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秀丽

1937年甲午战争爆发，香港百年历史上首次繁荣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与香港之间的资本流动比以前要大得多、更频繁，对上海、香港的影响更大、更深远，甚至可以说，这次资本转移扭转了上海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形势，上海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繁荣， 但香港比战前更加繁荣。

资金流向香港后的出路

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

如此巨额的资金涌入香港，为香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但由于缺乏吸收如此巨额资本的渠道，流动资本的涌入也对香港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除了开厂外，资金的流动还流向了原材料、黄金、股票、外汇等，其中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行业。由于国家政府的政策引导，也出现了资金回流上海的情况。

1946年，流向香港的资金除了开分号外，最大的投资是购买印度的棉花，运到上海，因为印度大量进口棉花，上海拿不到外汇，而香港和印度属于同一个英镑集团，结汇方便， 因此，大部分印度棉花交易都集中在香港。此外，工业原料和染料的采购也是投资标的。可以说，这一时期转移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大宗商品的形式流回上海的。

1946年有报道称，“每月逃离香港的资金数量超过100亿，目前，上海各大银行都相继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许多进出口外国货物和贸易公司已迁往香港开展业务， 而有报道称，九龙最近建立了棉织造厂，其中大部分也是由广东和上海的实业家投资经营的，中国许多富商和大亨带来了巨额资金到香港生活，根据该市金融界的非官方统计， 近几个月来，国内逃逸资金总额约为1000亿元人民币。从1947年开始，由于许多行业面临无力或无利可图的局面，工业资本规模向南外逃，在香港开设的工厂数量逐渐增加。据《远东经济评论报》报道，1947年，有50多家工厂迁往香港。1948年1月至3月，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香港和九龙注册了13家工厂和62家新工厂，并向香港政府注册了62家新工厂。然而，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香港的工厂数量并没有增加到更多。虽然并非所有这些新工厂都是从中国迁来的，但其中大多数将从中国迁出，尤其是从上海迁出。

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在

迁往香港的行业中，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是纺织业，该行业已经开办或正在准备设立棉纱厂，资本额为1.08亿港元，总产锭数为15万至20万锭。此外，还有织造厂和丝绸厂，上海的景福衬衫和袜子厂以150万港元的价格收购了香港的前棉织厂。此外，还有两三家上海丝绸厂迁往香港，其中一家是位于荃湾的新昌丝绸厂。上海较大的印刷厂xm外汇，如阜新、建新、建华和嘉华等，也迁往香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李明（福孙）从“浙”汇出大量资金到美国，先汇到美国黑市兑换外币外汇，再汇到香港，并于1950年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商业银行，从国内的“浙”中脱离出来，仍担任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王宽程在上海解放前夕带着资本赴香港寻求其他发展，后来成为香港富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长陈光复在上海解放前夕离开大陆，先去了香港，然后又去了台北。1951年，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并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

除了购买原材料、开厂外，大量资金涌入香港，主要集中在黄金和股票市场，虽然最初有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但由于香港当局对居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清淡的需求，投资者不敢放手。自1946年7月以来，墨西哥黄金一直在香港订购，黄金已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重心，成为众多金融商品中交易量最大的。香港的黄金交易相当方便，因此每日交易数量高达108,000两，最低为1或20,000两，平均每周黄金现货结算为30,000两。出入口比较方便，走私也很方便。据香港银行业估计，1948年，香港走私和出口黄金的平均每月量为70,000至80,000两。1947年4月24日香港禁止黄金进出口后，虽然禁止黄金进出香港，但走私活动仍存在机会，走私进出口数量不低于此前的数目。大量资金从中国流向香港，进入了黄金市场。从1946年7月到今年4月黑市兑换外币外汇，总共有近200万盎司黄金运入香港。香港本地消费方面，据黄金交易商估计，香港金饰及零售业日均销售额约为800至1000两，年销售额仅为30万两，其中部分仍流入中国。剩下的100多万盎司大部分流向中国，尤其是上海和广州，至少占统计数字的80%，最多达到每天7、8000两，至少达到2000两左右。银行业估计，香港每月至少从中国走私50,000至60,000盎司黄金。路透伦敦1948年6月3日电--《经济学人》杂志称，“根据香港的数据，每周约有25万盎司黄金进口到中国，主要通过马尼拉和香港。

大通银行在香港的老照片

在此期间，还进行了短暂的资金汇回。自1947年8月以来，国民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进口，对金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明确禁止黄金买卖和外币流通，提高美元对法定货币的汇率，将中国人出境携带的外汇限额从20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 成立临时进口管理委员会，控制货物进口外汇支出，强化进口许可制度，实施出口补贴，调整汇率鼓励海外华人汇款。两个半月后，国家出口外汇收入比三个月前增长了75%，汇款也增长了57%，进口外汇减少了约37%。大批逃离香港的资金已经返回上海，并出现了暂时的回归。然而，到了11月，香港的资金外流再次变得活跃起来。虽然国民政府严厉打击黑市金融，但外汇专家使用秘密电汇支付和对外汇交易的控制，只是阻碍了小额汇款的正常需求，绝对无法压制投机性套利交易。然而，当时上海资本逃离香港的出路难以消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持有港元作为权宜之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股市的运作，逐渐被吸收。

