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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企业竞争不过,又轮番拿人民币说事,中国可不背这口大黑锅

前言

人民币到底“低估”了多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到的数字,德国总理默茨口中的数字,市场机构测算出来的数字,彼此能差出一大截。

美欧一边盯着中国贸易顺差,一边把人民币汇率推上风口,仿佛只要人民币快速升值,欧美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可问题来了:连账都算不拢,凭什么要求中国按他们的答案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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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的旧剧本,又被美欧翻了出来

把时间拨回2005年,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不到四年,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之前,外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已经非常响。

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甚至推动法案,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27.5%的关税,试图用贸易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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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并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调整约2%。

这轮改革有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现实需要,不能简单写成“美国一吓,中国就升值”。

可从外部环境看,当年的美国确实把关税威胁、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捆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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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过去了,剧本又有了熟悉的味道。美国继续拿贸易不平衡、所谓“廉价出口”和产业竞争说事,欧洲也把对华贸易逆差、制造业压力同人民币汇率联系起来。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2026年公开声称人民币可能被低估20%至30%,还指责中国通过汇率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

表面看,这是一次关于汇率水平的技术争论,背后却是一场产业竞争。欧洲汽车、机械、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承受压力,美国也担心中国商品绕开其关税壁垒,转向欧洲及其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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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要解决的并不只是“人民币值多少钱”,还想借汇率升值提高中国出口成本,给本国企业腾出喘气空间。

说得直白一点,当欧美企业卖得好时,那叫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凭借完整产业链、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扩大出口时,汇率就突然成了问题。

这种算盘并不复杂:关税会招来反制,补贴容易引发争议,要求人民币升值看上去更体面,也更容易包装成“纠正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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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30%,这笔账为何越算越乱

美欧舆论经常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发布的中国年度磋商报告提到受低通胀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21年以来累计下降约14%。

实际有效汇率,看的不是人民币只对美元涨了还是跌了,而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贸易伙伴货币的变化,还要剔除各国物价差异。

中国物价相对平稳,而欧美经历过较高通胀,即便人民币名义汇率没有大幅变化,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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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民币究竟偏离均衡水平多少,不同模型给出的结果确实相差很大。

有的分析从经常账户和贸易顺差入手,认为人民币可能存在较明显低估;有的模型结合物价、资本流动、生产率和政策环境,算出的幅度要小得多。

2026年的市场分析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评估被解读为人民币可能低估至多约20%,德国总理默茨则喊出20%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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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就摆在这里:如果人民币存在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标准答案”,各方就不该从几个百分点一路算到30%。

购买力平价、实际有效汇率、经常账户均衡和出口竞争力模型,各自回答的本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选哪个模型、采用哪段时间、如何设定均衡值,都会影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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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能反映不同国家物价水平,却不能直接拿来规定短期市场汇率。一碗面、一套房、一次理发,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差距很大,既与工资和生产率有关,也与土地、税收、服务业成本和消费结构有关。

不能因为中国部分商品价格较低,就推导出人民币必须一次升值二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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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竞争力也不是人民币汇率单独决定的。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来自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师队伍、物流效率、市场规模和持续技术投入。

就算汇率发生变化,这些条件也不会一夜消失。把欧美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全塞进汇率这只筐里,既解释不了中国制造业为何形成优势,也治不好欧洲能源成本高、投资不足等内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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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已经升值,美欧为何仍不满意

市场实际走势同“人民币被刻意压低、一直不动”的说法也对不上。到2026年8月底,人民币对美元经过约20个月上涨,累计升幅接近9%,一度升至近三年半高位。

8月初,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经进入6.7区间,市场汇率随后还出现过6.8附近及更强位置。

这说明人民币不是被钉死在某个价位,而是在美元周期、国内经济、贸易收支、利率差和市场预期共同作用下双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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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市场在定价中发挥作用,管理部门也会防止汇率短时间内暴涨暴跌,避免预期失控冲击企业和金融市场。

