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银行家。民国初年，一方面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频发，人民苦难深重；另一方面又恰逢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民族金融业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许多受过西方现代经济金融教育的银行家纷纷回国，在这个特殊的大变革时期书写了自己的历史。“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便是其中绕不开的人物之一。

现代银行支付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今上海）人，清末进士，历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副行长、总经理、中央银行行长，是中国银行家的杰出代表；著有《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1950年的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铁路的斗争》、《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制度与动力》等。

张嘉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8岁入私塾，13岁随吴宗鉴学习法文，15岁通过科举考试，17岁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次年，他赴日本留学，考入庆应义塾大学。因家境贫寒，最后一学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回国，在北京当了几年报纸编辑。1911年9月，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浙江总督署当秘书，往返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1913年底，他经唐觉敦推荐，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从而进入金融界。入行不久，他就打响了维护信用、坚持独立的“第一枪”，坚决抵制北洋政府实施的停业令，维护银行信用，因此声名鹊起，并被提拔为总行副行长。

为了把中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他按照现代银行的管理理念和规则对银行进行了大胆改造，不仅推行采用西式簿记，注重客户服务xm外汇，提拔新人才，还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积极招商引资，扩大商权。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效地削弱了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保证了行长、副行长等高层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保证了经营和管理的相对独立性，将政权更迭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政府曾想直接把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张学良成功抵制，作为交换，他不得不接受政府增加国有股份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的要求，并担任总经理。之后，他出访欧美和日本，按照当时最新的银行组织制度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改组。特别是1930年“海外部”的成立至关重要，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务的开始。中国银行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筹集和运作外汇资金，设立了60多个直属外汇办事处和90多个特约代理处，使中国银行顺利地与国际社会接轨，实现了国际化。这一举措在当时国内银行业中尚属首例。

不幸的是，1935年，国民政府强迫中国银行以未流通的国债形式入股，并以持有50%股份为条件，将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权重新交到当局手中。在此背景下，张嘉璈被迫离开中国银行。1947年初，蒋介石想依靠这位“金融奇才”，但张嘉璈拒绝了外汇代理商通汇国际，几经拒绝后，他才勉强出任中央银行行长一职。但当时，国内经济金融处于衰退状态，难以扭转。1948年，他辞去一切政府职务，到别处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学者银行家

张嘉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银行家，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比如他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历史最悠久的金融期刊《银行周报》，该报不仅有宏观经济的分析报告，也有介绍各国金融状况的文章，旨在向银行从业人员灌输现代银行知识，提供各类金融参考资料。1918年10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该报也成为上海银行公会会刊。

张嘉璈的书法

任中行总经理期间，他对中行办公厅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将作为银行智囊团的“调查室”分别改名为“调查部”和“经济研究室”，并聘请英国专家主持改革。研究国内外各地区财经状况，为中行日常经营提供信息和决策建议，出版《中银月刊》（第一本由专业银行编辑出版的全国性财经刊物）和《金融统计月刊》。出版《中银人寿》、《中外商情金融报告》、《中国银行重要业务概览》、《中国银行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等期刊及各类重大农产品调查专刊，还从事征信调查，接受咨询。

晚年他一边在国外任教，一边继续写作，其英文专著《通货膨胀的锯齿线》成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为表彰他在经济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美国圣约翰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清华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书法只是一份副业

由于张嘉璈在经济、金融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书法等其他领域的成就被人们忽视了。好在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复兴，一大批在其他领域有突出成就的文人开始被挖掘和关注。后来，由于作者的研究和推广，一批经济学家、金融家的书法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和研究领域。

张嘉璈那一代人正值时势交替，童年时期或多或少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对诗词歌赋、书法棋画等传统文化有着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感情，张嘉璈无疑有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他能通过科举成为进士，其“馆阁体”想必也过关斩将。这也说明他幼年时就大量临摹过经典碑文和书法，娴熟的用笔和规范的结构让他的字迹练达流利。他小楷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他写给当时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农贷业务负责人李小民的信。这封信不仅文笔沉稳，而且结构严谨，文风连贯。也体现出一位银行高管对于基层反映出来的农贷业务发展困境的理解与同情，以及他针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指导、鼓励与支持。更可贵的是，这位年届50岁的总行高管，手下30多岁的下属，依然尊称他为“哥”，谦虚地称自己为“兄弟”。这也是目前为止，探索普惠贷款最早公开发布的宝贵文献。因此，这些非职业书法家随口写下的信件，不仅能勾勒出他们的职业脉络和成就，更能体现出他们的品德修养。

张嘉璈来信

和职业书法家相比，张嘉璈等人都有自己的事业，或从政、或从学、或从商。他们基本把书法当成副业，最多是工作和生活的“调味品”，从不专攻书法。如果不是张嘉璈野心太大以致事业未成，如果不是晚年有空练书，他或许也不会放弃书法。张嘉璈用墨色来炫耀作品，但书法是他的爱好和兴趣却是不争的事实。他注重书法，练字，甚至在工作中“以字取人”。在视察杭州府衙时，他发现一个文笔好、很有才华的学生，他很喜欢。这个学生就是徐志摩。他求贤若渴，不仅招徐志摩为妹夫，还向梁启超推荐徐志摩。

幸好，张嘉璈和他的文人集团对于“碑”和“书”的观念已不再那么强烈和固执，基本上不受地域和流派的束缚外汇代理商通汇国际，既不“尊碑抑书”，也不“崇书”。张嘉璈的书法风格是典型的碑书结合，既有碑风的雄伟宽阔，又有书风的清秀典雅。虽然今天我们见到他的书法作品不多，但无一不是精品。比如他的行书“凿凿研读，是道；琢磨研读，是修身养性”，黄庭坚是最著名的书法家。“箕”字的笔画舒展，如长枪大戟，转折清晰，显示出大丈夫的气概。如《致银行家金润泉书》则别具一格，以颜体为基调，笔法遒劲有力，笔法中肯，篆书、甲骨文手法，笔法圆润隐逸，横细竖粗，结构严谨挺拔。整篇文章疏中有疏，墨色浓淡有致，干湿有度。尤其在写下笔时，加强了起伏感，显得饱满霸气。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人成年后接受新学，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有的还有长期的海外留学经历，因此其书写工具并不局限于毛笔。张嘉璈也不例外，他经常用笔，虽然不用笔，但潜意识里还是遵循着用毛笔写字的惯性。比如笔法、字体结构、字与字之间的衔接，都力求体现出浓浓的“笔味”，使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用硬笔书写的笔墨苍劲端正的笔记、手稿、标题、旁注等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公有制万世，私有制一时。”时代可以变，但精神可以永存，银行家的精神和爱国精神亦是如此。因为银行是国家的公器，公器为民，公有制利天下。银行家的“家国情”，大抵如此。（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来自《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