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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掌门人履新央行 接任行长助理

8月初,“央行来了新领导”的消息,因央行一则分支行行长半年会新闻在业界不胫而走。半月后,此前各方猜测终于得到了印证。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8月19日公布的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通告,任命殷勇为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此前,殷勇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主任。而中央外汇业务中心正是经营管理中国近4万亿外汇储备的机构,不仅是全球经营资产规模最大的主权投资机构,更被称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者之一。

业界纷纷猜测,外汇储备掌门人的此番提任,不仅体现了在国内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各项国家战略加速推进的重要时点,央行乃至政府对外汇储备“家当”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也从侧面流露出政府高层对外汇储备多年经营工作的认可。

从理工“学霸”到投资专家

现年46岁的殷勇自1996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外汇局,开始了他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份工作,从事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金融业界历来对理工背景的高校毕业生青睐有加,殷勇的求学经历和职业生涯也似乎印证了这点。

殷勇

殷勇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就读于自动化系,并获得经管学院企业管理的双学位;直读博士期间就读于经管学院,攻读系统工程学位,师从著名系统工程专家郑维敏先生。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友成长之路”论坛访谈文章提到,殷勇在求学期间就是典型的“学霸”,学习成绩优异,专业知识扎实,他曾在访谈中分享了在校期间获得生产实习课程满分的经历,并称自动控制中的系统、控制、反馈等概念在金融管理方面非常有用。

殷勇的求学经历不止于清华大学,据悉他还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了1年的时间,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殷勇曾经说过求学最大的收获在于“实现了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究的转变”,懂得了“要有跟得上时代脉搏和学术前沿的知识储备”。

另外,他具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的资格,并受邀担任CFA协会Claritas项目全球咨询委员会委员,是其中少数的高级别的政府官员。CFA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投资专才的“黄金标准”,是全球投资业内最为严格、含金量最高的资格认证。

从1000亿美元到4万亿美元

殷勇1996年加入外汇局时,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000亿美元,此后一路快速上涨,2014年年中触及3.99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随着外汇储备日益庞大,外汇储备投资一度成为国内外“热搜”话题。

此前多年,外汇局一般不对外详细披露外汇储备的投资和业绩情况,公众对此褒贬不一。但外汇局局长易纲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外汇储备投资团队经受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的考验,非常优秀,投资收益相当不错。

我们从外汇局官方公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中发现,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经营管理外汇储备已超过20年。过去20年实现了从最初的摸索市场规律、开创经营模式、积累管理经验,到现在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产经营管理机构的跨越式发展,逐步建立了投资基准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构架,采取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运用策略,投资遍及30多种货币、50多类资产品种、6000多家投资对象。据接近储备的人士表示,这其中很多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殷勇任中心主任期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0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的比重稳步下降,股票等投资比重明显增加。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中得到印证。自2008年起,媒体也频繁报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各国股票,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称外汇局已成为全球最大公共部门股票持有者。

美国“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外界对外汇储备投资“两房”债券一直颇有争议。2011年外汇局连续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答记者问,明确表示“外汇储备投资的‘两房’债券还本付息正常,没有出现过投资损失”。过去几年“两房”债券投资的收益率一直比较高,业内人士表示这部分投资的确是盈利的。

另一个被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储备神秘的“四朵金花”。据媒体援引接近外汇局的人士称,“四朵金花”也就是外汇储备设在海外的华新、华安、华欧和华美公司,已将触角伸向与实体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收益和风险均更高的另类投资领域。

此外,外汇储备近年来在战略性资产方面的投资和运用也备受关注。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成立被多家媒体详细报道,并称开辟了外汇储备投资的新跑道。去年,央行宣布组建丝路基金,全力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外汇储备在首期100亿资本金中出资了65亿美元。

而近期,外汇局对外公布数据显示,其自2009年以来首次调增604吨黄金储备。外汇局官方表示,这部分黄金储备是过去几年“基于对黄金的资产价值评估和价格变化分析,在不对市场造成冲击和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国内外多种渠道逐步积累”的。

