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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增加必然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吗？(图)

货币供应量增加必然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吗？在近年来的经济运行中，我们发现既存在货币供应量增加与物价上涨的现象，也观察到物价平稳运行甚至通缩与货币增加的现象。看来，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简单而论。

□郑慧

对物价与货币供应量的历史观察

回顾1990年代以来的物价运行，CPI大致经过了三轮上涨，分别是1991-1996年、2007-2008年和2010-2011年。

再来看M2的情况，90年代至今，M2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增长阶段。从1991年到1994年，M2增长很快，按几何平均法计算，年均增长率高达26.2%。1994年后M2的增长率逐渐降低，之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M2增长率曾降到2000年的12.3%。

2003年后，M2的增长率一度快速上升，由于中央银行一直采取紧缩性措施，因此M2快速上升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2003年到2008年，M2年均增长16.5%。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M2出现超常增长，当年增长率达到27.7%。2010年以来，M2增长逐渐恢复稳健。2010至2012年M2年均增长为19.7%、13.6%与13.8%。（见图1）

货币供应量对价格变化的影响有减弱趋势

1.1991-1996年M2快速增加CPI上涨：货币关联，需求旺盛

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确实引发物价上涨，但是，供给增加同时需求也在上升，汇率改革因素也不容忽视。1991-1996年物价上涨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6年间M2增长率平均为29.4%。二是92年初中央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投资消费快速上升，总需求急剧增加。三是外汇汇率上升，导致进口成本大幅增加。（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从5.7：1上升为8.3：1）

1996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转折，CPI呈不断下降趋势。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出现低迷，全年CPI涨幅为2.8%，1998年CPI则出现负增长。从1998年起，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体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偏向积极，实行一连串的降息等扩张性的政策，然而物价水平并没有出现应有的上涨现象，持续保持在低位状态，货币政策的扩张没有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

2.2004-2006年M2次高速增加CPI平稳运行：货币弱势关联，投资增加而需求较弱

我们注意到，快速扩张的货币对CPI影响有限，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同比分别上涨了6.1%、4.9%与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PPIRM同比涨幅分别达到11.4%、8.3%和6%。从定期指数看，2006年相比2003年，PPI与PPIRM分别上升了43.9与65.1。实际经济过程中，油电煤运紧张的局面也反映了这个过程。

而PPI的上涨并没有引起CPI上升的原因，与投资快速增长有关。在2003—2006年期间，全社会建设总规模扩大了2.4倍，扩张的规模比上一个四年放大近100%。这样的结果是产能急剧增加，产品供应能力迅速扩张并大大超过短期社会需求，形成产能过剩局面。

所以，2004-2006年货币供应量也在快速增长但CPI平稳运行，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增加主要反映在PPI与PPIRM的增长。此时投资仍在大幅增加但需求方增长缓慢，造成产能过剩。

3.2007-2008与2010-2011年M2次快速增加CPI上涨：主要是粮食价格与大宗商品价格推动CPI走高

2006年以来，随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货币供给流向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货币供给增速与物价涨幅出现背离现象。2007-2008年，CPI分别上涨了4.8%和5.9%。这两年的食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则为12.3%与14.3%，分别拉动了当年CPI上涨中的4.18和4.86个百分点。

在2010年与2011年CPI上涨的3.3%与5.4%中，食品涨价的贡献率也分别达到74%和69%。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低迷，国际资本继续冲击黄金和石油，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上升，我们观察到2010-2011年PPRIM比2007-2008明显高出许多。

再进一步看，推动食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动力是粮食、肉禽类产品与蔬菜价格的上涨。菜价上涨有明显的季节性短期因素，肉价上涨原因很多，如猪周期、运输成本等，但重要原因之一是饲料成本上升，这与粮价相关。所以，粮食价格上涨不仅对CPI有直接影响，而且也影响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

然而，自2003年减产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价上涨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国外市场的影响。异常的气候现象（如厄尔尼诺、拉尼娜）造成全球很大范围内天气类型的大气变化，对农产品播种和收割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了农业产量。供应缺口引起普遍对粮食供应安全的担心，进而推升国际粮食价格。

根据国际粮农组织资料，2008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比2005年上涨了128%，2011年全球食品价格与谷物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与2009年相比分别至42%和45%。由此，2007-2008年与2010-2011年的物价上涨，其原因更多的是在于CPI的构成因素上。异常气候引发国际粮价上涨，传导到国内，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CPI上行。

