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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 能源高质量紧盯“十四五”主要目标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能源安全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但能源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页岩气、煤层气作为非常规天然气在我国蕴藏丰富，且已启动商业化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形势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应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页岩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加速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十三五”时期，我国页岩气煤层气产能实现较大跨越，符合国情的地质理论初步形成，勘查开发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勘探开发利用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是页岩气开发利用条件差、成本高，煤层气开采缺乏科学管理；二是页岩气资源发现程度低，煤层气产能和利用率未达预期；三是科技创新滞后，尚未形成完备的勘探开发利用技术体系；四是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消纳能力弱。

为此，建议：

一、树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一是紧盯“十四五”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把页岩气、煤层气纳入长期能源战略规划，推进能源资源合理配置，持续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二是重视开采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加强开发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监测和科研。三是提高低浓度煤矿瓦斯的利用效率，提高煤矿井下抽采密封性，减少资源浪费和逃逸。

二、完善勘探开发体制机制，强化法规政策指导监督

一是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外开放。建立“招拍挂”长效机制，贯彻落实矿权退出机制，缓解矿权供求矛盾，在煤层气领域充分挖掘国内开发利用潜力的前提下，适当引进开发能力强、对华友好的外资企业；二是加强协作分工，建立资源调查勘查数据库，实现数据共建共享，加强资本与技术对接，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和专业化作业队伍；三是制定长期扶持政策，设立油气风险勘查基金，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上向市场开发主体适当倾斜；四是推进矿权治理现代化，煤层气与煤炭矿权区块重叠时，应遵循“先采气、后采煤、采气采煤一体化”原则开发，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三、构建完备的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加快理论研究突破和科技装备攻关

一是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专业领域优势，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地质特征、气源成藏规律、气源类型的勘探开发技术体系；二是提升技术装备创新制造能力，集中力量加快研发关键核心技术装备。鉴于我国许多页岩气具有埋藏深、煤层气利用率低的特点，应及早突破3500米以深的页岩气勘探开发、低浓度煤矿瓦斯高效利用等瓶颈；三是加大科技项目立项力度，建设一批涵盖页岩气、煤层气发展起步阶段勘探开发理论研究、技术装备的重点项目。

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页岩气，扩大能源利用渠道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做好规划编制工作，加快建立管道运输线、地下储气库等设施，丰富输配和储备网络，充分利用页岩气、地面煤层气与常规天然气可混输的优势，完善管线布局，实现一管多用；二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以国家管网集团为基础，坚持市场化原则，将管道建设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加强国企、民企、外企等合作；三是加快资源消纳页岩气，就近开发利用煤层气，建立瓦斯发电机组。抽采的煤矿瓦斯直接输送至发电机组发电，可减少运输消耗，降低碳排放，并为煤炭生产提供动力支持。

美国通胀 东吴证券分析师陶川：意味着大通胀时代即将来临(图)

2021年，面对美国高通胀和低就业，人们很容易将其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联系到一起。

1970年至1983年，美国陷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滞胀，在生产下降和失业率猛增的同时，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普遍大幅度上涨美国通胀，成为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独特经济现象。

如今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如果继续放任全球通胀，最终财富贬值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灾难。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一轮大通胀时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处于转型期的货币政策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

东吴证券分析师陶川认为，如果我们将当前的美国的通胀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去考察，可以发现在走势上其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颇为相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大通胀时代即将来临？

相似之处：

1.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凸显。

美国经济增长主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但在1965-1969年，美国政府支出每年对GDP增速的拉动达到1.5个百分点，是同期私人投资对GDP增速拉动的两倍，政府支出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拉动，这也是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

2.政府在财政刺激上的不遗余力，这正是政府扩大支出动因。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财政政策的特点是“大炮加黄油”。一方面是越战升级导致国防开支的迅猛增加；另一方面是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下福利开支的扩大，美国的预算赤字因此而持续扩大。相比之下，疫情后拜登政府在财政刺激上的力度有过之无不及。

3.美联储容忍了周期性通胀的回升。

随着财政政策刺激加码，美联储应对经济过热有所担心而采取行动，但20世纪60年代，美联储一直担心经济中存在闲置劳动力未被消化，始终以就业最大化作为目标，使得政策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同时，应该保持独立性的美联储实际上在政治上也有压力，政府希望美联储保持宽松以应对加税的风险。显然，如今美联储在决策上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

但在通胀回升的机制上，20世纪60年代和当前也存在如下不同之处：

首先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涨，工人在订立合同时要求工资与通胀挂钩，与当时相比，当前美国工会的议价能力明显弱化。现在的情况是政府补贴高过工资，使得大家不愿意出去工作。

更大不同点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更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

当时美国进口占GDP的比重仅为4%，远远低于当前的13%。一旦国内需求超过供给，很难通过其他国家的生产来满足，因此物价只能上涨，而如今美国可以向全球输出通胀。

正因如此，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胀回升只是国内现象，同期欧洲国家(如德国)的通胀一直保持稳定。

