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2022年1月28日

已登记私募基金规模增长超4000亿元规模达1.4万家

每经记者 左 越每经编辑 肖鴻月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底,已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为14037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4月,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基金管理规模明显增长,单月规模增长超过4000亿元,超过了今年前三个月的规模增长总和。

私募股权、创投管理人突破1.4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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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在私募基金管理人群体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为23559家。其中,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在全部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占比接近60%;而已登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8752家,在全部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占比为37%;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770家,占比仅3%。

从环比增长情况来看,私募基金管理人4月增量主要来自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截至2018年4月底,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较3月增长159家,环比增速为0.68%;而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较3月增加132家;已登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3月相比,仅增加28家;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与3月相比,减少了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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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备案基金产品情况来看,截至2018年4月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共计为77633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量为24621只,较3月增长674只,规模达到7.04万亿元,较3月增加3647.46亿元,环比增长幅度为5.46%;创业投资基金5198只,与3月相比基金数量增长了216只,规模为0.72万亿元,较3月增加550.80亿元,增速为8.28%。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两类私募基金的环比增速均超过了私募基金整体情况。截至今年4月底基金规模,我国私募基金管理人共管理基金规模12.48万亿元,环比增速为3.72%。

4个月增长67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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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在今年以来的规模增长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根据协会数据,截至2017年12月底,已登记的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13200家,管理正在运作的基金28465只,管理基金规模7.09万亿元。与最新数据相比,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管理规模在今年前四个月共增加了6720亿元。其中,私募股权基金的最新规模突破7万亿元。

其中,协会已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705家,管理规模增加0.26万亿元。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数量分别为23947只、4982只,规模共计7.3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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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比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也能看出,4月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规模明显增长,单月管理规模绝对数量的增长甚至超过了今年前三月的总和。

资管新规影响逐步显现

前述数据的截止时间恰好是4月底,而在4月27日发布的资管新规将会对私募股权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行业发展规模等数量指标,仍然需要时间发酵。但无论是从资金端还是资产端,资管新规显然都将会对私募股权、创投行业的未来生态带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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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金端为例,合格投资者门槛的提高对投资者数量无疑将会产生影响。资管新规要求,合格投资者需要“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法人单位”等条件,与此前对合格投资者的资产要求相比明显提高。

一位沪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就向记者提到,与合格投资者门槛提高相比,资管新规对银行通道、多层嵌套等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虽然资管新规出台还未足月,具体的影响究竟有多少我们还在评估当中,但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金端的影响肯定不能忽视。

而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资管新规对监管层鼓励资金投向符合供给侧改革、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产业领域的指向性也很明确。而这对于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符合改革要求、高新产业的基金来说,显然是长期利好。

资管新规还提到,“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基金规模,通过发行资产管理产品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要求的领域。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资产管理产品募集资金支持经济结构转型,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

本文: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深度好文)

本文4280字,阅读时间约10分钟

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在“滞”,而美国的核心问题在“胀”。

中国为“稳增长”,央行明确表示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并于1月17日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以及1年期MLF利率,随后于1月20日下调1年LPR、5年LPR各10BP、5BP,1月21日下调各期限SLF利率10个基点,货币宽松超预期发力。

而美国为“抑制通胀”,1月5日发布FOMC会议纪要表明可能提前加息以及提前缩表,美联储加息紧缩周期开启已渐行渐近。

2022年中美货币政策出现分化,“一松一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研判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需要弄清楚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支撑上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否可持续。

我们的研究结论与1月5日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评论员文章判断基本保持一致,即:2022年,人民币汇率面临“四差变化”带来的贬值压力。其中“四差变化”指:本外币利差缩小,经济增长差变化,对外贸易差缩小,风险预期差逆转。我们也从另一视角对“四差变化”的背景、内在含义作了具体阐述。

01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底层逻辑

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人民币与单一美元脱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由此形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收盘汇率(代表市场供求状况)+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近似理解为美元指数的反面)+逆周期因子(代表央行逆周期调节意愿)”的三因素定价机制。

2020年10月27日,外汇交易中心公告称:“会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因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影响因素可拆分为两部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收盘汇率主要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主要受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货币政策三方面影响。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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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如果国内经济保持相对良好的态势,发展前景被看好,那么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人民币升值;

二是当国际收支顺差扩大时,结售汇差额走阔,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供不应求,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

