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2025年10月21日

中国信用债市场机制待完善,外资如何看“五洋债宣判”

永煤违约事件不仅令市场关注到国企债的违约风险,更令中介问责等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近日,闻名债市的“五洋债”欺诈案也有了一审判决结果,其影响被业内称为“核弹级”,中介问责同样是焦点。

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就债券持有人起诉五洋建设、五洋建设实控人陈志樟,以及德邦证券、大信会计、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即陈志樟、德邦证券及大信会计应对五洋建设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公国际应负责任10%范围内,锦天城律所应负责任5%范围承担连带责任。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例公司债券欺诈发行案,也是证券纠纷领域全国首例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审理的案件。更重要的是,未来有可能成为首例证券公司承担债券承销连带赔偿责任的判例,在机构来看,该案例的深远影响不可小觑。

一直以来,中国信用债市场机制仍有待成熟,这也使得国际资金仍持观望态度,对于此次“五洋债”的进展,国际投资人也持积极态度。富达国际债券基金经理成皓最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一审宣判的结果是要求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我们认为该判决给了债券市场中介机构很大的警示意义。之前相似的处罚受到比较多关注的是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在2018年对大公国际做出的暂停评级业务一年的处罚。此次针对‘五洋债’的案件是全国首例公司债券欺诈发行案,也是证券纠纷领域全国首例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审理的案件,更是非常罕见的由证券公司承担债券承销连带赔偿责任的判例。相比之下,此次案件的处罚力度、涉及机构广度和市场影响都更为深远。”

在成皓看来,该宣判的意义在于从法律层面上认定了除发行人之外,会计机构以及承销机构对债券发行中的如实披露和勤勉尽职是有清晰的责任的。直接影响在于,当未来有类似信用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在发行人无力赔偿时,向中介机构要求赔偿也有法可依。

同时,发行人的募集说明书、财务报表等公开资料,是投资者了解发行人信用风险并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富达国际认为,从长远来看,此次宣判提高了中介机构在债券发行过程中不做好勤勉尽职的代价,这对于提高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以及约束发行人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都有正面作用。长期来看,这都有利于国内信用债市场的健康发展。

除了中介问责,在国际投资人看来,中国信用债市场在违约处置、债券条款设计等方面也有提升的空间。

例如,违约处置是近期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未来中国信用债市场国际化的关键。成皓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就提及,“违约处置要有序,海外违约数量其实更多,‘踩雷’是不可避免的,但之所以国内管理人这么怕‘踩雷’,是因为担忧一旦违约就会‘血本无归’,这也主要源于破产处置流程还不清晰。”成皓表示,中国出现的近800个债券违约案例中,能明确查到违约后本金偿付率的仅10%。有机构研究显示,过去一年违约债券的回收率仅约17%。

相比而言,境外市场的违约处置更高效。“例如,兴业太阳能的债务重组一年就完成了,而且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有商有量,”他称,一方面,国际市场更倾向于采用法庭内处置的方式,但在国内,早前更多企业(尤其是民企)则倾向于采取庭外和解的方式。相对于银行,广义基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透明,从而使其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同时处置周期往往长达两三年。例如中民投、永泰能源等在违约后两年也没看到任何司法程序的进展。

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动力推动庭内处置,也是因为其和广义基金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银行在意的是贷款尽可能少被减计,并持续获得利息,但广义基金需要应对赎回和流动性需求,因此重视的是本金尽快到期偿付。”他称。

即使是国际市场,上述利益诉求不一致的情况同样存在,但关键在于有没有特定的法律条款来对发行人的行为和违约处置进行约束。一般国际市场都有限制性条款来保护广义基金的权益。

成皓表示,海外的债券条款对投资人的保护程度较高,例如,消极担保(negative pledge),这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保证,在其偿清贷款前,不得在其财产上设定有利于其他债权人的法律形式。简单来说,消极担保就是保证企业不能拿名下资产再去做担保。

此外,他还提及,国际市场上,发债人还会有附属担保(subsidiary guarantee)条款,即子公司会对母公司的债务进行担保,若母公司违约就会触发子公司的交叉违约,这意味着母公司的违约成本很高。其重要性在华晨汽车的违约案例上就可见一斑。

