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民党带往台湾的巨额黄金是怎么来的

说起解放前的上海，我们都听过“金圆券”这个东西，但并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简单的说，就是败退到台湾前的蒋政府，用金圆券搜刮了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等值钱的硬通货，然后带到了台湾，这是对财富的掠夺。

以下的文字来自《李敖回忆录》：

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

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做黄金外汇的人，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

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

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

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

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做黄金外汇的人，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

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

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

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继续说《李敖回忆录》

李敖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上海，

一天收敛的难童尸体就达到一百五六十具。

李敖当时在上海读初中(该校是现在的上海市东中学)，当年的市东中学已经是个比较高级的学校，胡适曾经在该校教书，

李敖说"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

不过跟在贵族的学校读书的精英孩子们相比，底层民众的孩子可就惨了。

《李敖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上海一天收敛的小孩尸体就高达一百五六十具，有一个画家张乐平亲眼看到两个小孩冻毙在街头，内心极其震动，于是以难民儿童为主题把已经创作了多年的《三毛流浪记》的主角改成了难童的模样，而这个三毛漫画影响力极大，也给当时还在上海读初中的李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叫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失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10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

“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1949年）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

“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地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

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

"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姐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 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YEAR 1949 ）。 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政府！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