4.2012年以来，M2稳步增加CPI呈下行趋势：主要是粮食价格与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三季度，随着猪周期开始下行，食品通胀迅速回落。气候相对平稳且粮食丰收也稳定了大宗食品价格。自2012年四季度以来，随着食品价格周期下行势头减弱以及受基数效应影响，CPI通胀企稳。2013年5月份，气温持续升高、蔬菜供给充足导致蔬菜价格下跌，并带动食品价格环比超预期下跌1.6%，猪肉价格则继续环比下跌1.4%。

非食品价格保持温和，环比下跌0.1%。2013年5月份，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并且内需仍然疲弱，PPI进一步下滑，同比下跌2.9%。2013年下半年，在中央政府严格控制政府消费的背景下，消费相对疲软，CPI增幅低于预期。

近年来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影响减弱

1.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受到国外经济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如美国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狭义货币，也对新兴经济体包括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球经济相互影响的今天，我国货币政策需要综合考虑货币供应、产出缺口、汇率和国际原油价格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2.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狭义货币，价格上升较快的是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以及其他具有保值增值或规避价格风险功能的物品，这些方面的开支在人们开支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包括开支预期增强，会相应压低在CPI构成因素方面的开支，抑制CPI的上升。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通过资本市场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影响。资本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造成了资产价格上涨。

3.金融制度的影响

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PQ = MV，P=MV/Q。假定短期内实体经济的物品数量与货币的流通速度大致上是稳定不变，那么，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制度的不同，会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会有较大的差异。

在严格限制金融操作的情况下，即使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都可能实际上最终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这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多年来我国超大规模货币供应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长期通胀。所以，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受到金融制度的制约。在稳态下，即没有金融危机，也没有增长速度变化时，金融制度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

4.实体经济中需求与供给影响

货币数量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和总需求进而影响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增加，在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会使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社会总收入，消费者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除非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也同时增加，否则消费者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不断攀升，驱动物价水平上扬。

采取审慎措施把握货币供应尺度

1、关注资产价格的影响，维护金融稳定。较高的资产价格会导致消费者增加购买量，使商品价格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能会带来物价水平上涨。由于“财富效应”的作用，资产价格变化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

资产价格的下跌会产生信用收缩效应，破坏债务结构，导致市场预期贷款损失、投资收益下降、未来信贷可得性的改变等。快速的资产价格波动会增加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概率。如果资产价格脱离内在价值发生剧烈的波动，就会导致经济崩溃。因此调整资产价格应该成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的问题之一。

2、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总水平。由于价格可能呈现刚性或黏性，即价格并不总是如同它们本来应该的那样得到迅速、彻底的调整。因此，一个负面的冲击，包括预期的突然下降，就会驱使经济陷入更大范围的萧条状态，从而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政府必须予以扶持，及时引导形成合理的预期。

3、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革金融制度，加大竞争力度，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优化金融结构，加快直接融资体系建设，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降低货币供给增加的物价上涨压力。加快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利率充分反映资金的宽松状况。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货币供给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入到实体经济和对货币有需求的部门。

4、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外汇占款会导致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不断增加。国际收支失衡反映了储蓄与消费等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而以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能缓解货币被动供给问题。

当前，要不断扩大内需，加大创新力度，提高我国在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另外，要关注国际资金流动变化带来的国内货币供求变化，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改善资源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积极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冲击和投机性国际资金造成的国内货币供求失衡。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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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京闭幕温家宝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

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京闭幕

温家宝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

10月25日，为期2天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５日电（记者刘东凯）为期２天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２５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闭幕，与会的４５个亚欧会议成员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地区组织领导人和代表出席闭幕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闭幕式。

温家宝在闭幕词中说，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通过了《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和倡议；重申加强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多边体系，通过和平对话与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与争端；承诺共同采取综合性中长期措施，保障粮食安全，继续对受灾国家重建给予帮助，并开展灾害管理和重建方面的相关合作；会议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对于亚欧会议在该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会议还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与文明和谐相处、推动不同信仰间的理解和交流方面进一步凝聚了共识。会议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多项合作倡议，再次展示和印证了亚欧会议加强对话的内在动力和拓展合作的巨大潜力。

