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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的现状评估与应对之策

牙买加体系后,美元通过“石油美元”“芯片美元”等形式强化霸权,但国际主导货币的公共品属性与主权货币本质存在内在矛盾。当前美元霸权结构性衰退,美国虽通过金融制裁、债务货币化等手段维系,却反而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面对变局,中国应把握机遇,通过建立“金砖+”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联盟、构建数字货币桥等十大创新举措,减少美元依赖,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向更公平稳定方向发展。

1 美元霸权现状评估

美元虽仍保持主要储备货币地位,但其份额已降至历史低点且汇率波动剧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去美元化”趋势加速。

外汇储备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1999年的71%降至2024年第一季度的57.4%,创下近三十年来最低水平。

外汇交易系统现况_美元霸权结构性衰退应对策略_牙买加体系下美元霸权现状

表1:全球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变化(1999-2024)(估算数据来源:IMF COFER数据库,相关国家央行报告)制图:张力

从美元汇率波动与市场反应来看,2025年以来,美元汇率经历了剧烈波动,呈现出明显的疲软趋势,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尤为显著。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1月20日至4月25日期间,美元指数累计下跌了8.9%,创下自1973年“尼克松冲击”以来美国总统任期前100天的最大跌幅,跌幅远超历史平均水平——自尼克松第二任期至拜登执政前,美国总统任内前100天美元平均回报率为0.9%。美元指数的这一表现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期的“尼克松冲击”形成历史性呼应,当时美元信用崩塌、全球汇率失控、黄金价格飙升。

展望未来,美元可能面临更持久的疲软期。渣打银行G10外汇研究主管史蒂文·英格兰德警告称:“特朗普‘一揽子法案’中的第899条款(授权对境外投资者征税)将抑制资本流入,通常利空美元。”

除非美国资产恢复显著超额收益或经济增长再度领跑全球,否则美元可能难以扭转当前颓势。

表2:2025年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变化(1月20日—4月25日)(估算数据来源:彭博终端,路透社)制图:张力

表2:2025年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变化(1月20日—4月25日)(估算数据来源:彭博终端,路透社)制图:张力

从国际贸易结算来看,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可能继续温和下降,但短期内难以被单一货币全面取代。大致预测,到2030年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可能降至40%左右,欧元将维持在30%左右,人民币有望升至20%,使得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更加多元化。

但美元仍将在复杂跨境交易和大宗商品贸易中保持相对优势,除非出现全球性支付系统重构等结构性变革。

表3:2025年全球主要贸易领域结算货币占比(估算数据来源:SWIFT,BIS,相关行业报告)制图:张力

表3:2025年全球主要贸易领域结算货币占比(估算数据来源:SWIFT,BIS,相关行业报告)制图:张力

从美国债务水平与美元信用来看,当前美国债务规模与偿债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已达到历史性高位,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构成了实质性挑战。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在2024年底突破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24%—125%,创下二战后的最高纪录,数字较2019年的23万亿美元增长了56.5%,反映出疫情后美国财政政策的极度扩张。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25年1月债务上限暂停后,美国政府借款在法案生效次日就增加了近1万亿美元,展现出无节制扩张的趋势。

美国债务问题可能持续恶化。利率维持高位将大幅增加利息负担,挤压其他关键支出。外国投资者可能继续减持美债,迫使美联储成为“最后买家”,进一步损害美元信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已难逃“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的命运,即货币政策不得不服从于财政融资需要,这将严重削弱美联储对抗通胀的能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杰里米·西格尔认为,美联储之前为抗击通胀将利率提得过高,而后“刹车踩得太猛”,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从美联储政策外溢与全球影响来看,近年来,美联储从“大放”到“大收”的剧烈政策转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跨境冲击波,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成为评估美元霸权现状的关键维度。

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市场预期2025年可能降息,但通胀黏性可能推迟这一进程,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威胁更会加剧政策不确定性。

全球央行更加关注政策自主权,加速脱离美元锚。IMF数据显示,与20年前相比,美元在全球央行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下降趋势远未结束。

