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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亚洲整体振兴新起点上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洲是全球合作发展的高地,正站在实现整体振兴新起点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保持周边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加强同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加快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这是破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携手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和实现亚洲整体振兴的必由之路。

1.以睦邻之道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国家的兴衰往往遵循着生命周期规律,特别是拥有世界经济霸权的国家,其全球权力往往经历崛起、成熟和衰落的长波周期。这种经济霸权的更迭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当其发展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往往难以超越界限而继续向前发展,随着它的衰落可能导致旧秩序的解体;人类发展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新的步伐,所以当一个享有优势地位和发挥领导地位的国家衰落之后,新的国家将会崛起,随着它的兴盛可能导致新秩序的形成;新的拥有领导权的国家通常率先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和金融领域获得优势,它在这些领域的更高效率是获得全球领导权的物质基础;走向兴盛的领导权国家往往奉行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而走向衰落的领导权国家往往实行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

面对美国实行保护主义的反常行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中国,怎样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新兴大国的中坚作用,从而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世界历史表明,拥有良好的近邻关系有利于国家发展。中国在亚洲地区拥有众多邻国,这些国家多数属于南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也有部分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当前,亚洲经济已形成三个趋势性特征:一是新兴大国快速增长,亚洲经济总量持续扩张,2024年亚洲GDP规模占全球的比重达到49%,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亚洲国家制造业迅速成长,中国、日本和韩国属于全球制造业中心,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进入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行列,而且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链;三是亚洲经济一体化取得明显进展,亚洲各国贸易依存度指数逐渐升高,一些国家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甚至远超对其他经济体的依存度。可见,依托亚洲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产业链的优势,利用亚洲国家对欧美国家贸易依存度缩减以及亚洲国家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契机,加快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携手实现亚洲整体振兴,以亚洲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无疑是破解当今世界经济难题的明智选择。

2.加快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在通过加强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东南亚国家联盟起到了典型的示范作用。东盟方式的特点就是采取以“合作协商”为基调的多元开放和渐进性路径,是一种没有固定的主导国家,但每个国家都可以提出议题的模式。近年来,东盟方式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表现出明显优势,说明它更加适合亚洲这样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结构的区域一体化建设。2020年11月由15个成员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它以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在经贸规则上采用了各成员国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将较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兼顾起来,从而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势。该协定整合了亚洲地区原有的经贸合作机制,包括27个自贸协定和44个投资协定,并将中国、日本、韩国纳入其中。目前,RCEP的贸易创造效应已初步显现,2024年区域内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约3%,绝大部分成员区域内贸易额实现同比增长,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2021年的64.5%增长到2023年的66%左右。

RCEP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成果,目前需要在落实各项措施的同时,继续拓展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一是加快实现区域内进口消费品“零关税”,通过各成员国之间的谈判磋商,尽快落实生效措施并尽可能缩短过渡期;在兑现现有承诺的基础上,争取缩短重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零关税过渡期,以保障区域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二是全面取消进出口数量限制、进口许可程序管理以及与进出口相关的费用和手续等非关税措施方面的约束,鼓励成员国过渡到更高水平的“负面清单”模式,加快形成有利于商品和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统一市场规则,实现各类要素的区域内优化配置。三是提升原产地规则的利用效率和操作性,降低原产地规则的利用门槛。四是提升RCEP针对前沿议题的规则水平,RCEP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规则制定上存在较多框架性、原则性条款,特别需要提出增加操作性执行细则。同时,需要健全RCEP全面实施的政策协调沟通渠道以及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借鉴东盟方式和利用RCEP协定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现实课题。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庞大,在亚洲经济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三国经济合作将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属于技术和产业格局中的头雁,三国在实施高水平开放规则方面更加具备现实性和可行性。在数字贸易、货币互换、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绿色经济领域紧密合作,切实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将为形成统一的亚洲大市场注入强大动力。