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依法接受管理,这也是人民币汇率不能照搬美元、欧元模式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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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会带来人民币需求,国内外利差、企业持汇意愿和对外投资也会形成相反力量。

只盯着出口数据,就断定人民币必须大幅升值,相当于只看账本的一页,却要求中国按整本账付款。

汇率快速上涨也不是没有代价。大量外贸企业利润率并不高,一些中小企业靠稳定订单和精细成本管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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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民币短时间升值20%甚至30%,出口合同、就业和产业链都会承受冲击,金融市场还可能出现单边升值预期,引来短期资本集中流入。

等到预期反转,资金又可能快速撤出,代价不会只落在中国企业头上。

中国当然不回避汇率改革,也没有必要追求人民币单边贬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也有利于全球贸易和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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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稳定不等于接受外部定价,更不意味着谁贸易逆差扩大,谁就能要求中国用汇率升值来埋单。

美欧若真想缩小对华贸易失衡,也得看看自己的出口限制。美国一边抱怨买了太多中国商品,一边对高端芯片、先进设备等中国存在需求的产品设置出口管制;

欧洲一边要求中国扩大进口,一边又讨论投资审查、产业限制和新的贸易壁垒。商品不愿卖、技术不让卖,却把逆差责任推给人民币,这笔账当然很难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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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汇率不是产业政策的替身。欧洲制造业竞争力承压,与能源价格、人口结构、技术投资和监管成本都有关系;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也与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国内储蓄不足和消费结构密切相关。

逼人民币升值,或许能给部分行业争取一点时间,却无法替欧美完成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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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2005年的27.5%关税威胁,到2026年围绕人民币“低估20%还是30%”的争论,美欧使用的还是那套熟悉逻辑:本国产业遇到压力,就把汇率推到前台。

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不等于被低估同样幅度;不同模型算不出统一答案,市场上的人民币又已经出现明显升值。

中国会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也会维护金融稳定和产业安全,但不会接受外部力量替中国开价。连账都对不上,还想让中国照单全收,这套办法恐怕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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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加强外汇合规管理 守护企业扬帆远航

要点

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纵深发展,跨境业务将面临多法域、差异化的外汇监管环境,建立健全自主可控的外汇合规管理体系,成为中资跨国公司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作者 | 江小照  徐彩霞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来源 |《中国外汇》2025年第16期

近年来,在深度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中企面临的外汇管理挑战日趋复杂,国务院国资委也高度重视央企境外资金风险防范,要求建立健全资金内控管理体制机制,及时做好面对外汇管制、汇率大幅波动等情形的风险应急处置工作。

从企业日常资金管理角度来看,企业外汇风险管理主要包含外汇市场风险管理和外汇合规管理。外汇市场风险管理因其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企业损益,企业普遍比较重视,加之有成熟的金融衍生工具等手段实施风险对冲,中资跨国公司一般在外汇市场风险管理领域已经积累了完备的管理体系和良好的操作实践。外汇合规管理是指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在从事外汇业务活动中,严格遵守国家外汇管理政策要求,防范外汇违规风险的管理行为。

与较为直观的外汇市场风险管理相比,企业外汇合规管理更具挑战。其一,外汇合规要求多隐藏在企业跨境收支结算、结售汇等资金交易环节,与企业业务深度绑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二,外汇管理政策框架具有共性,但在不同细分业务领域的具体操作要求上仍有较大差异,且可能因政治经济等形势变化而调整管控尺度,企业很难采用统一标准精准管理。其三,大部分经济体主要依托商业银行为抓手传导外汇合规管理要求,实施外汇合规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普遍较为依赖合作银行意见,自主管理意愿和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纵深发展,跨境业务将面临多法域、差异化的外汇监管环境,因此,建立健全自主可控的外汇合规管理体系,成为中资跨国公司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企业外汇合规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初期阶段,主要涉及产品进出口业务,此时企业往往重点关注国内外汇管理政策要求。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整合调整,中企“出海”路径正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战略跃迁。这一转型不仅重构企业价值链条,更对企业跨境经营的外汇合规管理体系提出全新要求。

