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会使用实物充当货币，如贝壳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重金属也渐渐被赋予了货币职能，而白银可谓货币化重金属的佼佼者。1492年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对美洲的殖民扩张和开发，白银被大量开采。这不仅对欧洲，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也造成了深远影响。随着白银的大量涌入，中国原本稀缺的白银走上了货币化的道路，该变化的余波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才渐渐退去。由于白银的货币化，白银在中国经济史上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国内近代史研究对白银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大多只是着眼于国内白银的作用以及世界银价对中国的影响。而相对的，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起先使用金银复本位制，随后由于银价的下跌，各国纷纷选择抛弃银本位，转而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也就是说，当中国还在依赖白银的时候，各国却抛弃了白银。中国在这种全球背景下应该如何推进币值改革，将过去松散的货币体系转变为现代货币体系？世界各国又会如何看待和影响中国的货币改革？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奥斯丁·迪恩在《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一书中所要回答的。
本书运用了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近代的货币改革与世界银价和列强干预之间的互动，“将中国重新写入了全球历史”，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外经济史的角度，迪恩试图重新关注起被西方世界所忽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研究。同时该书还重点考量了近代中国政治史、外交史和经济史相互交织下中国对国家建构的尝试。
晚清以来混乱的金融货币体系与币制改革的早期尝试
晚清以来货币体系十分混乱，不只是因为铜与银共同在市场上流通，记账单位的混乱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内部与外部矛盾的压力下，清政府开始进行了最早期的币制改革。迪恩详细阐释了清朝货币体系的混乱，并对中国当时存在的金融行业机构进行了介绍，以此阐明中国进行货币体制改革的急迫性。也为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从秦朝开始便有了铸造铜钱的习惯，即使16-17世纪白银大量涌入中国，这一习惯亦未被废除，一直延续到清朝。故清末基本上可以看作以铜和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而在双金属本位制中，两种金属之间的关系与比例则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在一般情况下，铜和银的比例被认为是1000：1，即1000枚铜币可以兑换1两白银。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之间的比例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有时低于这一比例，有时又高于这一比例。除此之外，中国也并没有构建起一个统一的白银标准，“两”这一单位在全中国有多种多样的标准，导致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割裂。民间钱庄的繁荣也正是因为记账单位的混乱，给了钱庄的老板们有利可图。随着道光年间银价的上升，铜银比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愈发明显。在这一时期，王鎏便提出了发行纸币，将白银赶出流通领域，从而消除银铜比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尽管该提案在当时未被采纳，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清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在政治上，开始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在经济上，清政府采纳王鎏的意见，尝试进行币值改革。由于权力的分散，这一次货币改革草草地失败了。但这是清政府也就是中国对币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朝野的有识之士决定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起了“洋务运动”。铸造银币正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此时大量外国银元的涌入使清朝官员感受到了危机。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对地方掌控能力的下降，中央仅能要求地方将铸完的钱币转运进京，并没有实际把握住银币的铸币权。于是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开始试图在广州进口机器，并开始铸造银元。在取得成效后，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开始在湖北铸造钱币。随后各省纷纷开始从外国引入机器，并铸造本省的银币。不过因为各省条件的不同，有些省份取得了成功，有些则失败了。随着百日维新的开始，中央试图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集中体现在1899年6月，军机处试图关停除广东和湖南之外的铸币厂。但在部分地方的强烈抵抗下，这一举措也因清政府的妥协而宣告失败。因此，当时省级的铸币厂主宰了货币体制的改革。
随后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辛丑条约》中赔款的数额究竟是以黄金计价还是以白银计价。这就涉及世界货币体制的变迁以及中外在货币领域的互动，我们将在下个部分进行论述。
1873-1910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与中国货币体系变迁
