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货币制度

来源：《中国外汇》

鉴于东盟各国外汇市场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投资目的地区别制定汇率避险策略，参考货币的结算便利度，金融产品的丰富度，以及是否与人民币直接兑换有特殊安排，确定相应的货币汇兑和对冲方案。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东盟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共筑、市场共拓、风险共担”的互利共赢模式。然而，东盟国家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遭受重创的记忆以及经济结构、政治局势问题等原因，大多存在外汇管制且本币汇率波动较大，加大了中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企业需结合自身业务布局，动态跟踪政策与市场变化、灵活运用金融工具，方能在区域经贸浪潮中行稳致远，筑牢发展根基。

东盟国家经济金融概况

经济概况。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中资企业进入东盟市场面临的政治经济条件、自然禀赋等存在较大不同。按经济增长速度来划分，东盟十国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是高增长组，包括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外部投资拉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数字经济推动以及区域合作加强。第二组是中速组，包括泰国、文莱、老挝，这类国家受制于经济结构、人口等因素，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高增长组。第三组是低速组，包括新加坡和缅甸，前者主要是经济绝对体量较大，基数效应拉低经济增速，后者主要受政治动荡和外部制裁拖累。此外，如按产业结构划分，东盟各国的差异也较为明显。新加坡、泰国等是服务业驱动，越南和印尼制造业占比较高，马来西亚、菲律宾大宗商品资源丰富，柬埔寨、老挝仍以农业为主，文莱则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金融市场概况。为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接，相关国家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已做出协同安排。一是区域支付系统互联。东盟通过区域支付互联互通（RPC）和本地货币结算（LCS）两大机制，初步构建起跨境资金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在LCS框架下，泰铢—印尼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等货币对直接交易规模达3.2亿美元/日。中国与东盟合作建设的“数字人民币—东盟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多币种实时兑换。二是清迈倡议多边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共同签署“清迈倡议”，旨在解决本区域短期流动性困难，弥补现有国际金融安排的不足。截至2024年年底，清迈倡议的资金池规模已从最初的800亿美元扩容至2400亿美元，对区域金融市场稳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三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现已覆盖东盟10国，2024年处理东盟业务量达4.8万亿元；跨境支付合作不断深化，例如支付宝与柬埔寨Bakong系统实现互认，2024年跨境二维码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210%；此外，东盟监管还推动建立统一的尽职调查（KYC）数据库，实现黑名单实时共享。

从泰铢和林吉特看东盟货币避险

如按资金流动的自由性对东盟国家的货币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新加坡元，实行较高程度的可自由兑换。第二梯队是泰铢和文莱元，实施有限程度内的可自由兑换。第三梯队是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卢比、越南盾、菲律宾比索，实施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第四梯队是柬埔寨瑞尔、老挝基普、缅币，实施极其严格的外汇管制，资金几乎难以跨境流动。整体看，除新加坡外，泰国和马来西亚是目前东盟投资潜力较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不少中资企业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鉴于此，以下重点分析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汇率制度安排和避险策略。

泰铢

外汇制度安排。东南亚货币大部分是管制货币，泰铢是少见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外主体均可参与泰铢即期、远期市场。为遏制恶意做空泰铢投机和热钱快速流入、降低非居民持有泰铢规模，泰国央行从1990年起规定非居民泰铢账户（NRBA）单日余额不得超过3亿泰铢，但制度缺陷以及过早开放资本账户，使得泰国仍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被狙击。2006年开始，泰国央行强化限额执行、要求NRBA账户超额交易需提供贸易/投资背景；2013年推出非居民合格公司计划，符合条件企业可豁免限额；2021年后明确非居民泰铢账户和非居民证券账户分离制度，禁止账户间转账，强化反洗钱审核。同时，泰国央行通过即期外汇买卖等各种工具高频率干预泰铢汇率，维护泰铢汇率稳定。