一是外部经营环境变化,企业需练就自主外汇合规管理能力。近年来,我国外汇管理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要求,推出多项跨境便利化措施,为市场经营主体创造“越诚信越便利、越合规越自主”的经营环境。与此同时,外汇管理强化了对外汇领域的监管全覆盖,严厉打击各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严格执行中央对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要求,这对涉外企业外汇合规管理工作仅依赖合作银行的被动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企业外汇收支必须基于真实、合法的交易背景,境内外商直接投资(FDI)、境外直接投资(ODI)、外债及跨境担保等资本项目业务,均须按规定完成事前备案或登记工作;同时,企业还需严格履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等法定义务。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程度采取差异化的惩戒措施,从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结合近年我国外汇监管部门公布的处罚案例,违规企业行为主要集中在违反外汇登记规定、非法买卖外汇、违规跨境资金流动、擅自改变结汇资金用途、逃汇等方面。通过对具体案例分析,企业违规行为主要源于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缺陷而导致。企业外汇管理违规不仅对企业带来经济损失,更对企业的品牌、声誉乃至业务开展等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广泛和深入,涉外企业练就自主式外汇合规管理能力日益必要。

与此同时,随着涉外企业全球化向纵深推进,企业面临着不同东道国的差异化的外汇管理政策要求,需具备一定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24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24年我国企业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024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7%,中企“出海”进程不断加速。除少数发达经济体外,大多数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外汇管制,所以企业能否在东道国将资金顺利汇入、汇出,以及实现有效配置均深刻考验着企业的外汇合规管理水平。

尽管中企“出海”通常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汇合规管理能力和经验,但由于对东道国政策法规理解不足,加之语言文化差异,往往面临“水土不服”的挑战,涉外企业亟须加强本地化的外汇合规管理能力建设。

二是聚焦外汇政策改革研究,企业可借助政策红利提升自身竞争力。大部分经济体在制定和执行相关外汇管理政策时,会因时因势进行调整,因此,企业需要持续跟踪最新的外汇管理政策变化。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汇管理改革新政的充分理解和实践,来助力企业化解全球化经营风险,更好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经营效益。以跨境资金池政策为例,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运用该政策进行境内外资金的集中管理,不仅可以有效管控境内外资金风险,还可以统一调剂全球资金以降低融资成本和操作成本,极大地支持企业全球化战略布局。当然,大部分政策改革红利的应用,都会以合规作为基础,跨境资金池政策也不例外,该政策对主办企业、入池成员单位以及主办银行都有严格要求。

此外,企业“出海”过程中,监管部门也非常愿意倾听企业的声音,企业结合一线业务实践,向监管当局建言献策,有助于政策更好地服务与支持企业业务发展。

企业外汇合规管理实施路径

涉外企业可参考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结合企业外汇业务实际情况,打造涵盖组织架构、内控制度、系统建设、合规文化等要素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分层防御、协同监管的组织架构,保障外汇合规管理落地。企业外汇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外汇合规管理能力的积累、政策的落地都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架构。企业可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构建符合发展需要的架构体系,推动企业外汇合规管理从“被动监管遵循”向“主动合规治理”转变。

考虑到外汇合规管理的专业性以及与资金业务的高度关联性,企业可考虑由司库部门作为合规管理牵头统筹机构,根据涉外业务规模及复杂度配置专业岗位或团队,形成业务执行、合规管理和审计监督的分层防御、协同监管机制。

在具体职责划分方面,外汇业务操作部门作为执行主体,需严格遵循外汇监管政策及公司合规要求,落实业务流程管控,承担第一责任人职责。合规管理部门负责体系建设,包括制定制度规范、跟踪政策动态、落地监管要求,推进信息化建设与风险整改,同时组织合规培训、打造合规文化。审计部门独立履行监督职能,构成第三道“防线”。三者形成“执行—管理—监督”的闭环机制,确保外汇业务合规开展。