从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评估,“去美元化”可能呈现多样化趋势。首先是渐进性,完全替代美元不现实,但份额将持续温和下降。其次是区域性,不同地区形成各自货币合作安排,而非单一替代货币。再次是技术驱动性,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将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是危机加速性,若美国发生债务危机或金融动荡,进程可能突然加快。

鉴于对上述六个具体维度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美元霸权呈现出明显的“顶峰已过、缓慢衰落”特征,虽仍保持相对优势,但结构性弱点日益暴露,国际货币体系正步入多元化的历史性转型期。国际货币体系正向着多元化、公平化和稳定化方向演进,进程虽然充满了挑战,但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且积极的意义。

2 美维持霸权的四个手段

为应对美元霸权面临的挑战,美国政府正采取多种手段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一是强化石油美元体系战略。

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元霸权的核心根基,美国通过“安全—石油—美元”三角循环维持其主导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确保石油交易使用美元;利用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系统控制石油美元支付;通过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垄断定价权。此外,美国还采取差异化豁免、技术性壁垒和能源转型捆绑等策略应对挑战。

然而,该体系正面临结构性侵蚀,如中国与沙特的“人民币—石油”协议、俄罗斯与印度的“卢布—卢比”机制以及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量增长等。

二是金融制裁武器系统化运用。

美国将金融制裁作为维护美元霸权的重要手段,制裁数量和范围呈指数级增长,形成多层次制裁体系。截至2024年4月,美国制裁总量达15373项,是瑞士的三倍。制裁对象涵盖国家、企业、金融机构、清算系统和数字资产平台。美国建立“三级制裁体系”,一级制裁限制美国实体交易,二级制裁威胁非美国实体,三级制裁针对第三国金融机构。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如将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监控加密货币流动等。

然而,制裁反噬效应显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全球,全球黄金储备增长,被制裁国通过灰色贸易等方式规避。美国智库曾警告,过度制裁可能削弱美元体系。

三是债务货币化并结合金融创新。

美国面临巨大债务压力,通过债务货币化和创新金融工具维持美元资产吸引力,形成“债务—货币”闭环。创新工具包括:推出“百年债券”转移偿债压力至未来;增加“通胀挂钩债券”(TIPS)发行量,将通胀风险转嫁给投资者;实施“债务转换机制”,将部分国债转为美联储的永久性负债。同时,美联储通过维持国债收益率区间、默许通胀长期高于2%目标、保持负实际利率等手段,减轻债务负担。

然而,这些措施面临根本性矛盾:外国投资者持续减持美债,美联储被迫增持,形成自我循环;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1”,反映出市场担忧。

四是构建科技金融壁垒与布局数字美元。

美国在传统手段效力递减的背景下,通过技术优势构建金融壁垒并加速数字美元研发。一是利用技术封锁构成新型金融武器。限制中国获得14纳米以下制程技术,直接影响CIPS的数据处理能力。推动后量子密码标准,未来可能要求美元跨境支付采用美国标准;通过《云法案》要求微软、谷歌等公司提供境外服务器数据,监控全球资金流动。二是通过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竞争,推出实时结算系统,推动加密货币纳入监管,处理美元代币化交易。三是加速布局数字美元,完成“汉密尔顿计划”测试,推动G7央行数字货币框架。四是构建美元数据霸权,通过支付系统和数据分析监控资金流动。

然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金砖国家支付系统和欧盟数字欧元项目等挑战了美元霸权,技术竞争成为美元存续的关键,美国需适应多极格局。

上述四种手段相互支撑但也存在矛盾:石油美元依赖制裁威慑,但过度制裁加速“去美元化”,削弱石油美元;债务货币化透支美元信用,与技术壁垒所需的信心基础冲突;数字美元需国际合作,却受美国技术封锁政策阻碍。这种“美元霸权悖论”意味着,维护霸权的措施反而可能加速其衰落。美元霸权的未来取决于美国能否在维持国际货币地位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过度强调后者可能加速前者衰落,这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核心困境。