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泰铢汇率走势和泰国跨境资金流动看，泰国央行的外汇管制措施较为成功。近10年，美元对泰铢的波动区间为29.7—37.8，最大振幅接近30%，整体较为平稳，2025年美元对泰铢的日均波动率仅有0.7%。2025年4月，当美国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造成市场恐慌性卖出泰铢时，泰国央行买入等值120亿美元泰铢稳定汇率，取得较好效果。

外汇市场走势。泰国是出口导向经济体，长期以来，不论是为促进制造业还是旅游业，泰国央行都有动力维持泰铢温和贬值，以提振出口竞争力。泰国是典型的第三产业占比高，工业次之的国家，其中以旅游业为支柱的服务业是泰国的第一大产业，在泰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高达44%。但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也使泰国经济和泰铢汇率易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泰国旅游业收入锐减，对泰国经济造成重创。2022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到5.50%，而同期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通胀温和，泰国基准利率最高仅2.5%，泰铢与美元利差倒挂维持在300个点以上，令泰铢汇率承压。此外，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在高能源价格和高利差的双重影响下，泰铢对美元下跌近30%。2024年，泰铢对美元升值迅速，主要原因在于，泰国黄金交易中心是亚洲最大交易中心，而泰国黄金交易以泰铢为主，导致泰铢和黄金价格之间产生了正向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2024年黄金价格暴涨期间被强化，泰铢与黄金价格的相关性从0.4变为0.7，推动泰铢在2024年对美元上涨。同时，2024年美国开始进入降息周期，美元指数全年下跌近8%，受此影响，美元对泰铢汇率在三个月内从37下跌至32。

2025年以来，泰铢币值总体稳定，截至目前，美元对泰铢汇率从年初的34.80下跌到最低32.20，泰铢已升值8%。展望泰铢走势，一方面，鉴于泰铢币值与黄金在过去两年的正相关性不断增强，而黄金价格现已涨到3300美元/盎司，且未来大概率仍将上涨，预计泰铢将获得黄金价值的支撑。另一方面，市场对美联储在后半年降息的预期令美元承压，也会对泰铢形成升值压力。基于上述背景，预计泰国央行会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以将泰铢汇率维持在合意区间，维持出口竞争力。

马来西亚林吉特

外汇制度安排。马来西亚央行对林吉特实施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林吉特为境外不可交割货币。离岸银行须在签署承诺函（承诺不参与离岸NDF交易）和完成一定的报备、内控、操作流程等环节的前提下，申请获得授权、成为在岸银行的指定海外机构（Appointed Overseas Office，以下简称AOO）后，方可开展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外汇交易和对冲、结算等业务，马来西亚境外企业的本地账户也可以通过AOO进行林吉特的结售汇业务。在AOO框架下，AOO可以与在岸银行基于代客交易需求开展林吉特平盘交易。马来西亚央行的管控政策，保证了实需背景下林吉特的正常流通，同时也加大了游资冲击林吉特的难度。

外汇市场走势。马来西亚林吉特与泰铢走势相似度极高，但因为马来西亚农业和矿产、石油出口占GDP比重较大，因此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货币，林吉特还会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整体而言，马来西亚林吉特波动性比泰铢高的多：2014—201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115美元跌到每桶30美元、棕榈油价格下跌30%，对林吉特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期，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推升美元指数，林吉特作为典型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货币遭受重创。此外，马来西亚外债占GDP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也是影响林吉特币值稳定的一大因素。

在经济因素之外，林吉特汇率还会受到政治突发事件的影响。2015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曝出涉嫌转移大额美元资产，引发市场对马来西亚政治稳定的担忧，投机者通过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市场集中卖出林吉特，林吉特在2年内对美元贬值40%以上。而境内外价差的存在，促使投机者不断以卖出在岸林吉特、买入离岸林吉特的方式跨市场加杠杆套利，并在期权市场买入1年期看跌期权、推高美元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期权隐含波动率，叠加当时市场盛行的买入美元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以轧平不断挤出的Gamma头寸交易策略，形成了马来西亚林吉特的贬值循环。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央行严格限制AOO等离岸机构通过在岸和离岸市场价差炒作外汇，禁止其参与林吉特的NDF交易。