对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中资跨国公司而言,多元化的跨境业务结构与分散的属地化运营模式,使得公司外汇合规管理呈现多维度、跨地域的复杂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总部主导的外汇合规垂直管控体系优势明显。通过总部组建专业团队制定标准,各成员单位配备专(兼)职人员承接总部管理要求,构建起总部牵头、分级管控的“总分联动”管理架构,一方面可确保外汇合规管理要求在全球经营范围内精准传达和执行,另一方面可借助集中化管理降低重复投入成本。

对于设有财务公司的中资跨国公司来说,可充分发挥财务公司的专业优势,由财务公司国际业务部门承接集团外汇合规管理统筹职责,实现管理升级、价值创造的双重目标。这种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不仅能系统性地规避外汇合规风险,还能为集团全球化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健全内控制度体系,规范外汇业务操作标准。企业外汇合规管理部门可牵头制定企业内部外汇合规管理基本制度和重点业务操作指引,并推进落实。外汇合规管理基本制度作为企业外汇合规管理工作纲领性文件,是企业外汇合规管理的基础性、框架性制度,需明确管理原则、职责分工、运行机制及保障措施等内容,以实现企业外汇合规风险闭环管理。

在业务规范指引方面,就国内而言,企业可充分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和《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对于较复杂的专项业务,例如境外投资业务,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部门监管,在投资备案和外汇登记、再投资、统计报告义务等环节存在差异化要求,企业可在内部进一步形成标准化操作指引,以引导业务单位具体操作。

就海外外汇合规管理而言,企业可结合东道国的政策法规要求,借助当地银行等专业机构力量,编制业务操作指引,为境外业务提供标准化操作规范。

针对国内国际外汇监管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需建立长效跟踪解读机制,结合对政治局势、经济形势的预判及外汇政策变化情况,评估可能的影响并统筹应对,及时做好“外规内化”的基本工作,即将外部政策法规要求转化为内部规章制度和管理流程,实现外部规范与内部管理的有效衔接。

三是完善信息系统,支持健全外汇合规管理机制。“出海”企业可积极探索信息化外汇合规管理路径,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搭建信息化合规监控平台,将合规要求嵌入业务流程,针对关键节点加强合规审查,强化过程管理。

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可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构建外汇合规知识库,整合外汇管理法规政策(外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内规)、操作指引、典型案例及培训资源等内容,支持多维度检索,确保合规政策要求不受人员流动影响,帮助成员单位做到“业务开展有依据、问题处置有参照”;其二,支持动态监测管理,通过识别关键业务环节合规要求,开展动态监测和评估,实现合规风险及时预警、快速处置。例如企业报关单证与收付汇数据的匹配情况、直接统计申报表与账务对应情况、跨境资金池额度使用及资金使用流向监测等情况;其三,完善电子档案管理,建立电子档案管理中心,做好各类外汇专项业务登记材料及凭证、关键业务备案文件、直接统计申报表、跨境资金池业务合同等的档案管理,避免遗失。

四是加强企业合规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汇合规管理氛围。合规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外汇合规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支撑。

企业外汇合规文化建设需从组织保障、宣贯培训、监督激励三方面着力。企业需配备与涉外业务规模、风险管控难度相匹配的外汇合规管理人员,并与业务部门建立双向赋能机制,形成动态的人才储备梯队;通过专题培训、案例警示教育、知识测评等宣教方式,将合规基因融入员工行为准则;同时,加强审计监督问责,通过制度约束与价值引导相结合,培育“主动合规、人人有责”的文化氛围,为国际化经营提供坚实支撑。

