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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史，不单纯是历史事实和知识的记述

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史，不单纯是历史事实和知识的记述，它的曲折发展和演进，为今天的货币金融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启示。较之古代中国货币史，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发展的历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现代金融源起于西方，在中国的最早引进和实验，则开启于近代。可以说，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为新中国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金融的发展和演进，提供了一面不可替代的镜子。

第一，货币形式的选择和价值基础。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前，以白银为主导的近代中国货币体系，是一个“有货币无制度”的多元并存互补的货币体系。不同的市场层级，对应着相应的市场，形成“上下不通，不能加总”的货币体系。不用说，这个货币环境支持的绝非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今天的货币形态已经发展到数字货币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滋生出比特币式的民间私人数字货币，借助着哈耶克自由竞争货币理想希望通过“去中央银行”化的民主货币建构解决货币乱发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以部分人的民主代替整个市场主体的决策，以支配算法共识的少数人的“另立中央”来代替历史选择的中央银行制度。近代货币的混乱使用及其恶果，作为一面镜子会给这种借助科技革新迷惑人的伎俩和私利计谋做出明确的辨识。长时段的观察和思考，会消除短期自利的偏狭和狂妄。央行制度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选择，是人类经验的智慧结晶。

第二，近代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关系到金融活动的效率，无疑会给今天提供有益的参照。要让商业银行承担资金供给的责任和持续具备盈利能力，既要在经济主体的塑造上让它成为一个市场主体，又因其供给货币的特殊地位，必然让它承担稳定货币币值的职能。节约和效率问题，风险和监管的匹配，近代以来的事例必然提供很多教训。即使在业务的形式上，注重短期获利流通商贸贷款，而无垫款生产的产业金融特质，迄今也影响至深。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创造和银行经营，还与主权的完整和自主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银行和金融活动的国家利益都是不可忽视的核心问题。近代金融史上汇丰银行对中国财经主权的侵蚀昭然若揭，其总部从来就在香港，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的1992年迁移注册到英国伦敦，可见西方世界对于金融机构使命和金融活动的理解。这会给那种“金融无国界”的幼稚病提供一剂清醒剂！

第三，有限责任的误读与滥用。不顾自身发展环境和所处阶段，误读有限责任制度，强调其巨额筹资功效，而忽视其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的特定功能，在近代已有充分的表现。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应当吸纳人类一切知识积累和智慧，既从自身近代过往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又从西方制度中汲取精华，才能达成正确的认知和政策选择。今天常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觉得近代中国的经历，苦难故旧，不必学习；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现行的制度，不能解读原生案例和文献以求其精神实质，打着保持自身特色的旗号，仅凭模糊的二手中文文献取其形式。结果将有限责任制度仅仅作为“圈钱”的工具，在基本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希望在次级层面的交易技术和衍生产品的设计上弯道超车，结果事与愿违。针对时下股份公司的积极投资者（既持股又直接经营管理）减持跑路的抢钱乱象，只有痛切地反省近代以来直至今天中国有限责任制度实验的教训，通过数十年的诚实努力，建立盈利分红的上市公司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长期主义的行为准则，才能体现有限责任的制度优势。

历史是一种思考方法，当我们短视、狂妄、自利以致应有的制度效应难以出现时，读一读近代货币金融史，就会让我们进入澄明之境，变得冷静和清醒。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然应当积极追踪学习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现代发展，但同时需要明了，适合中国的理论重塑与政策选择，近代经济金融史是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萧清教授《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这本精炼的著作，为我们回望近代以来的货币金融实践提供了指引和启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教授、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民政府的法币与金圆券

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法币与金圆券政策，是近代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所谓乱世出怪招，但是怪招屡出却没有把国民政府从金融危机中解救出来。当金圆券在大喜大悲中落场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历史也走向了终结。

一、法币改革的背景

自清末以来，历届政府为币制紊乱累经拟议而未能实现币制改革，由于20年代末30年初帝国主义各国为转嫁世界经济危机灾难而展开的货币战，使我国银本位币币值处于涨落靡定动荡不稳之中，农工商各业遭受严重打击，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边缘，币制改革更为迫切。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时机，遂于1935年11月宣布实施不兑现的法币政策。这一政策实施以后，国民党政府得以逐步拉制金融，平衡财政收支，加强统治力量。

二、英美日的博弈

各国都企图在中国的法币改革中塞进它们的私货，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其中英国是最早介入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但由于英国害怕开罪于日本而拖宕了对华贷款，为美国插手中国币制提供了绝好机会。此后，在争夺中国财政金融控制权的角逐中，美国逐渐占了上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开始超过英国。日本对法币改革持反对和破坏的态度，这形成了一种外在压力，这种压力的作用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投靠美、英两国，特别是投靠美国。与此相应，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也由妥协退让转趋强硬。

三、法币的实施与崩溃

1935年11月 4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并限令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单这次“白银国有”，国民党政府即取得白银约计3亿元以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起，外汇大量外逃，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外汇套购，开始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废止无限制买卖外汇办法。从此，法币对内既不能兑换银元，对外又不能自由买卖外汇，它就成为一种纯纸币本位了。

图1：民国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漫画《一壶酒换一斗米》，讽刺当时国民政府法币和金圆券政策，迫使民间撇开货币，以物易物，宛如回到原始时代。

但由于连年战争和工农业生产萎缩，政府财政赤字有增无减，总需求与总供给无法平衡，便采用增发纸币的手段解决，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法币自问世以后始终处于贬值状态，到后来已无法控制。以100元法币为例，其购买力自1937年购买大牛两头，到1948年只能购买大米1/500两。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试图按国际惯例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主动开放外汇市场，实行外汇自由买卖，并通过中央银行抛售黄金回笼货币以平抑物价。但此举却招来大批投机游资大肆抢购黄金，黄金价格不断上升，物价未有缓和反而一阵猛增，无可奈何的宋子文不得不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