2025年以来，林吉特汇率趋于平稳，受美元走弱影响，美元对林吉特汇率从年初高位4.5下跌到现在的4.2附近。展望后市，预计美元对林吉特汇率在2025年下半年将继续在4.2附近波动。从升值可能性看，如果美联储快速降息，美元对林吉特汇率有可能下破4.20、冲击4.0关口；从贬值可能性看，国际油价目前波动较大，但后续如出现乌克兰危机结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增产等事件，国际油价仍有下跌空间，或带动林吉特贬值。此外，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也不应小觑，亚洲作为出口国，如果关税冲击加大，包括林吉特在内的众多亚系货币预计仍会承压。长期看，除了经济结构易受外部冲击外，马来西亚的外债是外汇储备的2.5倍，相较于外汇储备可以覆盖全部外债的泰国，外汇储备的相对不足使得林吉特在极端情形下仍有可能被外部游资挤兑。

东盟货币汇率避险建议

第一，对于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无为而治”往往胜过主动作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基于充分的事前准备：一方面，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企业应当事先综合评估被投资国或进口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变化路径以及政治风险，避免退出时遭遇本金损失。建议优先选择第一梯队（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政策红利显著国家（越南、泰国），谨慎进入高风险国家（缅甸、老挝等）。另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国际结算类产品调整本外币结构，达到外汇敞口的“自然对冲”，降低汇率摩擦损耗，例如扩大当地货币在成本支出中的占比，降低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币种错配，或签署以人民币或可自由兑换货币计价的合同，将不可交割货币的汇率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手承担。

第二，对于无法通过自然对冲规避的外汇风险，企业可建立与自身禀赋相适应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鉴于东盟货币结算和汇兑安排具有区域特色，建议中资企业在出海前向境内银行了解当地外汇政策，通过银行的境内外分支机构协作，充分运用中国—东盟双边本币结算、跨境人民币等网络，事先确定好结算和汇兑方式。对于汇率风险管理意愿强、能力好、资源丰富的成熟企业，可将东盟货币纳入自身汇率风险管理框架，银行为其提供报价流动性支持，以敏捷、有竞争力的报价服务企业避险需求。对于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薄弱的企业，可以邀请境内银行共同参与汇率风险管理的决策和执行。

第三，在对冲工具的选择上，鉴于东盟国家外汇市场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投资目的地区别对待。对于新加坡和泰铢，企业可以依托两类货币的结算便利优势，自由选择境内或境外市场，通过即期、远掉期管理汇率风险。对于印尼等存在外汇管制，但对人民币直接兑换有特殊安排的货币，企业可以优先选择通过东道国、其次选择在中国境内办理汇兑和对冲。越南虽然与中国存在区域双边直接兑换安排，但目前仅限于相关边境省份，可与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货币一同在当地及时完成汇兑，并及时汇出外汇，避免政策变化引起损失。

此外，在顶层设计上，对于两国基于双边本币结算的汇率制度安排，期待各国央行能够不断深化货币合作，推动相关东盟国家货币当局采取更为平等、开放和互信的态度，在离岸清算行/离岸授权机构代离岸客户使用本国货币的汇兑交易进行申报时，简化相关非交易要素信息的收集，进一步提升跨境交易的便利度，同时避免与相关信息出境限制相冲突。

金本位的前世今生：从黄金到美元，货币制度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名词解释

金本位，简单说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货币的单位价值和一定重量的黄金，形成固定等值的关系。比如，1美元可以兑换一定重量的黄金。这种制度的好处是货币价值稳定，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