“出海”企业寻求外汇合规政策助力

一是建议相关部门编制更具实操价值的国别外汇合规操作指引。随着中企全球化布局进程加快,企业对海外重点国家外汇政策的系统化解读需求日益迫切,包括对东道国投资准入及再投资、利润汇回、跨境结算、法人程序性遵从等合规政策执行细节的解读。特别是外汇管制较严格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当地政策调整频繁、信息透明度低、执行标准不统一,加之语言及文化差异,中企往往陷入信息获取困难、资金管理被动的境地,难以独立构建完整的政策解读与执行体系。

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可牵头组建专项工作组,整合中企“出海”重点国家和区域的金融机构、法律机构等专业资源,共同编制具有实操性的国别外汇合规操作指引,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以降低企业“出海”的政策适应成本,为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支持企业集团外汇合规集中管理体系建设。当前国内监管部门对企业实施的是多部门协同监管模式,各部门以企业法人为基本单元开展合规监管,为企业法人逐个开通业务经办权限,并受理业务开展、实施后续监管。这种模式便于监管工作执行落地,但对于企业集团而言,由于总部无法及时了解各成员单位的相关信息,管理上相对被动和滞后,较难有效监测其执行的合规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导致出现一定的管理壁垒。

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协调搭建监管数据共享通道,经风险评估后向符合条件的企业集团总部开放所属成员单位的数据信息接口,支持企业集团总部及时监测各成员单位的合规执行情况,形成更加高效完整的集约化、系统化的外汇合规管理生态体系。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监管环境和不断高企的企业合规管理挑战,构建系统化、智能化的外汇合规管理体系,不仅是中企“出海”的“防护盾”,更是中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加速器”,同时,既是对中企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展现中企全球化运营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企业唯有将外汇合规管理理念内化为组织日常管理基因,将外汇合规管理能力锻造为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市场中行稳致远。

企业国际化经营外汇合规管理挑战_中资跨国公司外汇合规管理体系建设_外汇管制对经济的影响

国家外汇管理局:三方面措施促进外贸和外资稳健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7月22日电 (记者代小佩)22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上半年,外汇局通过扩大贸易便利化、推进跨境投资融资便利化、拓展外汇展业改革这三方面措施,促进外贸和外资稳健发展。他提到,外汇局鼓励转变传统贸易审核方式,通过科技赋能电子订单审核。

李斌介绍,上半年,贸易便利化政策覆盖面扩大。外汇局持续推进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和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将更多“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纳入到便利化政策范畴。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共办理相关便利化业务达70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11%。在新业态方面,外汇局鼓励银行和支付机构转变传统贸易审核方式,通过科技赋能,批量自动审核电子订单,为中小微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外汇资金结算服务。上半年,全国办理相关业务达到5.1亿笔。

在跨境投资和融资领域,外汇局通过多项政策简化流程。在提升外商来华投资便利性方面,2024年末,外汇局在19地试点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登记,惠及600多家企业,有效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取消外商来华投资前期费用登记,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时,可以直接在银行开立账户接收前期费用资金,大幅缩短资金周转时间,加快投资落地。

外汇展业改革通过把银行识别客户、审核资料、监测风险等业务“前置”,支持银行对优质的一类客户实行凭企业指令即可办理外汇业务,业务办理时间缩短50%以上。目前参与外汇展业改革的银行已达22家,覆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拓展到全国。参与银行目前共评定出一类客户2万多家,较2024年末增加23%。

李斌表示,下一步,外汇局将加强外汇管理改革创新,赋予诚信合规主体更高便利度,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人民币大幅回升!中国手握主权,不吃日本当年的亏

人民币升值就喊“天塌了”,贬值也喊“天塌了”?这届“懂王”咋这么难伺候?