温家宝表示，亚欧会议迄今已走过了１２年的历程。回首往事，我们为取得成绩和进步骄傲、自豪。面对挑战，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作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亚洲和欧洲承载着促进人类福祉的重任。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但是，任何困难和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加强合作、追求共赢的坚定信念。我们深信，只有交流才会进步，只有互利才能合作，只有共赢才有未来。让我们继往开来、开拓前进，共同谱写亚欧合作的美好篇章。

下届会议东道国比利时首相莱特姆在致辞中代表亚欧首脑会议各成员对中方的出色组织工作表示感谢。他说，此次会议就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动荡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许多共识，提出了许多具体务实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化等广泛议题。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体验到东西方可以在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欧亚双方应当取长补短、形成合力，提升合作水平，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搭建欧亚合作桥梁。为了世界和人类大家庭的未来，为了欧亚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而共同努力。

10月25日，为期2天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当日上午和下午，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体会议。分别讨论了粮食安全、救灾合作、可持续发展和加强不同文明对话问题。在工作午餐上，与会领导人还讨论了国际和地区形势问题。温家宝总理主持了上述活动。

中国作为会议东道主发表了《主席声明》，反映会议在各个议题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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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 摄

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25日将举行3次全会 下午闭幕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５日电（记者郝亚琳）为期２天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将于２５日举行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会，并于当日下午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亚欧会议成员的领导人和代表将出席全会和闭幕式。详细》

10月24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会温家宝主持

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２４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和促进亚欧贸易与投资问题。亚欧会议４５个成员的领导人和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

温家宝在引导发言中指出，我们之所以把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列为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因为这是当前国际上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事关亚欧各成员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罕见的严重危机。有关国家和组织已纷纷采取措施，希望能够尽快取得成效。战胜危机还需要全球行动、合力应对。亚欧国家是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们要齐心协力，向世界展示信心、团结与合作。详细》

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北京

领导人深入讨论了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发展趋势，关注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给亚欧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挑战。

领导人认为，各国政府应体现远见和魄力，坚定、果断、负责、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挑战。领导人对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危机充满信心。详细>>>

温家宝会见出席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外方领导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４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一些外方领导人。

在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时，温家宝说，中方坚定致力于发展中柬睦邻友好。今年是两国建交５０周年和“中柬友好年”。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柬方共同努力，加强交往与合作，推动中柬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温家宝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发展经济，愿扎实推进双方重点合作项目，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内与柬方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详细》

新闻分析：亚欧首脑会议传递出全球携手应对金融危机三大信号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５日电(新华社记者韩洁、白洁) 亚欧会议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首脑聚会２５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４５个成员的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

从近期世界各国协同展开救助行动，到欧盟各成员开始用“一个声音”联合行动，再到此次涵盖全球６０％人口的亚欧两大洲达成携手应对危机的共识，一个不争的事实表明：全球携手应对危机，恢复市场信心，稳定金融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共识正在不断扩大。

观察人士指出，此次亚欧首脑会议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透露了解决金融危机的三大信号：即各国应力保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

当务之急：各国应力保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

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各成员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呼吁，各国应采取负责任和稳健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加强监管，完善危机处置机制，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各领导人承诺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采取必要及时的措施。

面对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亚欧两大洲的领导人清楚看到了各国加强自身配套改革对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此次亚欧首脑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金融危机将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认为，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问题，应从各国的内部改革入手。危机除了暴露出金融领域的具体问题，也暴露了宏观经济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各国有必要通过完善金融监管和推动自身改革，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月中旬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２７国已开始为提振本区域实体经济发展制定方案。他们在一份总结性声明中明确，在金融行业之外，欧盟各成员国决意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需求增长放缓和投资萎缩的局面，尤其是为欧洲产业提供支持。

此外，亚洲各国也在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河合正弘说，欧洲国家已经纷纷出台措施重振金融市场，亚洲各国也要采取行动，积极调动国内市场资源，促进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以促使亚洲经济尽快复苏。

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中国的作用备受关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说，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此，中国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５日在亚欧首脑会议闭幕后对记者表示，今年６月份，我们已经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出现的问题实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我们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同时，兼顾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国内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

他说，这些措施有的已见效，有的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效果。只要我们政策对头，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

关键之举：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会议在声明中提出，解决金融危机，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对所有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督和规范，特别是加强对其问责。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现代发达金融体系中存在众多监管漏洞，在监管和自由化之间寻找平衡成为未来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外，在金融创新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华尔街金融巨头被卷入金融风暴，各国普遍意识到，金融创新必须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基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行业自律，严格控制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本月２３日在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时，承认自己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反对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金融监管的完善远远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为日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各国尤其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严防金融衍生产品无度发展。