金本位的演进方式

在货币演化的历史上，金本位经历了3种形式的演变：

1.金币本位

2.金块本位

3.进汇兑本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的“联姻”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金汇兑本位。二战之后，美国超越了英国，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占据全球的2/3，这也让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有利于美国经济对外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

于是1944年7月1日，在一个叫本雷顿的地方，44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签署了该协议。协议规定以美元为中心，美元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然后其它国家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简单说就是美国实行金块本位，其它国家锚定美元，实行进汇兑本位。

布雷顿体系的建立，确实给国际贸易带来了空前的发展，为战后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也让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美元输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优势。

布雷顿体系的崩溃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了短期的繁荣，但它也存在致命的缺陷：

于是在1971年，尼克松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依然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美元不再受黄金约束，可以自由发行。这也导致了：

中国曾经的金币和金本位

我国使用金币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就行使“郢爰”等金版货币，近年来，先后又出土多枚汉、唐时期的金质钱币，如五铢、开元通宝等，上述金钱和后朝代中所铸的一些金质钱，种类不多，它们大多不是流通货币，而是特意铸之，以作馈赠之用的赏赐钱，所以铸造数量均十分有限。

中国近代机制金币则始于清朝晚期，早在光绪中期时，清廷里就有些洋务派官员倡议我国行使金币，如陈炽在《通用金镑说》中提出“欲收利权，欲兴商务，并非铸金钱不可，金钱之轻重，非仿用金镑不可”之议，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为筹款以铸金币，特向朝廷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并由天津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试铸了金币：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样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天津造币总厂试铸，纯金铸造，币面携帝号及岁次“光绪丙午年”造，次年再造岁次改丁未（1907年）的金币，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制作的金币，也是清代唯一的一次。

图1

图1就是其正背两面分别铸铭文及图案。正面铸有双线外郭，内圈有联珠纹。顶边铸右读楷体“光绪丙午年造”六字，底边右读为“库平一两”。珠圈内部直读“大清金币”字样。背面铸有正面五爪金蟠龙一条，祥瑞云朵围绕周围，外部两条，外侧为细线条，内侧有一联珠纹圈。而图2币样为光绪丁未年金币，正背两面分别铸铭文及图案。正面铸有双线外郭，内圈有联珠纹。大清金币的造型已接近新式钱币，但是币面上的铭铸仍说明没有完全脱离“秤量货币”体系。大清金币由于背面图案为一蟠龙，故俗称“龙洋”， 然而曾有一说，清廷当时曾拟定行铸金银铜三品，而天津造币厂试铸的大清金币样品，因在币面上遗漏了清朝的满文，造成严重的失误，故此种试铸金币进呈御览时，引起不悦而遭否定。

图2

由于朝廷对近代货币学的认识非常有限，币制争议没有结论，使得清廷在“圆两之争”与“金本位”、“银本位”的各种主张间举棋不定。随着银价逐渐回升，光绪三十一年时已等于庚子赔款的基准，随后继续攀升，中国在庚子赔款的赔付上还有所“镑盈”。清廷改革动力大不如前，加之朝廷重臣张之洞等人的反对，清廷自然就失去了推行金本位的兴趣。而且当时清朝黄金开采量非常低，数量也不足以支撑金币的发行，这二款大清金币最终无疾而终。

这些金币呈请制作的公文档案虽未见披露，然而天津造币厂原厂长李伯琦后来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金币考》内的一段记述颇具参考价值：“大清金币，光绪丙午、丁未年由北洋厂铸，乃日本雕模，较一般银元略大，用赤金，背蟠龙纹，面中大清金币四字，左右丙午或丁未二字。”另外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铸千枚进呈慈禧太后云：备慈圣年赏之用。实则臣贿其君，于《币制则例》毫无根据，故名曰币，实不得谓之币。间有流落人间者，多售于银楼，或改制簪珥。故铸数虽多，而人间见者鲜。”大清金币之珍贵由泉界耆宿的论述中可以窥见一二。