3.携手实现亚洲的整体振兴

我们积极推进周边经济合作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根本目标是实现亚洲的整体振兴,即通过商品自由流动、要素优化配置以及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构建,促进亚洲国家经济联动和共享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将发挥自身的市场规模优势、技术创新优势、产业头雁优势和基建能力优势,为亚洲经济的整体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惠及亚洲国家。

依托市场规模优势增强亚洲经济增长动能。2024年中国人口为14.0828亿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908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7895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38468亿元,充分展示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2024年中国向东盟出口总额为5865.24亿美元,从东盟进口总额为3958.11亿美元,仍然存在顺差。为此,中国需要在RCEP协定框架下积极作为,加大对RCEP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进口力度,为扩大亚洲整体市场作出更大贡献;通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市场的紧密连接,进一步释放亚洲大市场潜力,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依托技术创新优势推动亚洲国家产业升级。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位居第11位,属于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未来中国将继续实行扩大开放的政策,加大高新技术产品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并通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充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和合作创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依托产业头雁优势带动亚洲生产网络的构建。亚洲产业格局已经从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形态演变为以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头雁的多极雁行形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均涌现了一批领头雁产业。为此,中国应发挥头雁产业在亚洲地区的带头作用,通过产业分工、产品分工以及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构建更加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生产网络;特别是要在汽车、电信、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合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带动这些产业在不同技术层级的国家之间梯次转移。

依托基建能力优势促进亚洲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积累和培育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包括传统基建和新型基建,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基建企业和技术设备。自2014年开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中国在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主要集中在高速铁路和电力系统,雅万铁路、中吉乌铁路、中泰铁路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亚洲互联互通。通过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中国与亚洲国家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RCEP生效为资金、技术、劳动力的流动以及跨国投资和承包工程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中国应拓展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推动亚洲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为亚洲的整体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优良的环境。

汇率波动考验东南亚经济韧性

近期,东南亚多国货币汇率波动明显。6月初,印尼盾对美元跌破1.8万关口,创下历史新低;菲律宾比索、泰铢、老挝基普、柬埔寨瑞尔和越南盾也出现不同程度贬值;新加坡元和文莱元保持平稳;马来西亚林吉特在此前走强后从高位回落。本轮东南亚货币汇率波动,既是全球货币周期、地缘能源冲击的外部映射,也深刻反映了各国财政结构、产业禀赋的内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对冲效果。

首先,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是决定本币长期走势的重要变量。对于印尼、菲律宾、越南等货币走弱国家,财政扩张与收入增速错配带来了持续压力。以印尼为例,政府推出了免费营养餐等多项福利支出计划,仅免费营养餐一项预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约1%,叠加公务员加薪、新首都基建投入,刚性支出大幅增长。由于对印尼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3月将印尼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至负面,市场信心受挫。印尼央行被迫在一个月内三度加息,累计上调100个基点至5.75%,创下东南亚近年来罕见的收紧纪录。从效果看,当前投机性购汇情绪有所降温,资本外流现象初步缓解,印尼盾在跌破1.8万后暂时企稳。考虑到财政状况好转并非一日之功,印尼财政收支失衡带来的中长期贬值压力尚未完全消解。

这种由财政收支不平衡诱发的本币贬值在东南亚国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数据为例,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债务率都已接近或超过70%预警阈值。这些债务中美元贷款较为普遍,美联储持续的高利率,增加了其偿债压力。

其次,全球地缘冲突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美以伊战事发生后,全球能源市场遭遇持续冲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汇率随即开始贬值。除马来西亚和文莱外,东南亚其他国家能源均高度依赖进口。油价上涨导致石油进口支出迅速增加,在出口短期难以改善的情况下,贸易逆差扩大进一步加剧本币贬值压力。

对油价进行调控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普遍做法。本轮油价上涨后,马来西亚制定了约7500万林吉特专门补贴计划,并通过配额定向支持农业和运输。泰国和菲律宾对公共交通给予补贴,越南以阶段性下调消费税方式对冲油价上涨。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此轮国际油价上涨对这些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都已产生影响。

