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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外汇储备：到底拥有多少才够用？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在1月份已经低于3万亿美元。尽管外汇管理部门重申，无须特别看重所谓的“整数关口”。但是，一个问题依然被各界关心：到底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才算够用？

衡量外储够用或者充足与否，全球尚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目前广泛使用的有两种指标，一种是重点关注基础清偿能力的传统指标，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综合衡量外储充足性指标。从两种指标来看，我国外储的规模依然是充足的。长期来看，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还需要考量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聚焦基础清偿的传统指标

传统外储充足性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进口覆盖，该指标反映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国际贸易是最基础的国际经济活动，应予以最优先保障，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足够应付3个月的进口；二是短期债务覆盖，用来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能100%偿还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外债。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今年1月底表示，从对外支付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看，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仍是十分充裕的。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在进口支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至少满足3个月的进口，假定没有人民币对外支付，目前是4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需求，其实跨境已经可以用人民币支付了。在对外债务偿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覆盖100%的短期外债，目前本外币短期外债规模为八九千亿美元，比2014年末的1.3万亿美元明显下降，说明近一段时期外债偿还压力已经得到较大释放。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除了外汇储备，中国还持有其他储备资产和外汇资产，这些资产也构成了中国对外支付能力的一部分，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用于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评价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应从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用途出发，优先保障进口支付和短债偿还这些最基本的需要，避免发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叠加的国际收支危机。

IMF指标兼顾多种压力

外汇储备面临的冲击和风险可能来自不同方面，为了综合衡量，IMF提出了涵盖一系列风险的综合指标。

梁红分析，该指标由反映国际收支潜在压力的四个分项指标组成：出口收入，反映外部需求下降或贸易条件冲击可能带来的损失；广义货币，反映国内资产清仓等形式的潜在资本外逃；短期债务，反映债务展期风险；以及其他负债，反映证券投资流出压力。

根据这四类风险，IMF提出了风险加权方法测算的外汇储备充足率，并根据历史数据模拟出了不同汇率制度国家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系数。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将中国按照固定汇率制来考量，截至2016年9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率达1.18，处于IMF所建议的合理水平1至1.5之间，表明外汇储备仍然充足，若按照浮动汇率制度考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更是远超IMF规定的上限。梁红认为，从IMF综合指标看，中国外储大体充足。

不过，对于这一指标的合理性，业内人士有不同的看法。管涛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价新标准，既考虑进口支付、短债偿还的需要，又考虑外来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汇出需要，还兼顾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的需求。这种将不同层次的储备需求动机混为一谈的评价方法值得商榷。满足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配置、外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汇出需要，以及其他方面对外汇储备的需要等，都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不宜归于外汇储备充足性考虑范畴。

充足性与汇率弹性有关

IMF提出的衡量指标并不完美，但展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汇率安排与弹性不同，需要的合意外储规模也不一样。

管涛表示，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归根结底是汇率安排问题。如果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同时本币又可自由使用，该国理论上就可以无须持有外汇储备。

央行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将进一步推进汇改，增加汇率弹性，最终目标是汇率的清洁浮动，也就是自由浮动。谢亚轩分析，从外汇市场建设、汇率市场化和清洁浮动的角度看，私人部门应该更多地持有对外资产，公共部门即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将稳步下降，实现“藏汇于民”。

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弹性增加，持有巨量外储的必要性会降低。梁红表示，更长期地看，中国需增加汇率弹性以更好地缓冲外部冲击，降低持有巨额外储的必要性。如果人民币成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货币错配等风险可从根本上得到抑制。因此，中国还应协同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管涛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朝市场化方向逐渐迈进，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浮动仍是中国继续坚持的既定目标。眼下众说纷纭的外汇储备规模问题，也许过两年就不足为虑。将一部分外汇资源由国家集中持有转为民间分散持有，反倒是有助于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经济日报记者 张 忱)

中俄金融合作再上新台阶

图为2023年1月12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拍摄的国际商务中心。新华社记者 曹阳摄

在巩固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背景下，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呈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一是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份额大幅攀升，两国间本币结算畅通无阻，已经建立起独立于西方的高效经贸合作体系；二是中俄两国结算支付系统对接加速，包括银行、券商、保险、信托等都在全方位寻找中俄特色金融合作途径，满足两国贸易结算、资管、保险等市场需求；三是人民币作用越发凸显，成为重要的结算货币和储蓄货币，占俄外汇储备比例进一步扩大。

本币结算比重再创新高，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快速增长，中俄两国银行间支付系统对接加速……2023年，中俄金融合作在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背景下，逆势而上、顺势而为，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币在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发凸显，越发受到投资者和民众信任。在巩固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背景下，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呈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

2023年3月，中俄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将继续加强在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包括保障两国经济主体间结算畅通，支持在双边贸易、投资、信贷等经贸活动中扩大本币使用。同时，另一份重磅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指出，提升金融合作水平，在双边贸易、投资、贷款和其他经贸往来中适应市场需求稳步提升本币结算比重。继续就支付领域创新与现代化改造等交流经验。加强金融市场合作，支持两国评级机构和保险公司在现有监管法规框架内开展合作。两份文件为巩固和扩大中俄金融合作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发布的《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发展报告（2023）》指出，美西方国家对俄实施金融制裁，冻结俄境外美元资产，将俄金融机构剔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导致俄外汇储备缩水，贸易结算支付受阻，汇率大幅波动，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俄加速去美元化进程，加快与中国金融市场对接，俄企业与中资银行合作意愿增强。中资银行迎来客户、业务的激增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增长。