外汇储备正在其自称的“有中国特色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之路”上跋涉前行。2014年,《亚洲投资者》杂志在其年度最佳机构投资者评选中,将“最佳央行投资者”和“最佳中国投资者”颁给了外汇局,称外汇局在机构队伍和专业运作等方面为亚洲其他央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量化研究到建模管理

无论是周小川行长还是易纲局长,殷勇的领导均是学者型官员的“范儿”。对学术研究,殷勇公开发表的观点并不多,但从几次对外表态看,他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其擅长的资产投资领域。

殷勇曾公开发表一篇名为“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思考”的文章,强调要从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社会效益考核、对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等新生事物持开放态度、打破垄断、增加金融交易的摩擦成本等方面,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另在2014年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论坛上,殷勇对受到高度关注的债务问题侃侃而谈,还用自己构建的“债务可持续曲线模型”对中国债务进行实证测算。

据悉,殷勇确实喜欢研究和构建模型。《中国外汇》曾对外披露,储备投资团队以研究驱动投资决策,在经营过程中建立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工具和数量模型,用实实在在的理论研究和量化模型计算支持每笔投资决策。有接近储备的人称,殷勇甚至在机构和人员管理的环节,也使用大量的数量模型,以期达到管理的客观性。

从低调官员到热心学长

同中央外汇业务中心这个机构一样,这位浸润于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近20年的储备掌门人异常低调,网上鲜有报道。据接近储备的人士透露,低调务实是这个机构的特质,殷勇曾在内部场合把外汇储备投资比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带兵打仗,因为储备盘子太大,参与市场博弈的投资投机力量虎视眈眈,储备投资团队不能不低调谨慎、如履薄冰。

工作中,殷勇作风强势,对下属问题会直言不讳,但也会经常和下属分享有价值的文章和心得。储备的交易对手称,殷勇在日常对外交往中表现沉稳,有理有节,不是能被轻易“忽悠”的对象。

另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校友会透露,殷勇是该院博士生校友会的副会长,对母校感情深厚,十分支持学院活动,也乐于同在校师弟师妹分享学习经验和生活感悟。

这位被业内人士称为最年轻的新任央行行助,此番履新将做些什么,又会怎么做?外界都在关注。基于其20年的工作履历,大家推测储备经营应该仍是殷勇今后工作的核心内容。而事实上,接近4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无论如何管理起来都不会容易,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经济持续放缓、外汇资金流出压力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外汇储备规模极有可能面临拐点,而美联储年内加息更使储备经营多方承压,这对殷勇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大国抉择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 郑秉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 黄梅波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吴念鲁

当一国外汇储备远大于国际贸易对付需要的时候,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组合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据美国财政部数据,中国持有美国房利美、房地美债券达3760亿美元,据某些机构推测,其中多为外汇局下属投资公司持有,而“两房”正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中投公司此前的几笔投资也出现大幅浮亏。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深化,上述一些原本认为“安全”的投资也变得不再安全了。

那么,中国该如何学习大国崛起之道,应当如何管理高达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呢?本期圆桌将邀请专家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现状与未来

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体系的现状,以及如何评价它们海外投资的账面亏损问题?

黄梅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外汇储备越多越好。中投公司的成立和运作,应当说对完善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可以改变外汇储备运作比较侧重流动性和安全性的资产配置特点,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

不过从现在中投的现状来看,中投与国外成熟的主权财富基金相比,还存在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高、商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

从世界范围里来看,主权财富基金已有50多年的历史。且基本分为商品基金和非商品基金两大类。由于前者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商品出口收入或出口税收,因此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并不当然与一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联系在一起。只有当基金的来源主要来自外汇储备的转移支付时,两者才联系在一起,中投即属这种类型。

郑秉文: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十年前的1000多亿美元增长为目前1.8万亿美元。而未来七八年内,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趋势还将如此,中国依然要面对外汇储备投资大幅增长的压力。

将外汇储备在海外进行投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我认为,首先,要看长期而非短期。短期内投资收益有波动是小事,关键是要看长线。第二,外汇储备在海外的投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国的全球战略问题。