不过,冲击也存在非对称效应。高油价反而利好马来西亚等产油国,油气出口收入大幅增加,推动其币值一度逆势走强。本币适度贬值对具备本土完整产业链的国家也存在一定正向效应:印尼的棕榈油、镍加工,越南和泰国的制造业,这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都得到提升,用美元计价的出口收入在兑换本币后利润增厚,改善了内部腾挪空间。

总体而言,此轮汇率波动凸显部分国家经济结构性短板,但东南亚整体具备多重内生韧性。区别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各自为战,东盟与中日韩等合作框架建立多层次区域金融安全网,有助于缓释风险外溢,避免单一国家汇率危机扩散为区域系统性动荡。

长期来看,稳定汇率的核心在于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价值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有效实施,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区域各国积极布局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产业链。例如,越南、泰国承接了全球光伏、电动车产能;印尼发展下游镍加工,减少了初级产品出口;新加坡持续巩固区域金融、航运中心地位,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分散地缘政治、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风雨未歇,但东南亚的“经济防波堤”也在加厚。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6年6月26日第15版)

零时差 | 东南亚货币的“压力测试”:谁在承压,谁在企稳?

最近,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市场有点不太平,整体压力不小。

印尼盾在6月初一度跌破1.8万关口,创历史新低;泰铢也跌至一年来最低点;马来西亚林吉特在此前走强后从高位回落。相对来说,新加坡元、文莱元保持了平稳。本轮东南亚货币承压,既有全球货币周期和地缘能源冲击的外部风浪,更考验各国财政结构和产业禀赋的内功深浅,不同国家的“家底”决定了各自的对冲效果截然不同。

首先,债务“包袱”有多重,汇率就有多脆弱。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是决定本币长期走势的重要变量。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货币走弱,背后是财政扩张与收入增速的错配。以印尼为例,免费营养餐计划预计占GDP约1%,加上公务员加薪和新首都基建投入,刚性支出大幅攀升。惠誉3月将印尼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至负面,市场信心受挫。印尼央行被迫在一个月内三度加息,累计上调100个基点至5.75%,创下东南亚近年来罕见的收紧纪录。从效果看,当前投机性购汇情绪有所降温,印尼盾在跌破1.8万后暂时企稳,但财政收支失衡带来的中长期贬值压力并未消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均已接近或超过70%的预警阈值,美元贷款在区域内普遍存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意味着偿债成本持续攀升。

其次,油价“双刃剑”,有人欢喜有人愁。美以伊战事发生后,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东南亚多国汇率随即承压。除马来西亚和文莱外,该地区其他国家均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油价上涨直接推高进口支出,出口又短期难以改善,贸易逆差扩大必然加剧本币贬值压力。各国纷纷出手调控:马来西亚推出约7500万林吉特的补贴计划,泰国和菲律宾对公共交通给予补贴,越南则阶段性下调消费税,但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对财政和外汇储备形成一定消耗。不过,高油价反而利好马来西亚等产油国,油气出口收入大幅增加,推动其币值一度逆势走强。

当然,本币适度贬值对具备本土完整产业链的国家也存在一定正向效应:印尼的棕榈油、镍加工,越南和泰国的制造业,这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都得到提升。用美元计价的出口收入在兑换本币后利润增厚,改善了内部腾挪空间。

总体而言,此轮汇率波动凸显部分国家经济结构性短板,但东南亚整体具备多重内生韧性。区别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各自为战,东盟与中日韩(10+3)等合作框架建立多层次区域金融安全网,有助于缓释风险外溢,避免单一国家汇率危机扩散为区域系统性动荡。

长期来看,稳定汇率的核心在于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价值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有效实施,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区域各国积极布局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产业链。例如,越南、泰国承接了全球光伏、电动车产能;印尼发展下游镍加工,减少了初级产品出口;新加坡持续巩固区域金融、航运中心地位,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分散地缘政治、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大考”在即,风雨未歇,但东南亚的“经济防波堤”也在加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