根本之道：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

逐渐蔓延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了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际上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也日渐增强。

亚欧首脑会议各成员领导人在声明中号召：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将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尽快提出适当的倡议。

此前，欧盟２７国领导人共同呼吁，希望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加强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当前的金融危机重演。

对此，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表示，世界迫切需要“一个通过民主方式赋予合法地位的世界金融组织”。他建议亚欧国家之间今后的贸易结算可以考虑用欧元、英镑、人民币或日元等货币，这需要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政府间协议给予必要的制度安排。

１９９７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曾给亚洲经济蒙上了巨大阴影首脑会议，而今由美国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已波及全球。在此次亚欧首脑会议上，各方认为，务必要携手努力首脑会议，吸取教训，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安全可靠、与实体经济相吻合的货币与金融体系，防止发生新的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构建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并非易事。有关国家在不断交流与磋商中增强了改革的共识，但目前为止仍局限在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探讨。各方期待随着下月举行的国际金融峰会能推动实质性改革方案的最终出台。

财联社：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今日，政府工作报告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报告中之所以如此提及，实际上是为了对冲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逆周期调节力度也将持续增大。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将相对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包括降息、降准在内的全方位政策将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

M2和社融已高于去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引导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4月份狭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就明显高于去年。4月末，M2同比增长11.1%，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个和2.6个百分点，增速上升较多；同时，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长12%，为2018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

央行在此前答记者问中表示，整体来看，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精准的金融服务。一是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二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提供的直接融资增多，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融中的比重明显上升。三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发力，推动政府债券融资大幅增加。

曾刚也表示，引导这个显著高于去年意味着进一步加逆周期调控的力度狭义货币，来对冲疫情的影响，为经济的复工复产和未来的稳步增长，创造一个适宜的货币金融条件。

“从目前来看，疫情对经济层面这种挑战依然比较大，所以我国有必要加大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曾刚表示，货币政策是逆周期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保证流动性的充裕，然后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降息降准仍有必要和空间

进一步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裕，就需要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政府工作报告中写明，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里是否意味着未来还将有更多的降息降准的空间？

曾刚认为，目前中国在降息降准上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未来一段时间，逆周期调节力度要显著增大，这样的货币政策指引之下，未来的货币政策将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目的也是为了对冲疫情影响，为实体经济的复苏创造更好的条件。“未来，包括降息、降准在内，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应该是全方位运用的。”

渣打则认为，今年央行或允许 2020 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达11-12%，并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降息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我们预计今年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将超过名义 GDP 增长 7-8 个百分点。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截至 2019 年底， 中国总体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达 255%；我们预计 2020 年信贷增长与 GDP 增长间缺口 的扩大，将导致债务率上升约 20 个百分点。”

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除了降息降准之外，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将综合运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曾刚表示，“六稳”、“六保”这是目前我们创造宽松货币金融环境要达到的目标。要保证资金真正能够用到实体经济中实现上述目标，而不是将资金用到别的地方，进一步疏通相关传到机制。

“这意味着要进一步保证实体的企业借款的便利性，同时要保证资金投放的精准度，要进到和六稳六保相关的领域中，同时必须要切实的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曾刚表示，现在资金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企业融资成本实际上已在有效地在下行。未来还会进一步的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风险的分散，用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去降低成本。

曾刚认为，目前来看，更重要的要进一步的提升融资的便利性，金融机构怎么样去触达更多的客户等，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货币金融传导的“最后一公里”，提高精准性和效率。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认为，下一步中国要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实际上，近年以来，央行创新推出借贷便利类工具、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定向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特定金融机构、行业或领域精准投放流动性，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应继续用好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应基于“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继续对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支持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同时，支持中小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鼓励中小银行发行优先股、二级资本债券、永续债等工具补充资本。

在完善货币传到机制上，董希淼认为，要进一步改革完善LPR相关机制，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要抓紧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以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推动企业融资成本逐步下降。在银行盈利增长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可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增强银行提升服务的意愿。对中小银行而言，更重要的是帮助拓宽负债渠道，丰富负债来源，并允许采取更有弹性的利率浮动空间。同时，在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要坚守“房住不炒”定位，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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