在

1940年代末，对资本的逃避一半是商业上的，一半是政治上的，自由市场需要的是稳定和利润。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逃离香港的钱仍然会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被遣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根本的办法也应该是从平衡财政收支和抑制通货膨胀入手。

上海和香港的经济地位逐渐倒退

1948年，国民党当局发行了“金元钞票”，由于缺乏硬通货作为基本支撑，金元钞票迅速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和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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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后期，沪港两地之间的资本流动，实质上是出于追求利润而造成的资本逃逸，其根本原因是上海失去了保障资金安全的政治环境和资金可以正常获利的经济状况。当时，上海工商业的经济活动不如商业，商业不如投机，大量的社会资本不敢、拒绝投资走上正确的道路，为了保值财产，只能搞各种囤积， 其对象是黄金、外币和证券。

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巨额资金流动的严重性，而是竭尽全力将经济中心上海的财富收入囊中，而对战争局势却一无所知。在这种心态下，政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也无法有效遏制资金外逃。1946年，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进行详细调查，并于12月以秘密电报的形式发回经济部。上海市市长吴国祯亲自下达指示，并转交有关部门商讨对策。1946年底，时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裴祖仪专程到香港，与总督府谈判，试图阻止资金外逃香港，并计划限制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巨额汇款和自由兑换。然而，香港政府试图吸引资金在香港设厂，因此双方的谈判没有成功。这一措施引起了上海市场的波动，大米价格与金钞价格一起上涨至每块人民币。1947年成立的上海市参议院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遏制偷逃资金行为的建议，有的建议采取“乱象重码”的方式对偷逃外资行为进行登记。一些人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发展工业，使资本走上正轨，并奖励投资。还有人提出，将引导的投资转移到股市，立即减少50%的存款，以便有合理的归属，从而根除囤积居奇，稳定价格。所有这些建议都有助于遏制偷逃资金，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实施，最终只是空谈。

上海，华侨银行门口堆满了沙袋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一旦逃税成为金融真空，整个中国经济势必会枯竭，趋于崩溃。国家政府当局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行政院院长翁文浩曾说过：“资本不断从香港外逃，将使上海变成金融真空。1948年7月，国民政府当局在上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资本外逃，积极招收海外华人汇款，并派中央银行商务局副局长邵增华、外交部江廷煌到香港，商讨缔结一项应对中国逃税的新协议。然而，随后的金元货币体系改革和8·19限价政策，对上海工商界进行了最残酷的抢劫，上海经济彻底崩溃，偷逃资金成为一马之力。

随着大量资本从上海流向香港，两者的经济地位逐渐倒转。1946年，一位名叫路德斯的美国人在香港观察了三个月后，认为香港的未来会比日治前更乐观，因为上海曾经攫取了香港的业务，但现在恰恰相反。到1947年，《宣言》驻香港记者杨穆奇以《香港畸形的繁荣》为题作了如下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香港不仅迅速恢复了战前的繁荣，而且由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资产阶级不断涌入香港，因此比战前更加繁荣。间接促成了香港扭曲的繁荣。虽然合法业务没有处于衰退状态，但香港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在有30家中国商业银行，同类银行的银行数量都算不上，而且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买卖神电，换句话说，以作为逃税的媒介，银行的存款急剧增加， 而且没有合法的出路，结果只能去投机。在香港金融市场上，“投机者”的动向会不时引起轩然。黄金一直在265元附近盘旋，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动静。目前，“投机者”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了西贡纸业和股票上。到1948年，有人提出中国金融和贸易的中心不是上海，而是香港，上海已经沦为中转站，即国内资金转移到香港的中转站。

日益繁荣的香港

面对资金从上海流向香港，不少人出来劝阻，有人指出“香港的优势不是与生俱来的，香港的优势并不能保证资产的安全和发展。也有人认为“香港未必是淘金的圣地”。无论香港能否繁荣，华南的农村经济，尤其是两大的农村经济，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今广西经历了一场大洪涝灾害，荒芜的农村依然有人居住，广东省有3000万人口，但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等待救灾。香港背后农村经济的破产，导致整个香港经济逐渐患上“贫血”，一步步走上慢性萧条。过去，棉纺、橡胶、火柴等能赚钱的行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金融业也表现出强势中产，逃走的资金也觉得淘金没办法了。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国内局势不稳定，货币继续扩张的情况下，把殖民地当作据点，实在是等同于梦想，实际上无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隔离开来。至于香港在上海经济衰退条件下的繁荣，人们也开始把怨恨转向香港，有人说“香港真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如果这个毒瘤不消退，国内经济将遭受巨大损失”。也有人说，“对香港的殖民化，真是个大瘤，给我们留下致命的毒素，必须铲除。

无论人们的心情如何，资本依然遵循着其谋利避短的运行规律，真正制约它的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投资渠道。在1940年代末，对资本的逃避一半是商业上的，一半是政治上的，自由市场需要的是稳定和利润。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逃离香港的钱仍然会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被遣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根本的办法也应该是从平衡财政收支和抑制通货膨胀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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