3 十大创新策略

面对美元霸权体系的逐渐松动与重构,中国需要采取系统化、前瞻性的应对策略。以下十项政策建议旨在把握国际货币体系转型的机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防范外部金融风险。

设立“金砖+”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联盟

中国可牵头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建立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联盟,联合俄罗斯、沙特、巴西等资源大国,对至少30%的成员国间能源、矿产和农产品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实施分三阶段推进:2025年—2026年重点推进石油和铁矿石人民币计价,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金砖原油”期货合约;2027年—2028年扩展至铜、锂等战略资源,建立与人民币挂钩的基准价格;2029年—2030年形成完整的大宗商品人民币价格指数。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具备优势,2024年原油、铁矿石进口量分别占全球17.66%和79.7%。俄罗斯、伊朗已接受人民币支付,沙特对华石油出口中18%采用人民币结算。通过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实现自动结算,可降低汇率风险。

若实现30%的金砖国家大宗贸易人民币结算,每年可带动约1.2万亿元跨境流动,使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占比提升至15%以上。

打造数字货币桥与多边央行储备池

加速推进mBridge项目扩容升级,争取到2026年吸引50个以上国家加入,处理能力提升至日均300亿美元;同步构建“亚洲储备池”机制,成员国按比例存入本币储备(人民币权重设40%),用于危机时流动性支持。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实时清算,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货币互换协议。

建议分三阶段实施:扩大“东盟+3”参与度,将现有双边互换协议上链;吸纳中东产油国,允许石油收入直接存入储备池;对接非洲、拉美地区。

预计mBridge扩展至50国后,平均结算时间将从2—3天缩短至90秒,成本降低50%,覆盖全球贸易量的35%。

创新设计“一带一路”人民币债券生态系统

构建包含三个创新子机制的债券系统:基建收益挂钩债券、碳汇质押债券和商品抵押债券。

2026年先推出2000亿元试点规模,支持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2027年扩展至能源和矿产领域,规模达1万亿元;2028年后形成每年2万亿—3万亿元的常态化发行机制。

相比美元债,该方案可降低共建国汇率风险,融资成本减少1.5—2个百分点,替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30%的美元融资需求后,每年可输出人民币6000亿—8000亿元。

构建战略性矿产人民币易货贸易机制

针对锂、钴、稀土等矿产,设计人民币—资源直接兑换机制。中国可向资源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物资本,对方以矿产未来产出按约定价格折算偿还,全程以人民币计价但不跨境支付。创新之处在于引入区块链溯源技术确保贸易真实性,搭配期货工具锁定价格风险。选择刚果(金)的钴、智利的锂等项目先行先试,2026年达成300亿元规模协议。预计能使中国关键矿产进口中人民币结算比例从不足5%提升至30%。

启动“数字人民币离岸中心”全球网络

在全球关键节点布局数字人民币离岸中心网络:首期(2025年—2026年)选择香港、新加坡、迪拜、日内瓦;二期(2027年—2028年)扩展至巴黎、法兰克福、圣保罗。采用“中心化清算+分布式账本”混合架构,开发支持与当地支付系统对接的数字人民币多链钱包。预计到2030年网络成熟后,能处理全球60%以上的人民币支付需求,日均规模突破5万亿元。

创设“亚非拉供应链人民币结算圈”

在越南、墨西哥等“近岸外包”地区,要求中资产业园内企业间交易50%以上使用人民币;对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非洲供应商提供2%—3%的价格优惠;在东南亚推广“人民币供应链票据贴现”。选择电子、纺织、汽车零部件三个重点行业突破,2025年培育100家核心企业带动5000家上下游企业,配套开发“供应链金融APP”,集成订单、物流、结算全流程人民币服务,海关则要对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给予通关便利。

预计在重点供应链实现30%的人民币结算渗透率,每年可新增跨境人民币流量4.8万亿元,降低中国企业汇率成本约600亿元。

推出“央行黄金—人民币流动性互换”机制

人民银行与新兴市场央行设计黄金担保的人民币流动性安排:对方央行将黄金储备抵押给中国,按市价90%折算获得人民币额度,用于贸易结算或市场干预。优先选择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埃及等黄金储备丰富但美元短缺的国家。初期(2025年)规模设定2000亿元,对应约350吨黄金;成熟期(2028年)扩展至1万亿元。