在1870-1880年这十年间，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白银产能的增加以及德、法、美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制，转而使用金本位，从而导致对白银需求的下降。为此美国试图通过影响中国货币体系的方式来输出多余的白银的产能。《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度的全面确立，中国以及外国的经济学家就中国能够建立金汇兑本位制又展开了争论。迪恩在《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中并没有孤立地介绍中国货币体制的改革，而是采用了全球史的视角，将中国放入到了世界历史当中。对全球的经济环境以及银价和金价的起伏，特别是对美国国内的反应都有详细的介绍，揭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19世纪早期，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以银和金为基础的双金属货币体系，美国也是其中之一。但随着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德、法纷纷抛弃金银复本位制，再加上先前就已经使用金本位的英国和西班牙。世界上主要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制。同时随着美国发现大量白银而导致的银价下跌，美国也最终于1879年废除了金银复本位制，全面投入了金本位制的怀抱。但是，随着各国对白银需求的下降，美国的白银又能找到什么样的用途呢？美国的一部分人就将视线转移到了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白银贸易市场。美国试图通过铸造贸易银元的方式来取代中国境内流通的墨西哥银元，并主导日后中国的货币改革。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项对两国都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事实证明，美国方面的预期显得过于乐观。贸易银元进入中国后，虽然在中国南方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北方地区，贸易银元受到排斥。且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内陆还是沿海的商业港口中，贸易银元的前景都十分的黯淡。且就算是在中国南方地区，贸易银元在流通过程中也因中国独特的习惯——打上“印记”而变得“残缺”。随着银价的暴跌，美国国会不得不于1887年通过了赎回贸易银元的法案。这也就使得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银元影响中国货币体系的努力失败了。
进入20世纪初期，墨西哥和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尚未采用某种形式金本位制的国家。美、英纷纷在其殖民地实行了金汇兑本位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辛丑条约》签订后，关于赔款的数额究竟是以黄金计价还是以白银计价引发了新的争论。随着庚子赔款的进行，世界银价持续下跌。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正是因为庚子赔款，才使得银价下跌如此之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白银计价，但债务却以黄金计价——这就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抛售白银以换取黄金，从而导致银价的下跌。同时，银价的下跌阻碍了中国国内商业贸易的发展。因此，国际汇兑委员会应运而生，旨在协助中墨两国建立金汇兑本位制。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管是国际汇兑委员会还是1904访华的精琪都没有收获实际性的成果。来自中国的批评之声无非两条，1、建立金汇兑本位制会让渡太多主权，这是在中国主权意识觉醒后无法接受的。2、对中国能够建立金汇兑本位制的能力产生怀疑——建立这一制度需要大量的储备基金，而清王朝可能无力承担这一经济责任。尽管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币制改革，然而，随着国际银价回升，中国的货币改革又转向了银本位制方向。但建立金汇兑本位制的声音却没有消失，依然在后续的币制改革讨论中保有其影响力。
从银本位的建立到白银时代的终结
清朝末年的以贷款进行币制改革的方案由于辛亥革命而被迫中止。这一方式在随后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随之作废。1914年的《国币条例》促进了货币体系的发展。但对币制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随着上海造币厂的投产以及1933年废“两”的影响，中国正式确立了单一的银本位制，同时也改变了过去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割裂的局面。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抛弃了银本位制，发行了法币，从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白银时代”的结束。迪恩描写了这一时期美、英、日对中国货币体制改革所展开的竞争——最主要是对华贷款。迪恩的《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结合当时国内国外的多重大事件，展现了中国货币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并解释了中国为何要从银本位制继续过渡到法币以及中国为何最终抛弃了英国，选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
清政府试图通过向国际银行团贷款的方式进行币制的改革，同时通过发展东北与引入美国的方式来制衡俄国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虽然对有关主权的货币顾问依旧是充满争议，但最终贷款的合同还是于1911年4月15日签订了。但随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随后，围绕新政府应采用何种货币制度的讨论再次爆发。由于袁世凯加强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这笔贷款最终都未能给予中国，银行团转而与袁世凯签订了著名的“善后大借款”。1914年，国会在被袁世凯解散前通过了《国币条例》。规定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其铸造出来的钱币后来也被称为“袁大头”。虽然“袁大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货币体系，成为当时较为流通的货币。但实际上，币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关于使用白银还是金本位制度的争论一直在继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包括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货币改革。本来由于《国币条例》，中国与银行团的关系十分紧张。随着一战的发生，美国与日本在战后崛起，美、日、英试图争夺为中国提供的贷款的竞争愈发激烈。但由于中国国内的乱局以及中国民众民族情绪的高涨，这些贷款计划均未能实现。一战也导致了全球银价的上升和中国民族企业的抬头。于是建造“上海造币厂”的观点也随即被提出，该厂旨在统一交易媒介与记账单位。但在上海造币厂建造的过程中，外国之间试图影响中国币制改革的冲突愈发明显。首先在采购设备层面，英美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不仅反映了英美两国在争夺对华利益上的对立，也揭示了它们在战后更广泛金融竞争中的冲突。然而，这场冲突很快就被平息了，由于资金的不足和国内混乱的局势，造币厂陷入了停滞。