三是当国内货币政策相对偏紧时容易带来利率上升,吸引资本流入,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走强。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主要受美元指数的影响。美元仍是当今世界霸权货币人民币汇率,CFETS货币篮子共包含24种货币,其中美元权重高达19.9%。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走势与美元指数显著负相关,光大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表明,美元指数对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走势的解释度可达75.5%。

因此,美元指数大多数时期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方向,总体呈现“美元弱,人民币强;美元强,人民币弱”的历史经验规律。

除了要分析影响中长期走势因素外,短期人民币汇率还将受风险偏好和投机力量的扰动。其中,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非常值得关注。

平安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研究表明,中美关系边际好转的关键性事件后,人民币汇率短期均显著走强;中美关系发生恶化,人民币汇率短期趋弱。

02

五重因素助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

2020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由2020年5月29日的7.1316,持续震荡下行至2022年1月20日6.3485,大幅升值11%,汇率水平已升至“811汇改”以来的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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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持续走强

市场供求与美元指数强弱是影响人民汇率走势的核心因素。这一轮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背后主要有五大原因:

一是国内疫情率先得到控制,而海外疫情持续扩散,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尤其是2020年,中国经济表现在全球市场中“一枝独秀”,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国际资本持续流入。

二是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扩大,特别是贸易项下的顺差大幅增加,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缩小。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海外财政刺激带动居民消费恢复比生产更快,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叠加东南亚疫情反复,中国出口份额也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境外旅游服务需求下行明显,以往的服务逆差大幅压缩。两者共同带动银行结售汇差额持续走阔,增强人民币走强态势。

三是疫情影响下我国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一直保持克制,而美联储实行“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疫情前的4.2万亿美元大幅迅速扩张至8.9万亿美元,中美利差维持高位,吸引资本持续流入。

四是美元指数走弱。从美元指数的构成来看,欧元的权重为57.6%,因此判断美元走势需要分析美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在经济及货币政策环境的相对强弱。

一方面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大于欧洲,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复苏弱于欧洲;另一方面,疫情下美国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明显强于欧洲。

五是海外疫情周期反复,中美经贸关系边际改善,也成为促使国际资本流入的重要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进一步支撑。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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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人民币汇率展望:

“四差变化”带来人民币贬值风险

研判2022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依据是研究分析支撑上一阶段人民币升值的五重因素是否可持续、有无边际变化。

借鉴《金融时报》评论员文章:企业要应对好“四差变化”带来的人民币贬值风险,指出在本外币利差缩小、经济增长差变化、对外贸易差缩小、风险预期差逆转背景下,人民币有贬值风险。

“四差变化”本质上是认为上一阶段推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的五重因素在当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或已开始呈现分化迹象,谨防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

一是本外币利差缩小。市场预期美联储2022年将加息3次,近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价格显示美联储3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60%。如果3月份美联储加息,则全年加息次数可能将上升至4次,目前美联储加息4次的概率已约40%。

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定价和风险偏好并未完全反映美联储加息预期,一旦美联储超预期大幅加息后,势必将推升美债收益率。

国内方面,在2021年12月全面降准和1年期LPR下调5bps之后,2022年1月MLF操作利率进一步下调。1月20日,1年LPR下调10BP至3.7%,5年LPR下调5BP至4.6%,1月21日下调各期限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10个基点,而SLF利率是我国利率走廊上限,货币政策发力“稳增长”,宽松基调已成定局。

2022年,尤其上半年,中美货币政策将形成错位,在“一松一紧”背景下,中美利差或逐渐收窄。截至2022年1月21日,中美10年国债利差已跌至96BP,而2020年10月曾一度高达249BP。

中美货币政策“一松一紧”背景下,中美利差或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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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利差的收敛,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将有所减弱人民币汇率,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一般而言,当中美利差趋势性走高时,人民币汇率有升值动力;当中美利差回落时,人民币汇率将承压。

中美利差趋势性回落将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二是经济增长差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1年10月预测美国2022年经济将增长5.2%,这一预测较7月份上调了0.3个百分点,较4月份更是上调了1.7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欧元区和日本2022年经济增速的预期为4.3%和2.2%,IMF对美国经济增速的上调幅度也要大于欧元区和日本的0和0.2个百分点。同时,美国国会通过基建法案,债务上限也暂时取得进展,这些都将在2022年推动美国经济相对其它经济体走强。

受此影响,四季度美元指数连续上涨,并越过96关口,创2020年7月以来最高值,带动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贬值。

另外,美欧货币政策的差异性特征被进一步扩大,也对美元指数上涨形成支撑。美国加息紧缩周期渐行渐近,而反观欧央行,不仅Taper尚未落地,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也明确表示2022年不会考虑加息。