世界黄金协会研究显示,每增加100吨黄金抵押,可带动人民币储备需求增加300亿—400亿元。

设立“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对冲基金”

设立1000亿元规模的对冲基金,提供汇率保险、流动性支持和危机救助功能。资金来源于外汇储备收益和发行特别国债,由中投公司运作。对参与国按信用评级收取0.3%—1.5%的年费,当人民币贬值超过5%时启动赔付,当离岸市场流动性紧缩时提供回购支持,同时配套开发衍生品工具,允许境外机构购买“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期权。

该基金可使人民币储备占比提升速度加快1.5—2倍,首期覆盖四五十个国家,重点针对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发起“全球南方数字贸易银行”倡议

联合金砖国家发起设立初始资本500亿美元的“全球南方数字贸易银行”(中国出资40%),专注发展中国家间的本币贸易结算。基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技术实现实时跨境支付;采用AI评估贸易真实性;发行与一篮子商品挂钩的“贸易共同货币单位”(UCU)。2026年可首批吸引30个国家加入,处理结算1000亿美元;2030年扩展至100国,年结算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可使成员国贸易成本降低18%—22%。

实施“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技术跃迁计划

三年内实现三大技术突破:量子加密防护、智能路由选择和“货币互联网”协议。组织华为、蚂蚁、清华大学联合攻关,总投资约200亿元。升级后的CIPS处理能力可达每秒10万笔,是SWIFT的5倍,成本仅为其1/3;2030年有望吸引150个国家接入,处理全球人民币支付的80%。

以上“组合拳”策略以实体经济联系创造人民币需求,以技术创新降低使用成本,以制度设计管控转换风险,形成“贸易—投资—金融”三位一体的推进格局。实施分三个阶段:初期(2025年—2026年)重点突破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领域;中期(2027年—2028年)扩展至供应链和数字货币;长期(2029年—2030年)实现制度性重构。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前美元霸权衰退已进入加速期,中国若能把握此“战略窗口期”,通过创新性制度设计和技术突破,有望在2030年前使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三大货币,为构建更加多元、公平的国际货币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牙买加体系下美元霸权现状_美元霸权结构性衰退应对策略_外汇交易系统现况

人民币标志为何是“¥”?

“¥”符号的来历 “¥”是人民币的符号。我国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以“元”为单位,而“元”的汉语拼音为YuAN。取元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再添加两横,组成“¥”,规定为人民币的符号。

“$”符号的来历 “S”是外币的一种代表符号。提到“8”的由来,要追溯到16世纪初,当时西班牙铸造了一种名为“PESO”(比索)的银元。这种银元的图案,一面是皇冠和王徽(狮子和城堡),一面是两根柱子。根据西方神话,它们是大力土赫居里斯的柱子,代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峰。相传,很久以前,欧洲和非洲彼此连接,后来被大力士赫居里斯拉开。1732年墨西哥城用机器铸造出一种“双柱银元”,其图形与“PKSO”差不多。只是在两柱之间加上了东西两半球的图案,两柱上各有一条卷曲成“$$”状的图形。时间久了,人们就将“S”视作银元的记号了。

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采用“$”作为本国货币的符号。而“$”之所以成为美元的标志,可能源自于那些铸有“双柱”的银元。

国际货币体系中,“$”成为了美元的代名词,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渊源。

“¥”和“$”这两个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各国货币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与创造。

“¥”的简洁明了,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人民币的符号,而“$”则因其独特的形状和广泛的认可度,成为了美元的标志性符号。

这两个符号不仅是货币的代表,更是国家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它们在世界各地的使用和传播,展示了人类文明交流和融合的进程。

无论是“¥”还是“$”,都是各自国家和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的存在和使用,不仅便利了国际贸易,也促进了全球文化交流。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货币符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功能,成为了连接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桥梁。