以2020年违约的华晨汽车为例,该公司对其核心子公司华晨宝马的控制力不强,而母公司自主品牌知名度较低,竞争力较弱,现金流产生能力较弱,债务结构以短债为主,结构不甚合理。“若华晨汽车存在附属担保,那么母公司的违约成本就会大大提高,但华晨汽车完全和子公司划清界限,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境内市场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成皓表示。他还认为,未来需要更加强调条款的重要性,永煤违约事件发生后,外界认为其存在违约前转移资产、逃废债的嫌疑,但在没有清晰法律条款的背景下就很难真的说是逃废债。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强化外币代兑点服务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外币兑换服务保障,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充分发挥自身跨境业务优势,聚焦外币代兑点服务,多措并举提升外币兑换便利化水平。

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在渝机构,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积极融入对外开放新格局,着重布局重点区域,切实提升代兑业务服务覆盖面。目前,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在全市已有合作外币代兑点15家,主要集中在涉外酒店、游轮等场景,分布于渝中、南岸、江北等境外来宾较为集中的区域。据悉,该行代兑点数量在全市金融机构代兑点数量中占比超过80%。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外币兑换服务_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外币代兑点_中国银行可以兑换外币吗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外币代兑点。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供图

为给境外来宾带来更好的外币兑换服务体验,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持续强化代兑业务操作培训,于近期对15家代兑点开展了一对一上门帮扶培训、制作了代兑业务系统操作一页纸、开展代兑机构日常巡查,帮助其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外币兑换流程,有效提升外币兑换业务办理效率。

此外,为方便境外来宾准确快速识别,及时办理有关业务,与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合作的15家外币代兑点,均在醒目处布有统一的代兑点标识标牌。

据悉,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是全市可兑换外币币种最多的银行,目前客户在该行外币代兑点可兑换外币币种达25种。

接下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将进一步发挥跨境业务专业优势,丰富外币可兑换币种,着眼重点区域优化代兑点布局,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在助力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供稿)

浙江发改委原处长李跃进获刑,行贿名单现“债券一姐”孙明霞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期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30多家公司向浙江省发改委一名原正处级官员行贿的事实,其中包括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宋都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或上市公司。

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案件的行贿人名单中出现了孙明霞的名字。

孙明霞曾凭借企业债承销的骄人业绩,在债券市场有“债券一姐”、“债券女王”等江湖称号。

“债券一姐”孙明霞曾在华林证券担任副总裁、固定收益部总经理,总裁等职务,之后跳槽至国信证券担任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她行贿的这名发改委原处级官员,系浙江省发改委财政金融处原处长李跃进。财政金融处是债券发行审批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2013年9月,孙明霞案发后,债市反腐风暴进一步升级,负责企业债发行的审批部门受到牵连,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前司长张东生,财金司证券处两名原处级干部苏崇波、魏星,以及浙江省发改委财金处原副处长柳志文相继遭调查。

审批腐败

上述判决书显示,2014年12月29日,时任浙江省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跃进,在位于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办公室内被传唤归案。

李跃进,男,出生于1958年7月,曾担任浙江省发改委财政金融处处长,因涉嫌受贿案于2014年12月30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13日被依法逮捕。

2015年7月13日,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将浙江省发改委财金处原处长李跃进涉嫌受贿一案,向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12月至2014年上半年期间,被告人李跃进利用其担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债券的审核、审批、监管、转报(向国家发改委),为发债企业申请发债贴息以及为证券承销商承接发债项目等过程中给予关照和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659500元及10000美元。

2016年6月29日,婺城区人民法院对李跃进案作出一审判决,判李跃进犯受贿罪,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9500元及10000美元,上缴国库。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注意到,公诉机关对李跃进的33起受贿指控中,均是企业为发债或券商为承接债券项目而给李跃进送财物。其中,在李跃进收受企业贿赂的过程中,有22笔是企业通过时任浙江省发改委财政金融处副处长柳志文转送的,涉及金额10.6万元。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在债市核查风暴中,2014年7月,柳志文被北京检方从办公室直接带走。