国内经济增长方面,2021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仍保持韧性,但复苏动力开始边际减弱,四季度实际GDP同比已下降至4.0%。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一样,2022年我国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之中,预期转弱需引起足够重视,也是问题关键所在。因为需求收缩与供给冲击通过政策纠偏或市场经济调节可以较好地得以解决,但预期转弱即“对未来持悲观心态”却难以在短时间内逆转,预期问题的解决更复杂,正所谓“信心比黄金重要”。

因此,经济增长差变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增长强于欧洲,或促使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另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复苏持续而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美元指数走势偏强与国内经济承压均将给人民币带来一定贬值风险。

三是对外贸易差缩小。近期全球疫情在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影响下有所反弹,但南非、英国、美国数据显示,该变种大部分为轻症,住院率和致死率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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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对疫苗接种的接受率上升,以色列已开始接种第四针加强针以应对最新疫情,此前也有新闻报道针对新冠肺炎的药物临床实验数据较好。

整体来看,全球疫情在2022年可能逐步好转,亚洲等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基地、南美和中东等主要的原材料产地生产将继续恢复,中国出口订单可能被分流,出口增速回到常态。

因此,出口增速大概率将放缓,贸易顺差的回落也将会压降结售汇需求,进而削弱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

四是风险预期差逆转。美国三大股指2021年均报大涨,道指、标普500、纳斯达克年涨幅达到19%、27%和21%,并数十次创下历史新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2021年涨幅惊人,布伦特原油价格涨幅达到50%。

美国房地产价格也出现大涨,全美新建住房销售价中位数史上首次突破40万美元,同比上涨约20%。一旦全球金融市场因美联储加息或估值回调出现波动,投资者预期转向,可能增大外部不确定性,部分风险还可能通过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等渠道外溢至我国,也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

影响汇率的因素较多,除受“四差变化”影响外,人民币汇率短期可能还受到中美经贸关系演变的扰动。因此,精准预测人民币汇率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总体而言,支撑上一阶段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的“五重因素”,在“四差变化”宏观环境下,进一步走强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随着外汇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逐渐发挥决定性作用,2022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是常态,弹性也将继续增强,整体方向上存在小幅贬值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对于从事进口的企业以及借用外债的企业,2022年是中资美元债到期的高峰期,而中资美元债的融资主体又以房地产企业为主,可能进一步加大其偿债压力。

因此要树立风险中性理念,金融机构也要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力求能够有效对冲汇率风险,谨防汇率贬值带来损失。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人民币小幅贬值或将压缩人民币资产的安全边际,外资涌入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速度可能放缓,进而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估值有所压制。但从中长期视角看,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看好人民币资产如中国权益资产、债券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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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港交所披露,招商银行“拥有”并间接控股的公司AAC(Aquila Acquisition Corporation)递交招股书。它将成为港交所首个SPAC公司。

自此,企业想要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除了传统IPO之外,又多了一条重要的新选择。

港交所:和美国、新加坡抢用户

SPAC上市模式,火爆于2020年的美国,并迅速在加拿大、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地“落地生根”。

与企业正常IPO不同,SPAC上市先设立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只有现金,没有实业和资产,它的目的就是与目标企业并购。而目标公司则通过和已经上市SPAC并购迅速实现上市融资。一个获取股权收益,一个可以快速上市,两者形成双赢。

SPAC的普及,直接导致了2021年美国IPO数量创下20年以来的纪录。2021年,有超过1000家公司在美国上市,近6成公司选择了SPAC。

纳斯达克经济学研究

而目前亚洲SPAC公司的数量为0。

企业选择SPAC各有各的原因。作为投资方,澳电创投参与过两家SPAC公司上市,据其中国区主管合伙人卜君全观察:“企业选择SPAC上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上市时间更短(往往只需6个月内),企业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操作更灵活方便,另一方面也和SPAC能募集的资金有一定确定性有关。”

另外,SPAC也考虑到一部分潜力型企业,他们前期需要高投入,短时间内尚未达到一定的指标,通过SPAC,这些企业有了上市的机会。

SPAC的这些特征,让国内一部分企业选择了赴美上市,比如广告公司蓝色光标、联合办公第一股优客工场等。

这也让港交所有了“危机感”。在全球,美国证券交易市场通过SPAC,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上市;在亚洲,老对手新加坡交易所也已经提前布局SPAC。自从美国首先放松了上市环境之后,全球的证券交易所都不约而同“卷起来”港交所,营造宽松的环境,吸引企业上市。