吴念鲁:“两房”危机折射出中国外汇储备分布上过多集中在美元,和外汇资产类型主要集中在美元面值金融债券上的双重风险。因此给我们的警示也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外汇投资币种的多元化和资产类型投资的多样化。例如在后者,我们可考虑多增加一些实体经济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比如资源性商品、高科技行业、基础设施领域等。

这一原则的贯彻在当前次贷危机继续恶化、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变得更加迫切。尽管当前我国在境外进行投资的机构不少,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有很多中资金融机构、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并购,但毫无疑问,就外汇资金实力来看,国家外汇局和中投公司是重中之重。

完善与规范

能否具体谈一下如何进一步完善中投公司、外汇局系统投资公司等的投资管理?

吴念鲁:外汇局的外汇储备管理和经营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国际支付需要,因此“流动性和安全性”就成为资产配置的第一位要求。从这个角度看,为服务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等目标、防范热钱冲击、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支付需要,我国外汇储备增量中的一部分可能仍不得不投资于境外易变现的、政府发行的金融债券。

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的外汇储备的现有规模确实已经远超不断增长的国际支付需要,因此超出的部分,就应该在“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收益。去年9月分流了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成立的中投公司无疑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但这显然还不够。例如中国今年以来新增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2000亿美元。外汇局自身还需要对外汇储备增量进行经营管理。

黄梅波:首要的还是应该加强规范化运作。借鉴国外成熟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做法,在投资程序、风险控制、绩效评估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加以约束和明确。避免出现随意性的投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在这方面,可以通过有关部门的立法来实现。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新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可能首先还是要学习,而不是过多地强调自身的特色。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我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另外再投资程序方面也要进一步严格。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投资过程即被严格规定为三个步骤:首先根据客户(新加坡政府)的投资目标、期限、风险容忍度以及预期的风险回报来决定长期的资金配置,这部分决策主要由董事会来决定,并进行定期的回顾与评估;其次由管理层来决定如何实行董事会的决策,包括基金积极投资与消极投资的比例、投资的类型、风险资产的分配以及管理者的选择等;最后决定资产组合构建,包括货币选择、国家、产业与部门分配、收益管理等。

还有就是要完善自己的风险控制体系。从方向来看,中投需仔细评估战略风险、金融风险与运营风险,通过多地区、多产业组合投资的方式来加以应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作为非商品基金,中投公司的基金来源于国内的冲销,因此额外中投公司还要承担约5%的冲销债务成本,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幅度(3%-5%),这对中投公司的运营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此如果不改变简单的成本绩效评估方式,中投公司难免不会作出“冲动”的投资行为,或者是在国际金融市场缩手缩脚。

效仿与开拓

在现有外储储备投资机构之外,是否有必要效仿其他国家再建立一些外汇储备投资基金,比如能源基金?

郑秉文:中国外汇储备庞大,目前拥有中投公司、外汇局系统投资公司、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国开行来进行外汇储备的海外投资。仅从能源状况来看,或说仅从技术角度讲,成立能源基金是极有必要的,这样既可达到分流外储的压力,又可解决能源的燃眉之急,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但是,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来看,单独设立一个“能源基金”有些过于张扬。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将其主权“稳定基金”改为“国家福利基金”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出于避免“树大招风”的考虑。大国崛起之道,首先应是避重就轻,“能源基金”这个提法在国际市场就足以重新引发一阵恐慌。

我极力主张应该把外汇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做一个主权养老基金,因为养老基金在国外有上百年历史,有强烈的国际认同感,在国外的先例也很多。同样的目的,可通过不同的途径,这比建立能源基金更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设立一家风险容忍度低的主权养老基金,既可成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也是主权基金管理改革的一部分;既可提高外储投资收益率,还能用以支持能源建设;既能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还可改善中国的国际投资环境,缓解国际舆论压力。

吴念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汇局的确自身也在拓展一些新的投资领域,例如投资境外的基金、金融机构股权,尝试委托专业机构作另类投资等等;应该说,与中投公司的投资相结合,一个比较富有层次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至于有没有必要再分流部分外汇成立其他类型的主权财富基金,我认为还值得考虑。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担忧和戒备是非常多的,IMF等国际组织也正再考虑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最佳行为准则,中投公司的资金的境外运用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可以等中投公司的运作更加成熟一些之后再加以这方面的考虑。

竞争与协作

在仿效国际经验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时候,如何既借鉴国际经验、又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模式呢?面对国内多家外汇储备投资机构,我们应如何理清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完善整个体系呢?