2015年8月,中共浙江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官网“浙江机关党建”刊登了《省发改委深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一文,该文提及省发改委以抓铁有痕的决心落实主体责任,认真做好相关教育惩戒工作,切实发挥惩处一人教育一片的作用,已组织委党员干部旁听了省发改委原副巡视员丁勇案、李跃进案、胡维宏(省发改委省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原主任)、王效宇(省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原处长)案涉腐案件的庭审,并将继续做好柳志文案庭审的旁听。

上述文章还提到,要以简政放权、规范行权、有效制权的改革铲除腐败土壤。规范行权,实施审批流程创新。对凡涉及项目审批、资金申请及分配的都要对流程再造、规范管理提出量化目标和具体举措,努力将自由裁量权“归零”;有效制权,强化内部监督。在内部业务管理上实行AB角制,重大事项在网上公示、集体会议决策,做到公开透明规范。

知名企业为顺利发债行贿

而在这些行贿李跃进的企业中,不乏知名企业或上市公司。

判决书显示,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顺利获得了国家发改委核准发债5亿元人民币的批复。2011—2014年间,李跃进先后4次共收受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褚国飞为表示感谢而送的价值人民币20000元的开元酒店消费卡。

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官网资料介绍显示,其是一家旅游产业投资与运营的集团公司,以酒店业为主导产业、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兼具物业、工业等辅助性产业。截止目前,开元拥有总资产200多亿元,员工24000多名,在营下属企业近200家。

上述判决书还显示,2013年上半年,李跃进在杭州杨公堤知味观附近收受浙江宋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龚睿为顺利发债而送的价值人民币10000元的杭州大厦消费卡。

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11月23日,上市公司浙江宋都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龚睿先生的辞职报告。龚睿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其他一切职务。

除了上述公司外,判决书还披露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杭州余杭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临安市城建发展有限公司、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湖州市南浔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丽水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20多家企业为顺利发债向李跃进行贿。

“债券一姐”身影

此外,除了企业为顺利发债行贿外,还有多达8家知名券商为承接发债项目亦向李跃进行贿,孙明霞曾供职的华林证券、国信证券等均忝列其中。

上述判决书显示,2010—2012年间,李跃进先后5次共收受华林证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孙明霞(另案处理)、华林证券固定收益部债券发行经办人黄梁波为承接债券项目而送的价值人民币25000元的消费卡。

此外,2012年年初,孙明霞、黄梁波跳槽至国信证券分别担任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固定收益部浙江地区负责人。2012—2013年间,李跃进先后4次共收受孙明霞、黄梁波为承接债券项目而送的价值人民币55000元的消费卡;2013年5月,李跃进借儿子结婚的名义再次收受孙明霞、黄梁波所送人民币19900元。

2013年10月11日,国信证券公告称,公司固定收益事业部总裁孙明霞、副总裁侯宇鹏、债券交易部总经理谢文贤因个人原因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李跃进受贿案的判决书显示,2013年9月,孙明霞因职务侵占案案发。在孙明霞案发后,李跃进担心事发,曾向有关企业退还了部分行贿财物。

据财新此前报道称,孙明霞毕业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商学院,曾任职深圳能源集团财务部和华为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国际财务部,后加入国信证券,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债券部总经理,2008年加盟华林证券,2011年升任华林证券总裁,2012年回归国信证券。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称,孙明霞真正壮大的时期正是在华林证券,她在华林证券任职副总裁分管固定收益业务。2011年,孙明霞担任华林证券总裁,当年,华林企业债在主承销数量上行业排名第一。孙明霞团队在浙江做了很多城投债。2012年,孙明霞团队为国信证券带来5.2亿元收入。

财新上述报道还称,2013年初,“巨额奖金”传闻令孙明霞成为市场关注的人物。当时有媒体人在微博上爆料称,“国信证券固定收益部奖金高达2亿元,部门主管孙明霞获得8000万元奖金”,但国信证券新闻媒体部门有关人士表示,传闻不属实。

2015年9月22日,债市风暴第一案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孙明霞等9名被告集体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