“¥”和“$”作为各自国家的货币符号,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象征,更是文化交流和理解的纽带,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多元和谐的方向发展。

从银本位的建立到白银时代的终结——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建立

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会使用实物充当货币,如贝壳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重金属也渐渐被赋予了货币职能,而白银可谓货币化重金属的佼佼者。1492年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对美洲的殖民扩张和开发,白银被大量开采。这不仅对欧洲,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也造成了深远影响。随着白银的大量涌入,中国原本稀缺的白银走上了货币化的道路,该变化的余波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才渐渐退去。由于白银的货币化,白银在中国经济史上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国内近代史研究对白银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大多只是着眼于国内白银的作用以及世界银价对中国的影响。而相对的,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起先使用金银复本位制,随后由于银价的下跌,各国纷纷选择抛弃银本位,转而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也就是说,当中国还在依赖白银的时候,各国却抛弃了白银。中国在这种全球背景下应该如何推进币值改革,将过去松散的货币体系转变为现代货币体系?世界各国又会如何看待和影响中国的货币改革?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奥斯丁·迪恩在《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一书中所要回答的。

本书运用了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近代的货币改革与世界银价和列强干预之间的互动,“将中国重新写入了全球历史”,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外经济史的角度,迪恩试图重新关注起被西方世界所忽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研究。同时该书还重点考量了近代中国政治史、外交史和经济史相互交织下中国对国家建构的尝试。

中国近代货币改革_高中历史教科书 法币_白银时代终结

晚清以来混乱的金融货币体系与币制改革的早期尝试

晚清以来货币体系十分混乱,不只是因为铜与银共同在市场上流通,记账单位的混乱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内部与外部矛盾的压力下,清政府开始进行了最早期的币制改革。迪恩详细阐释了清朝货币体系的混乱,并对中国当时存在的金融行业机构进行了介绍,以此阐明中国进行货币体制改革的急迫性。也为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从秦朝开始便有了铸造铜钱的习惯,即使16-17世纪白银大量涌入中国,这一习惯亦未被废除,一直延续到清朝。故清末基本上可以看作以铜和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而在双金属本位制中,两种金属之间的关系与比例则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在一般情况下,铜和银的比例被认为是1000:1,即1000枚铜币可以兑换1两白银。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之间的比例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有时低于这一比例,有时又高于这一比例。除此之外,中国也并没有构建起一个统一的白银标准,“两”这一单位在全中国有多种多样的标准,导致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割裂。民间钱庄的繁荣也正是因为记账单位的混乱,给了钱庄的老板们有利可图。随着道光年间银价的上升,铜银比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愈发明显。在这一时期,王鎏便提出了发行纸币,将白银赶出流通领域,从而消除银铜比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尽管该提案在当时未被采纳,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清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在政治上,开始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在经济上,清政府采纳王鎏的意见,尝试进行币值改革。由于权力的分散,这一次货币改革草草地失败了。但这是清政府也就是中国对币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朝野的有识之士决定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起了“洋务运动”。铸造银币正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此时大量外国银元的涌入使清朝官员感受到了危机。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对地方掌控能力的下降,中央仅能要求地方将铸完的钱币转运进京,并没有实际把握住银币的铸币权。于是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开始试图在广州进口机器,并开始铸造银元。在取得成效后,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开始在湖北铸造钱币。随后各省纷纷开始从外国引入机器,并铸造本省的银币。不过因为各省条件的不同,有些省份取得了成功,有些则失败了。随着百日维新的开始,中央试图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集中体现在1899年6月,军机处试图关停除广东和湖南之外的铸币厂。但在部分地方的强烈抵抗下,这一举措也因清政府的妥协而宣告失败。因此,当时省级的铸币厂主宰了货币体制的改革。

随后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辛丑条约》中赔款的数额究竟是以黄金计价还是以白银计价。这就涉及世界货币体制的变迁以及中外在货币领域的互动,我们将在下个部分进行论述。