郑秉文:应该从外汇储备中拿出至少2000亿-4000亿美元来做主权养老基金,这对减轻外汇储备压力可有实质性帮助。至于机构设置,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是建立一个外汇型的主权养老基金。第二是利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由它来进行投资管理。不论哪个方案,主权养老基金需要解决资金与运营机构之间的会计关系。是采取中投公司模式,还是另辟蹊径?

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外汇储备与主权养老基金从最终归属上讲,都归全民所有,都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于外汇储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列于资产项目之下,从会计技术的角度分析,要将外汇储备从资产项下转出,不外乎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作为财政性资金从央行负债表转出。这就有两种操作方式。一个方式是由央行向公众出售储备,换取的人民币购买国债,另一个方式是由央行用外汇间接向财政部购买特种国债,这个模式就是用于中投公司的模式。第一个方式在目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不太可行,第二个方式虽然可行,但对主权投资机构来说存在较大的收益率压力,就是说,5%国债利息再加上外汇升值预期等,收益率年均要达到百分之十几,不利于资产保值增值。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仍旧作为“央行资产”,但作为“其他资产”项目,仍有2种操作方式:一个方式是由央行或外管部门“直接管理模式”,仍由储备司经营,实际上目前这个方式已经实施了(外汇局系统的投资公司就可视为这个方式);另一个方式就是“委托管理模式”,交由具有政府背景、经验丰富的专业化投资公司。用这个操作办法建立一个主权养老基金的营运机构,可降低5%国债利息的压力,比中投公司的模式要好一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该解决,比如要理顺央行与财政部的关系,加强协调配合,在多个合作环节上提高效率等等。

从投资收益基准的要求来说,主权养老基金应该低于“直接管理模式”,高于“中投公司模式”。这就是我建议和主张建立主权养老基金采取“委托模式”的原因之一。那么,理顺多个外汇储备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否则,在国际投资市场就容易产生恶性竞争,自相残杀,影响收益率。处理好这些主权投资机构的关系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收益率的基准问题实际就是风险容忍度的问题,可以对这些主权投资机构的风险容忍度进行定位,或说,这些主权投资机构的性质不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风险容忍度,这是这些机构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也是他们各自的不同定位。主权养老基金的风险容忍度介于“直接管理模式”和“中投公司模式”二者之间,就是说,应高于前者,低于后者。不同的风险容忍度决定他们各自不同的投资策略。这样,这些主权投资机构就不容易在投资市场上“碰车”了:风险容忍度最低的肯定是央行系统的投资机构,风险容忍度略高一些的是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风险容忍度最高的是中投公司。风险容忍度高的投资机构,面临盈利和亏损的几率也越大。这样定位和分类,就可实现既要避免恶性竞争,又要鼓励有序竞争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国际投资市场划分成几块,例如,亚洲周边市场、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等,让每个主权投资机构负责其中的一个市场,划疆而治,根据市场情况给每个机构制定和赋予不同的投资回报参照基准。

吴念鲁:我想强调的是,加强外汇投资管理并不是化解外汇储备规模高企压力的惟一出路。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根源还在于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因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关键。另外,由于人民币仍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和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这也对将更多的外汇储备专门用于投资和其他需要构成了一定限制。因此,继续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化解中国外汇储备庞大规模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英、德等国家从经常账户开放到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可兑换分别用时16、18、20年,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也要有时间表,由于我国1996年经常账户开放,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最迟不宜晚于2016年。

对于中国而言,还要积极推进相关的外汇资产投资立法。对外汇管理的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以方面这是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也是一国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一个象征,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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