1928年，中外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在国内，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为了巩固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急需在经济上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国际上，欧洲国家减少对白银的需求以及印度实行金块本位后大量抛售白银，导致了白银价格的下跌。在这种背景下，甘末尔来到中国，并再一次乐观地提出金汇兑本位制。但反对的声音依旧如潮水般涌来。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冲击，有部分中国人也开始认同金本位制的可行性。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萧条所带来的银价下跌被观察家认为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日本进攻上海而导致的上海货币体系的大幅波动，使得金本位制再一次被抛弃。针对废“两”的争论成为银本位制确立前最后激烈讨论的话题。财政部1933年4月6日正式废除“两”这一单位，改用“元”为统一单位，并由重要金融机构如钱庄予以落实。银两正式退出日常使用的舞台，银本位制首次在中国正式建立。
但建立起来的银本位制在1935年便立刻被废除，这正是当时复杂国际关系的产物。首先，美国国内“白银集团”推动通过的《伦敦白银协定》和《白银收购法案》都导致了银价的高涨，进而使中国国内的局面走向了“大萧条”时期的反面——由于白银出口有利可图，大量白银的流出导致了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迫使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的改革。其次，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地区势力平衡的彻底破裂。英国财政部认为：就算要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那也得对日本进行让步。由于民族矛盾，日、英的提案纷纷为中方所否决。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废除银本位制，转而发行了一种新币——法币。但法币发布后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是否有对美元、英镑或日元直接挂钩；民众是否认同法币以及来自日本扰乱经济的威胁。面对第一个问题，国民政府首先在法币发布时，便试图避免在语言上直接声明“挂钩”，在实践中又试图同时维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但这仍不足以保证法币的稳定，随着中国代表团一步步打消美国的疑虑，与美国达成了合作，法币逐渐站稳了脚跟。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也渐渐得到了解决。面对第二个问题，虽然部分国民政府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出现过对法币的抵制和拒绝上交白银的现象，但实际上法币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甚至在国民政府控制薄弱地区亦然。这也让部分观察家认为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总之，在解决完上述问题后，法币在中国国内蓬勃发展。而银本位制则被中国政府彻底地抛弃，随着中国停止了银本位制，世界历史中的“白银时代”也随之终结。
全书的两个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中国货币体系的重构经历了长期的尝试。其中1914年的《国币条例》、上海造币厂的建立、1933年的废“两”和1935年颁布的法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中国最终摆脱了过去松散的货币体系，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简便的货币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势力与世界局势的影响也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银价的涨跌、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与废弃，无不影响着中国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一战后，美、英、日三国激烈争锋，最终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国民政府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完善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体系的建立绝非易事，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外国侵略者能够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外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也使得货币改革一度陷入停滞；中国国内中央与地方的分裂更是给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覆上了一层阴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本书亦提出了中国近代主权意识的逐步觉醒以及货币制度改革中所保有的自主性。
邵钢锋、范烨宽（浙江工商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