1873-1910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与中国货币体系变迁

在1870-1880年这十年间,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白银产能的增加以及德、法、美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制,转而使用金本位,从而导致对白银需求的下降。为此美国试图通过影响中国货币体系的方式来输出多余的白银的产能。《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度的全面确立,中国以及外国的经济学家就中国能够建立金汇兑本位制又展开了争论。迪恩在《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中并没有孤立地介绍中国货币体制的改革,而是采用了全球史的视角,将中国放入到了世界历史当中。对全球的经济环境以及银价和金价的起伏,特别是对美国国内的反应都有详细的介绍,揭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19世纪早期,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以银和金为基础的双金属货币体系,美国也是其中之一。但随着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德、法纷纷抛弃金银复本位制,再加上先前就已经使用金本位的英国和西班牙。世界上主要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制。同时随着美国发现大量白银而导致的银价下跌,美国也最终于1879年废除了金银复本位制,全面投入了金本位制的怀抱。但是,随着各国对白银需求的下降,美国的白银又能找到什么样的用途呢?美国的一部分人就将视线转移到了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白银贸易市场。美国试图通过铸造贸易银元的方式来取代中国境内流通的墨西哥银元,并主导日后中国的货币改革。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项对两国都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事实证明,美国方面的预期显得过于乐观。贸易银元进入中国后,虽然在中国南方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北方地区,贸易银元受到排斥。且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内陆还是沿海的商业港口中,贸易银元的前景都十分的黯淡。且就算是在中国南方地区,贸易银元在流通过程中也因中国独特的习惯——打上“印记”而变得“残缺”。随着银价的暴跌,美国国会不得不于1887年通过了赎回贸易银元的法案。这也就使得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银元影响中国货币体系的努力失败了。

进入20世纪初期,墨西哥和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尚未采用某种形式金本位制的国家。美、英纷纷在其殖民地实行了金汇兑本位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辛丑条约》签订后,关于赔款的数额究竟是以黄金计价还是以白银计价引发了新的争论。随着庚子赔款的进行,世界银价持续下跌。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正是因为庚子赔款,才使得银价下跌如此之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白银计价,但债务却以黄金计价——这就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抛售白银以换取黄金,从而导致银价的下跌。同时,银价的下跌阻碍了中国国内商业贸易的发展。因此,国际汇兑委员会应运而生,旨在协助中墨两国建立金汇兑本位制。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管是国际汇兑委员会还是1904访华的精琪都没有收获实际性的成果。来自中国的批评之声无非两条,1、建立金汇兑本位制会让渡太多主权,这是在中国主权意识觉醒后无法接受的。2、对中国能够建立金汇兑本位制的能力产生怀疑——建立这一制度需要大量的储备基金,而清王朝可能无力承担这一经济责任。尽管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币制改革,然而,随着国际银价回升,中国的货币改革又转向了银本位制方向。但建立金汇兑本位制的声音却没有消失,依然在后续的币制改革讨论中保有其影响力。

从银本位的建立到白银时代的终结

清朝末年的以贷款进行币制改革的方案由于辛亥革命而被迫中止。这一方式在随后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随之作废。1914年的《国币条例》促进了货币体系的发展。但对币制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随着上海造币厂的投产以及1933年废“两”的影响,中国正式确立了单一的银本位制,同时也改变了过去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割裂的局面。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抛弃了银本位制,发行了法币,从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白银时代”的结束。迪恩描写了这一时期美、英、日对中国货币体制改革所展开的竞争——最主要是对华贷款。迪恩的《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结合当时国内国外的多重大事件,展现了中国货币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并解释了中国为何要从银本位制继续过渡到法币以及中国为何最终抛弃了英国,选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