2026年8月31日,央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828,虽然较前一交易日小幅下调了17个基点,但纵观整个8月,人民币中间价累计升值了66个基点。在岸和离岸汇率更是双双稳在6.73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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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该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的信号,可那熟悉的“天塌了”论调又来了。前两年汇率破7奔7.4的时候,那帮人捶胸顿足,说“资金外逃”、“经济要崩”,贬值是“卑微求生”。现在汇率杀回6.8区间,他们又换了台词,开始复读“升值不利于出口”、“中国药丸”。

合着在这些人眼里,人民币是个正反两面都是输的硬币?这哪是分析经济,这是玩玄学呢。今天咱们就着今天这汇率,聊聊这波人民币走强的底牌,顺便打打那帮二极管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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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卑微贬值”到“被迫升值”,逻辑变脸比翻书快

前两年人民币走弱的时候,主流叙事是被动的、悲惨的。但2025年到2026年初这波升值,性质完全不一样。

最直接的证据是:我们是带着巨额顺差升值的。根据外管局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达到了26174亿元人民币,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就有36284亿元。今年二季度,经常账户顺差折合美元高达1951亿美元。

一边是卖爆全球,一边是汇率坚挺。这哪是“被动升值”?这分明是“供不应求”导致的汇率重估。以前卖衬衫袜子,利润薄如纸,汇率一抖就得亏本;现在卖的是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2025年“新三样”出口增长28%,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冲到42%。拿着全产业链的底牌,汇率波动就成了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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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新广场协议”的梦,该醒醒了

文章提到的欧洲想搞“新广场协议”逼人民币升值,这事儿虽属推测,但背后逻辑不虚。只是他们忘了,1985年日本是被驻军的,美国拍桌子日本只能签字。现在中国拥有完全的金融主权,想用对付日本那套对付中国?先问问自家工业底子答不答应。

况且,哪怕升值到这个地步,咱们的真实购买力依然被低估。一瓶可乐中国3块5,澳大利亚折合人民币27块,这就是购买力平价的差距。现在的升值,更像是人民币真实价值的“估值修复”,是对过去过度低估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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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杀招:那1.13万亿美元的“沉默大军”

很多人只盯着央行的动作,却忽略了一个隐藏的“多头大军”。因为前几年汇率波动大,很多出口企业手里攒着大量美元没结汇。这笔钱积压市场估算大约1.13万亿美元,他们的成本线大多在7.0到7.2。

现在汇率破了6.9,这帮企业坐不住了,为了避免汇兑亏损,只能开启“止损结汇”:越升值,越急着换回人民币;越换,升值压力越大。

这是个恐怖的正反馈。那些想在离岸市场做空人民币的国际炒家,现在面对的不是央行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出口商手里那1.13万亿待命的美元。这笔钱一旦集中释放,就是摧枯拉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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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是武器,升值更是利器

别再二极管了。经济学里没有永恒正确的汇率方向,只有合不合适。2026年的中国,既不是1985年的日本,也不是如今的阿根廷。我们的货币工具箱里,扳手和螺丝刀都是顺手拈来。

当我们需要抢市场,汇率可以松一松;当我们已经拿下市场,需要买矿、买技术、降通胀时,升值就是大杀器。

2025年底国家取消光伏和锂电池出口退税,就是明牌:国家觉得卖便宜了,要涨价。 这跟汇率升值的逻辑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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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帮还在纠结升值贬值谁更惨的人,让他们继续活在地摊文里吧。当一个国家强大到能把汇率当成工具箱里的扳手,想拧紧就拧紧,想拧松就拧松时,这才是真正的金融主权。

重磅!外汇局拟施行一揽子新政!