之后进入民国时期，1916年袁世凯想要恢复帝制，并专门铸发了纪念金币，图3即为该种金币的实物图片，正面就是袁大头银元的袁像钢模，只是在银币模基础上做了局部改进，使之更加精细；背面为一条振翅腾飞的应龙，前爪各握祥瑞法器，上边铸有国号中华帝国，下边是年号洪宪纪元与面额拾元。然而由于袁之称帝失败，此种金币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及至袁世凯死后，北洋系主要由段祺瑞掌权，1918 年始， 在日本方面提供 “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政府出台了 《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祈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

图3

至8 月 10 日，段政府正式公布有关币制改革的 《金券条例》。条例中规定：中国货币改用金本位制，由币制局发行金券，金券的基本单位为一金圆，金圆含纯金 0.752318克，即库平二分零一毫六丝八息八，金券有一圆、五圆、十圆、二十圆、五十圆、一百圆六种，持有外国金币或黄金的，可向指定银行兑换金券。在金圆铸成后，金券可兑换金圆。《金券条例》 颁布之后，作为西原借款的延续，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西原龟三继续谈判，准备订立八千万日元借款，以烟酒税为抵押，作为发行金券的准备金。

《金券条例》 公布后， 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反对，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京钞风潮之后，广大民众对政府发行货币的信用产生了动摇，不相信政府能维持兑现。再加上日中两国要员西原龟三和曹汝霖正密谈日本对华八千万日元的币制借款，而这笔借款由朝鲜银行提供，中外人士均怀疑这八千万日元充作发行金券的准备金，用金券兑换外币时只能兑到朝鲜银行纸币，金圆的含金量也就是日元的含金量。中国国内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对 《金券条例》 的浪潮。 留日学生、各省议会、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商会均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而西方列强也对此表示不满，英、俄、美驻华公使均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抗议。

图4

到了9 月 28 日，致使日本内阁彻底垮台，两国间的币制借款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可段政府并不死心，及至下一年即1919年，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正在举行，段政府还是想要借此实施金本位制，曹汝霖依然在从事于金本位币的铸造事宜。年初，天津造币厂以原民国3年袁大头银圆的图案为原型,再度尝试发行金币，制作面额为“拾圆”及“贰拾圆”金币两种（图4、5），由当时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此事。根据李伯琦的《中国金币考》所载:“民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两种，均民国八年总厂铸，亦鲁尔治·乔奇雕模，用美国币制花纹，与一圆袁像银圆相同，惟面背四周，多汉文边耳。民八年十圆金币，不特较洪宪金币多汉文边，且袁像亦较小多多矣。”

图5

“依据币制例，可完全称正币者，惟民国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耳。是时与日本有币制借款之议，虽名为币制借款，实则供段皖系之用。故不得不略事鼓铸，以掩人耳目。所成者十圆八十枚、二十圆四十枚，徒供世人把玩耳。”而1920年 11月曾拜访天津总厂的伍德华对此记述颇为详细:“此并非临时纪念性质，盖其时当局确有铸发金币供应市面流通之计划。惟嫌发行过早，事前筹划未能周详，故结果如昙花一现， 旋即消失。此币所造不多，出厂后即由政界、银行界及收藏家搜括一空， 绝未能在市面流通。”

由于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主权谈判完全失败，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上海及各大城市的工商界群起响应，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而北洋政府推行的金本位计划也随之被迫彻底取消了。可事实上，1914 年一次大战爆发后，参战各国大多是实施金本位制的主要国家，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各国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于是开始瓦解。战后直到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一段稳定时期内，各国曾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金币流通的基础已被削弱，无法恢复如前。