清政府试图通过向国际银行团贷款的方式进行币制的改革,同时通过发展东北与引入美国的方式来制衡俄国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虽然对有关主权的货币顾问依旧是充满争议,但最终贷款的合同还是于1911年4月15日签订了。但随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随后,围绕新政府应采用何种货币制度的讨论再次爆发。由于袁世凯加强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这笔贷款最终都未能给予中国,银行团转而与袁世凯签订了著名的“善后大借款”。1914年,国会在被袁世凯解散前通过了《国币条例》。规定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其铸造出来的钱币后来也被称为“袁大头”。虽然“袁大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货币体系,成为当时较为流通的货币。但实际上,币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关于使用白银还是金本位制度的争论一直在继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包括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货币改革。本来由于《国币条例》,中国与银行团的关系十分紧张。随着一战的发生,美国与日本在战后崛起,美、日、英试图争夺为中国提供的贷款的竞争愈发激烈。但由于中国国内的乱局以及中国民众民族情绪的高涨,这些贷款计划均未能实现。一战也导致了全球银价的上升和中国民族企业的抬头。于是建造“上海造币厂”的观点也随即被提出,该厂旨在统一交易媒介与记账单位。但在上海造币厂建造的过程中,外国之间试图影响中国币制改革的冲突愈发明显。首先在采购设备层面,英美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不仅反映了英美两国在争夺对华利益上的对立,也揭示了它们在战后更广泛金融竞争中的冲突。然而,这场冲突很快就被平息了,由于资金的不足和国内混乱的局势,造币厂陷入了停滞。

1928年,中外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在国内,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为了巩固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急需在经济上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国际上,欧洲国家减少对白银的需求以及印度实行金块本位后大量抛售白银,导致了白银价格的下跌。在这种背景下,甘末尔来到中国,并再一次乐观地提出金汇兑本位制。但反对的声音依旧如潮水般涌来。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冲击,有部分中国人也开始认同金本位制的可行性。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萧条所带来的银价下跌被观察家认为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日本进攻上海而导致的上海货币体系的大幅波动,使得金本位制再一次被抛弃。针对废“两”的争论成为银本位制确立前最后激烈讨论的话题。财政部1933年4月6日正式废除“两”这一单位,改用“元”为统一单位,并由重要金融机构如钱庄予以落实。银两正式退出日常使用的舞台,银本位制首次在中国正式建立。

但建立起来的银本位制在1935年便立刻被废除,这正是当时复杂国际关系的产物。首先,美国国内“白银集团”推动通过的《伦敦白银协定》和《白银收购法案》都导致了银价的高涨,进而使中国国内的局面走向了“大萧条”时期的反面——由于白银出口有利可图,大量白银的流出导致了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迫使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的改革。其次,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地区势力平衡的彻底破裂。英国财政部认为:就算要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那也得对日本进行让步。由于民族矛盾,日、英的提案纷纷为中方所否决。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废除银本位制,转而发行了一种新币——法币。但法币发布后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是否有对美元、英镑或日元直接挂钩;民众是否认同法币以及来自日本扰乱经济的威胁。面对第一个问题,国民政府首先在法币发布时,便试图避免在语言上直接声明“挂钩”,在实践中又试图同时维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但这仍不足以保证法币的稳定,随着中国代表团一步步打消美国的疑虑,与美国达成了合作,法币逐渐站稳了脚跟。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也渐渐得到了解决。面对第二个问题,虽然部分国民政府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出现过对法币的抵制和拒绝上交白银的现象,但实际上法币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甚至在国民政府控制薄弱地区亦然。这也让部分观察家认为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总之,在解决完上述问题后,法币在中国国内蓬勃发展。而银本位制则被中国政府彻底地抛弃,随着中国停止了银本位制,世界历史中的“白银时代”也随之终结。

全书的两个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中国货币体系的重构经历了长期的尝试。其中1914年的《国币条例》、上海造币厂的建立、1933年的废“两”和1935年颁布的法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中国最终摆脱了过去松散的货币体系,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简便的货币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势力与世界局势的影响也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银价的涨跌、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与废弃,无不影响着中国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一战后,美、英、日三国激烈争锋,最终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国民政府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完善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体系的建立绝非易事,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外国侵略者能够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外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也使得货币改革一度陷入停滞;中国国内中央与地方的分裂更是给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覆上了一层阴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本书亦提出了中国近代主权意识的逐步觉醒以及货币制度改革中所保有的自主性。

邵钢锋、范烨宽(浙江工商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