过去一年，中俄两国金融合作展现出新气象，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份额大幅攀升。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称，俄中近95％的双边贸易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介绍，2020年俄中两国贸易中本币结算的比例约为20％，而2023年两国在相互结算中实际上摆脱了第三国货币。有俄专家称，两国贸易本币结算有助于有效降低第三方货币带来的风险，减少对全球货币市场的依赖，促进更直接的经济联系，加强两国金融机构间合作。在俄政府看来，两国间本币结算畅通无阻，已经建立起独立于西方的高效经贸合作体系。

其次，中俄两国结算支付系统对接加速。《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发展报告（2023）》数据显示，俄多家银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中方不少银行尤其是地方城商行加入俄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2023年2月，俄央行称，SPFS已有469个参与者，其中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115个外国实体。此外，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保险、信托等都在全方位寻找中俄特色金融合作途径，在规避次级制裁的情况下，满足两国贸易结算、资管、保险等市场需求。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薇拉·纳比乌琳娜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发展积极，今后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我们与中方在不断探讨便利的结算机制，尤其是在本币结算机制方面，数字金融颇有前景。”埃尔薇拉·纳比乌琳娜称。

最后，人民币作用越发凸显。一方面，人民币成为重要的结算货币，人民币占俄外汇储备比例进一步扩大，根据俄央行公布的《金融稳定评估报告》，2023年9月人民币在俄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上升至35％。另一方面，人民币成为重要储蓄货币，在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目前这一比重达到60％。俄罗斯民众对人民币的信任与日俱增，有金融专家称，人民币贷款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俄各大银行关注到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已经开始发放人民币贷款，同时俄罗斯各银行中人民币存款量一年来增加了2倍至3倍。此外，人民币成为重要的投资货币，《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发展报告（2023）》指出，俄证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成为受投资者欢迎的资产类别。目前，莫斯科已成为除中国香港、英国伦敦之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俄专家称，对于俄民众来讲，人民币显然已成为唯一安全的投资货币，人民币正日益融入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

尽管中俄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取得巨大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深化这一领域合作的潜力不大。相反，在俄各界看来，人民币仍有巨大发展空间，两国在金融领域仍有合作潜力可挖。2023年12月，第九次中俄财长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多边开发银行改革、金融与审计监管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达成多项共识。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称，俄愿意加强与中国的金融领域合作，其中包括财政政策、审计监督、投资者相互进入两国金融市场、俄中多边协调合作等。

在政府层面外，俄商业银行也表现出强烈对华合作意愿。俄罗斯最大国有商业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董事会主席格尔曼·格列夫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是主要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该银行高度关注与中方的金融合作。格列夫称，2023年其本人先后3次到访中国，对于作为金融机构同时也是科技公司的俄储蓄银行来讲，与中国伙伴的合作是优先方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于发展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将予以最密切关注。”格列夫称。（经济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

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外汇管理事业创新发展

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拉开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日趋完善。

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在复杂条件下取得历史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是人民币可兑换程度显著提高的40年。随着我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人民币可兑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1996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新世纪以来，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直接投资实现基本可兑换，外债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标准评估，我国资本项目已具有较高可兑换程度。

改革开放40年是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的40年。40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汇率的重大演变。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外汇留成制度，1980年以后逐步形成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我国参与主体多元化、交易产品不断丰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外汇市场持续创新发展，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其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功能得以更好发挥，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是外汇储备在大规模经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积累丰富经验的40年。1981年起，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新世纪以来，随着涉外经济发展，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一方面，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大规模经营挑战，外汇储备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模式。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万亿美元，较1978年末增长1.84万倍。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拓展多元化运用。2003年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创造性支持金融机构改革。2011年成立储备委贷办，不断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坚持市场化原则，为服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是成功应对金融危机风险冲击的40年。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采取多项措施，避免外部风险传染。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几度出现较严重的“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负向螺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外汇市场的综合性措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冲击。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汇市场出现边际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深入总结近年来成功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风险冲击的实战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多措并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力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以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统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同时带动管理重心从重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依法行政顶层设计，适时修订完善《外汇管理条例》。推进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近年来先后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企业单笔业务办理时间下降70%以上。提升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贯彻事前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大幅节约市场主体“脚底”成本。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展外汇管理改革先行先试，打造外汇管理改革开放新高地和试验田。

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初步形成。宏观审慎从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大局出发，以防控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总体目标，主要针对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采取必要的逆周期管理工具，调控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强化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监测监管。微观监管保持政策和执法标准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坚持功能监管，加强行为监管，分类管理、合理引导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打击跨境套利、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活动，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

开放条件下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经受住了经济周期考验。我国开放型经济体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经受住了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双顺差”，到美国量化宽松，再到美国复苏加息的完整周期考验。在这一框架下，外汇储备按照国务院、人民银行、外汇局三级授权管理，成为货币政策有效兼顾对内对外两组目标两组工具的重要载体和政策纽带，在我国成功抵御历次严重外部冲击中发挥了重要的“护城河”作用。

新时代明确新目标，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增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11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