北洋政府在发行这两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金本位币时，金本位制已经式微，用一句商界的话来说：民国8年袁像金币在上市前就已是过时的产品。段政府的币制改革计划在当时本来符合货币制度发展的方向，对改革中国落后的货币制度的局面大有裨益。但是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皖系军阀为了一己私利以及日本的险恶用心，致使中国币制改革再次受挫，中国币制统一的进程又被推迟了。北洋过后进入国民党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党政府为建立一个体系完整的货币制度，于该年二月，特邀甘末尔等十几位美国财经专家来华，组成中国财政设计委员会。

当年十一月，甘末尔主持的该委员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交《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简称“甘末尔计划”）。 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决定采用“甘末尔计划”，推行金本位币制。并向美国费城造币厂定制整套金本位币钢模。民国二十一年（1932），钢模制成来华，上海中央造币厂随即试铸了整套样币。而正值此时，因全国金融界质疑与反对，国民政府被迫决定放弃金本位币制的尝试。因而，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系列硬币，仅出少量样币，均未正式发行。

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昙花一现的铸币。其成套由银、镍、铜三种质材构成。按币制规定，一元、半元、二毫、一毫面值的为银质，其具体状况为：壹圆面值，按边道不同，分有光边、齿边、星边（边道围铸梅花星图案）、字边（边道铸“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文字）、字相星间边（边道“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间以梅花星图案），共五大类。图6所示的币样就是星边样品，正面孙中山像之意大利版；背面为美国版三鸟贴水面低飞，帆船迎着旭日前进。

图6

甘末尔提出的金本位制，从学理来说应该是“金汇兑本位”，也称为“虚金本位”。其实北洋政府的以“西原借款”为基础的金本位计划在本质上亦属金汇兑本位制。“甘末尔计划”的推行，从理论上讲，对当时的中国是有利的。十九世纪后期，世界上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币制。原本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大量流入市场，致使银价急剧走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收付计价用白银，而遇国际收支，必须对黄金折合结算。随着银价不断下滑，中国在债务偿还及贸易结算上蒙受巨大损失。然而，“甘末尔计划”低估了中国的货币传统惯性和当时币制杂乱无章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即使迅速实现银本位制的“废两改元”和币制统一，在实际折兑替换的事务上，以及习俗观念的催化上，也是步履艰难的，更何况于朝夕之间推行概念陌生、币值虚化的金本位币制。

因而，该计划的推出，必然遭致金融界中外专家的广泛质疑与反对。纵观中国的金本位制推行，可以说一路艰难、阻碍重重，这样一个早已见效的好制度在中国就是实行不了！然而反观东邻的日本，在捞到了甲午战争清朝的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之后,黄金储备这个问题便一举解决了，日本国内的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图7

图7即为日本国内最早铸发的流通金币，面额是二十元。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也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最关键的是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清朝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转向金本位。且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国家制度。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为货币铸造。日本转向金本位，这一状况避免类似中国白银换算问题，可以顺利过渡到元钱厘的体系。对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已经使用铸币，日本铸币已晚了2000年，而中国直到晚清接近覆灭才开始发行铸币，比日本又晚了数百年。

再从政治角度审视中日货币，又有不一样的景致。其实中国与日本的变革时间相差不足20年:1870年日本铸造“龙洋”，1887年广东也开始铸“龙洋”。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同年中国开始机器铸钱，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2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但也会成为剧变时代的分水岭，落后20年已经足以让中国错失金本位的时间窗口，也意味着错失了历史机遇。

金本位乃至信用货币在全球成为主流，其实也就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对于这股历史潮流，中国也曾想加入，但国内争议纷争、利益分配纠缠之下，始终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王朝在系统性落后的形势下，货币或者金融改革难以单边突进，也无法倒转历史车轮。反观日本，则赶上了当时的时代快车，为随后的产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奠定了货币基础。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梦魇的深化，触发随后一系列政治破败，随后，中日两国命运的走向呈现出戏剧化的差别，从金融视角看去的结果就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却与之擦肩而过，即使以后到了民国想急起直追，也得仰人鼻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