸交存中央银行或票据交换所。1947年9月，国民政府规定，私营钱庄要以定期存款10%、活期存款15%作为存款保证准备金缴存中央银行，另外还要保留7%-15%的资金应付紧急提存。这些办法，有碍合理票据流通，造成现钞量剧增，本票泛滥，增加了资金调度的困难，行庄困难重重，无法应对经营，一次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时，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国民政府威胁私营行庄，如不交出金银外币，就予以严厉制裁。仅9月10日和20日两天，上海私营行庄就被迫交出黄金21348两，还交出大量白银、银元、美钞和港币。同时，还强迫私营行庄增加资本，使各行庄在恶性通胀之下，利息亏损加大，损失无法计算。

民族资本金融由于受到多种限制和打击，业务严重萎缩。它们存放款总额占本国银行业的比重不到10%，官僚资本银行垄断了国统区的主要金融业务。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民族资本银庄正常业务无法开展，只好把资金用于投机事业，比如设立暗账，金银、外汇倒买倒卖，开设商店、囤集物资等活动。除自身从事投机活动外，还为社会上的投机活动提供方便。民族资本金融业走到这种地步，已失去其基本职能，从而走向了衰落。

新疆省银行发行的 六十亿元 面值新币

十二、法币加剧膨胀和“币改”彻底崩溃

国民政府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全年军费支出约为60000亿元，相当于该年原定预算支出总额的2.4倍。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还握有9亿美元外汇和价值4亿美元黄金(约600万两)，加上接收敌伪资产约10亿美元，总共计有相当可观的23亿美元。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这些美元，制止通货膨胀，或许可以稳定法币。但相反，国民政府却用这些美元开支内战军费，很快就耗光用尽。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随着军事上溃败，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入了总破产的境地。

反动的国民政府需要增发纸币以支撑内战。由于军费急剧增加，1946年，财政赤字约为48000亿元；到1947年，增加到400000亿元。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自1946年6月起，法币发行量成倍增加，连印钞机也跟不上它的膨胀速度。上海有5家印钞厂，日夜不停赶印法币都来不及，还需要到美国、英国加印。当时法币已发行10万元大钞，面额最大的是500万元。尽管如此，发行速度仍然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截至1948年6月，法币发行指数是1946年6月发行指数的93倍，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是237.6倍，重庆物价指数是265倍。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运用黄金时售时抛，作为稳定法币重要手段，但由于黄金政策多变，放禁无常，牌价调整频繁，致使黄金市场投机日炽，黑市价格猛涨。这时期，外汇汇率也由原定1美元合法币20元，改为1美元合法币2020元，并指定中外银行充分供应外汇。官僚资本的权贵们，乘此机会大捞黄金、外汇中饱私囊。

1948年夏秋，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进入新的转折点。此时，法币己完全丧失信任走到了绝境。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宣布实行“币改”，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8月19日，发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这些公文要点是，金圆券是本位币，每一金元含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5种金圆券。金圆券既不能兑换黄金白银，又不能购买外汇，所谓含金量全是骗人的把戏。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统区日益缩小，国民政府财政来源枯竭，只有靠快速扩大发行金圆券来应付。1948年8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是5.44亿元，9月底增至12.02亿元，10月底是18.50亿元，11月底达33.94亿元，到12月发行额超过80亿元，大大突破预定发行限额。进入到1949年3月，金圆券发行超过了1960亿元，4月更达到51612亿元，到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已达到294722亿元。金圆券千元、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大面额券相继出笼。同时，物价猛烈地飞涨。比如上海，以1948年8月物价的总指数为标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涨了128倍，3月涨到4000多倍，4月更激涨到83800多倍，物价一天之中就有无数次变化。

国民政府在行将灭亡前，曾把大量黄金、白银、外币运往台湾，政府要员和军阀官僚也纷纷抽资外逃。他们在逃离大陆前，还先后在广州、重庆搞流窜政府，再次进行“币改”，发行银元券。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流窜政府连同银元券一起土崩瓦解。中国的金融事业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