东吴证券分析师陶川认为，美国通胀中枢的抬升将明显高于金融危机后的平均水平，但并不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种失控情景，这轮美国通胀向全球的输出比当时更显著。

全球吸收通胀 中国涨价在传导

根据最新数据，中国4月CPI与PPI同比涨幅双双走高，其中PPI同比上涨6.8%，飙升至3年半高位。虽然CPI略逊于预期，但若剔除猪价，从非食品价格涨幅来看，涨价在明显传导。

5月11日，中国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输入性通胀风险总体可控，并重提“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

市场还未来得及消化这一消息时，12日晚间美国通胀数据大超市场预期，4月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分别上涨4.2%和3.0%，高于预期3.6%和2.3%，分别创2008年和1996年以来新高，而环比分别为0.8%和0.9%。周四美国还将公布4月PPI数据，市场预期同比上涨5.9%。

数据公布后，美国货币市场认为美联储2022年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88%升至100%。

12日晚间美国通胀，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表示，经济仍远未达到美联储的目标，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取得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但他对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感到惊讶，并表示如果价格压力不是暂时的，美联储就会采取行动。

海外再度动荡，核心不在于美国通胀数据本身，而在于市场对美联储可能误判通胀的担忧正在加剧。

一旦“通胀风险是暂时性”的判断被打脸，美联储将不得不“急转弯”而加快紧缩步伐，而且当前这种担忧无法被证伪，即便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马上发声安抚也是杯水车薪。因此，市场重演2-3月份的剧本，对美联储的“不信任票”引发美国股债双杀。

美国4月通胀的飙升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新一轮趋势的开始？在美国市场因为通胀恐慌而遭遇股债双杀后，这一问题无疑在当下亟待美联储和市场去求证。

美联储的尴尬

众所周知，美联储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通货膨胀，把通胀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经济过热，给民众造成损失。经过一定实践后，美联储还把失业率作为第二个主要指标。美联储在经济上行、过热时，看通货膨胀率，在经济下行时，看失业率。

美联储收紧货币需要两个条件：1、通胀达到某个程度；2、就业达到某个程度。二者缺一个都不行。

而5月7日公布的4月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大家心里非常清楚，高额的政府补贴使得大家不愿意出去工作，导致了就业出现问题。

要想恢复就业供给，除非工资上涨超过补贴，但那样的话通胀将远远跑在失业率前面。美联储如果两个指标都看，最后才采取行动一定会太迟，最后所有人一起承担滞后的恶果。

现在美联储有意淡化通胀风险，原因在于相信通胀机制钝化，毕竟“过去十年靠QE并没有带来高通胀”，但是市场认为在大规模财政刺激、供给瓶颈、流动性宽松的共振下，美联储对通胀风险的预判可能过于自满。

指望美联储去力挽狂澜也不太现实。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过分高估了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事实上，这也是一群官僚，抛开政治方面的压力不论，单纯是数据依赖本身就意味着美联储的决策充满了内生性，他们只能按照程序办事。

官僚的本质是努力最小化，也就是按照既定的路线行动是最优的选择，临时改变计划需要冒一定风险。

因此我们才看到美联储经常出来安抚市场，也就有了“强调经济风险”、“强调通胀暂时性”这类的陈词滥调。

一旦程序出了问题，问题就变得十分棘手。特别是基于政治层面的压力，如何摆脱官僚本质的约束。这才是真正的难点。

目前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看看美联储到底会滞后多久。

经济流动与新冠传播存在的某种相关性，你知道吗？

今年的疫情形势严峻，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扩散，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流动性，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其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事实上，经济流动与新冠传播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即疫情早期经济流动越频繁，新冠病毒的扩散越快，中国正是看到这种相关联系，才果断封城，降低流动性，以防止疫情的扩散，当然事实也证明，这种防控措施是必要的，有效的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但是这种政策也导致巨大的经济后果，即经济流动性受到限制，导致的出口、消费、投资等的萎缩。市场经济的流动性只是一种手段或通道，它并无好坏之分，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投入某种资源，以获得资源的乘数效应（通道的放大作用），这是我们有意而为之的，但是某些我们不愿看到、不想看到的意外事件或行为恶果也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流动性扩展到市场的每个角落里，并且这种扩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即交通的日趋便利。就像人体一样，当病毒进入体内的时候，随着血液循环，它们将分布于人体的每一个角落，很快致人死亡，血液流动越快，人死地也越快。限制血液流动并非长久之计，只有找到病毒并消灭，血液循环才得以恢复，人的机体才能好转。当然限制血液流动的时间并不能过长，否则人体将因缺乏资源供养而死，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适合于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当然市场流动性，人体如果普遍强壮，并且医疗资源足以应对病毒对各个部分的侵害，那可以不限制血液流动，而进行全身治疗，这种情况存在两种方法，即是否有特效药，没有就吊着命，靠身体免疫系统和药物逐渐恢复，有特效药，就通过血液循环系统，将特效药分布于身体的各个地方，解决病毒，这样损伤最小市场流动性，也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特效药好像的发现需要时间，可能这段发现的时间内已经造成巨大的伤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