为了争夺亚洲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和香港分别于2021年9月和2022年1月正式推行SPAC。

在争夺用户的同时,港交所也吸取了美国SPAC上市公司股价普遍破发的经验,在发起人制度等规则上更为严苛,可谓史上最严。

港交所为例港交所,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港交所SPAC只向专业投资者开放交易;SPAC权证行使价格必须较IPO定价高出至少15%,且锁定期被设定在完成项目并购后的1-5年。为了不让浑水摸鱼的企业引进市场,港交所引入独立的PIPE私募投资者参与交易以增强企业并购估值公允性。

此外,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都要求发起人在上市时必须认购至少2.5%的股权,而港交所则把这一数字提高到了10%。这意味着发起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金钱成本。这和美国、新加坡动辄百倍万倍撬杠杆的方式相比显得更为公允。

中资券商、新兴公司成“最大赢家”

从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火热情形来看,SPAC或也将掀起国内的上市热潮,并给多方机构带来新机遇。

上市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方式:IPO、直接上市、借壳上市、SPAC。其中IPO是主要的上市方式。

IPO上市一般是因为企业有了好项目,然后希望寻求资金。而SPAC上市则有所不同,它是先有资金,然后在市场上寻求好的项目。此次上市的主角——AAC便是后者。

AAC的90%的股份由招银国际旗下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资产管理”持有,剩下10%的股份则由AAC Mgmt Holding持有。而AAC Mgmt Holding的股东包括包括招银国际首席执行官赵驹,招银国际首席投资官王红波,招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周可祥等。

简而言之,AAC实际上就是招银国际成立的一家“空壳公司”,在完成上市募资后,它会选择与一家有真正业务和项目的公司合并,最终实现目标公司上市。

港交所披露,AAC计划重点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新经济”行业,譬如绿色能源、生命科学及先进科技制造有关的科技公司。根据上市规则,AAC必须在上市日后24个月内公告并购,并在上市日后36个月内完成并购。

根据上市规则,如果招银国际能在上市日后24个月内与目标公司合并,并在上市日后36个月内完成并购,它将获得颇为丰厚的收益。

作为发起人,招银国际只需要拿出很低的出资额就能拿到高比例的股权。以脸书的前高管Chamath为例,他在2017年耗资2万5千美元发起的SPAC公司仅用两个月时间并购了Virgin galactic并上市,市值立马突破60亿美元,2021年Chamath卖了股份2亿多美元。

SPAC在中资券商眼中,无疑是一块巨大蛋糕。目前,在港中资券商业务较大的有中金、中信里昂、海通国际、建银国际等。有消息称农银国际的投资子公司也在考虑与春华资本共同筹建一家SPAC公司,与消费行业的一家公司合并。

在国内,IPO和并购往往不是一个团队,IPO团队往往人数更多。而随着SPAC公司在新上市公司中的比例提高,也会相应改变目前券商的竞争格局。这也是多家中资券商抢先布局SPAC的原因所在。

而SPAC的出现,也让二级市场上出现了更多难以用现有业绩评估的企业。

这与IPO和SPAC的评估条件不同有关。IPO的评估条件不包括未来业绩,而SPAC本身只是一个空壳公司,投资者因为相信发起人而或者出于投机因素而买入股票,所以更看重未来业绩。但是未来业绩,恰恰是最难预测的。

以美国资本市场来看,生命科学、电动车、火箭等短期内看不到盈利,甚至大幅亏损的企业,都有望可以通过SPAC的方式上市。这些企业许多都是高风险的投资标的,也意味着它们比正常IPO的公司更有可能面临退市的风险。

早在1993年,SPAC模式便已经存在,2020年的爆火也让其本身存在的问题逐一浮现。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至2021年全球发行上市的1011个SPAC中,有661个活跃SPAC仍在寻找收购对象。

SPAC公司如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收购一家优质公司,管理团队就会付出辛苦但拿不到任何回报。在这样的压力下,会促使管理团队选择并不优质的公司“滥竽充数”,从而让市场出现许多破发甚至股价暴跌的公司。在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在研究的上百个SPAC交易中,大部分SPAC公司的业务最后处于净亏损状态,根据Crunchbase的统计数据,2021年大部分美股SPAC上市公司的股价远低于其高位。

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投资一家空壳公司,更像是开盲盒。你有可能开出马斯克的特斯拉,也有可能开出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

这听起来有些投机,但世间事总是如此,总有人不愿意开,也总有喜欢开盲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