近日,为进一步便利经营主体开展跨境投融资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起草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记者注意到,《通知》共涉及深化跨境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深化跨境融资外汇管理改革、优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三方面共9项具体政策,其中多项外汇便利化政策前期已在部分省市试点,此次《通知》发布后这些政策将推广至全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照系统集成、稳妥有序的思路积极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不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通知》涵盖投资、融资、支付等一揽子便利化政策,综合体现外汇管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引资稳资导向。

降低境外投资者“脚底成本”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此次《通知》在深化跨境投资方面出台多项政策举措。《通知》取消外商直接投资(FDI)前期费用基本信息登记,境外投资者可直接在银行开立前期费用账户并汇入相关资金,无需在开户前办理登记手续。

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前,需汇入部分资金用于项目评估、市场尽调等投前活动。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投资者汇入这些资金前需先在银行办理前期费用登记,凭登记信息开立相关账户接收资金。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取消FDI前期费用登记,将降低境外投资者“脚底成本”,提高资金效率,助力加快投资落地。

与此同时,为便利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通知》明确,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登记,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汇资本金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再投资,被投资企业或股权出让方无需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基本信息登记及变更登记,境内再投资资金可以直接划至相关账户。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前,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登记及变更登记需向银行提交多项材料,经银行审核后予以登记并办理相关资金入账、划转,这次新政能够有效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开展再投资效率。记者注意到,此前,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免登记政策已在19省市试点,运行良好,《通知》将此项政策进一步推广至全国实施。

此外,《通知》还允许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利润境内再投资。“此次新政从法规层面明确允许外资企业境内合法产生的外汇形式利润、境外投资者合法取得的外汇利润在境内进行再投资,为外资企业和境外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提供了明晰的政策依据。”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拓宽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不断拓展企业跨境融资渠道,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此次《通知》对跨境融资外汇管理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其中,在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方面,考虑到科创型企业净资产规模较小,《通知》将全国范围内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统一提高至等值1000万美元,将有关部门依托“创新积分制”遴选的符合条件的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提高至等值2000万美元。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不断扩大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支持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全国,其中,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等17个省市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其他省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则可以在不超过等值5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

“《通知》将全国范围内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统一提高至等值1000万美元。此外,特定赛道、‘创新积分制’遴选的符合条件的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还将提高至等值2000万美元。政策发布后将有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同时,《通知》还简化了参与跨境融资便利化业务企业签约登记管理要求,不再要求相关企业在签约登记环节提供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企业财务审计流程较长,审计的财务成本也较高,新政发布后能够有效减轻企业财务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此外,为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便利非企业科研机构吸引利用外资,《通知》将前期已在16个地区实施的“科汇通”试点进一步推广至全国,明确境内非企业科研机构接收境外资金参照FDI企业办理相关登记和汇兑手续。

优化调整房地产行业外汇管理措施

值得关注的一大亮点是,《通知》缩减了资本项目收入使用负面清单,取消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住宅性质房产的规定。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现行政策中规定,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在境内支付使用时,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的住宅性质房产。“该项政策是在房地产市场过热背景下落实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一项举措。”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国家外汇管理局从防范“热钱”投机炒作角度,配套出台了非房地产企业的资本金、外债等资金不得用于建设、购买非自用房地产的措施,为房地产市场阶段性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行业步入新发展阶段,房地产行业相关宏观调控措施已优化调整。“基于此,相关外汇管理措施也有必要加以优化,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助力房地产市场回稳。”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对于境外个人来讲,此次《通知》发布后,境内购房结汇支付将更加便利。此前,境外个人境内购房办理资金结汇支付时,需提供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购房备案证明文件,而房地产企业通常要求先收到首付款才办理网签。记者注意到,《通知》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实施的港澳居民购房结汇支付便利化政策推广至全国,境外个人在满足各地购房政策条件下,可以在取得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购房备案证明文件之前,凭购房合同或协议先行在银行办理购房所涉外汇资金结汇支付,后续再向银行补交购房备案证明文件。

“为进一步扩大便利化政策的普惠性,满足更多境外个人因在境内工作、生活产生的合理购房需求,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实施的港澳居民购房结汇支付便利化政策推广至全国。”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此外,《通知》还对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政策进行了优化。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称,结合市场反馈,允许银行依据客户合规经营情况和风险等级等自行决定事后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率,并与外汇展业改革有效衔接。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便利化业务体验,助力优化外资来华投资兴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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