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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胀进入“结构性”时代涨价或逐渐向下游传导

执业证书编号:S0740521020001

今天,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攀上1.6%,再度引发市场恐慌,因为这也是反映通胀预期的指标;今年以来,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带动全球通胀预期抬升,1月我国PPI同比增速也由负转正。那么,上游涨价是否会逐渐向下游传导,在我国引发一轮全面的高通胀?本报告对此展开分析。

概要

通胀进入“结构性”时代。2012-2013年是我国高通胀的分水岭。在2012年之前,我国先后在2004年、2007-2008年、2011年经历了三轮比较明显的高通胀时期,在这三个阶段,PPI增速同CPI增速一起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涨幅。而在2012-2013年以后,我国在2016年底-2017年和2019年底2020年初,又经历了两轮高通胀时期,但这次CPI和PPI增速的联动性下降,表现为结构性通胀的特点。为何2012-2013年之后,全面而普遍的高通胀难现?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需求环境的变化。需求整体趋弱的背景下,结构性通胀常常是由供给变化导致,所以难以表现为全面而普遍的价格上行。此外,在CPI达到高通胀水平的时期,都需要有食品价格上涨做贡献。

这次也不例外,CPI很难高企。从当前物价走势来看,我们认为,这一次的通胀上行应该也是结构性的,表现为PPI增速的大幅走高,但CPI表现或将波澜不惊。事实上,这一轮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全球定价的商品要优于主要靠国内定价的商品。比如今年以来布油和工业金属价格涨幅突出,但钢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甚至当前煤炭价格较年前还有下跌。这主要是由于今年以来海外的经济恢复明显加快,景气程度不断攀高。而就国内而言通胀,本轮经济增长动能的高点可能已经过去,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政策限制,使得主要靠地产需求消化的国内工业品价格存在调整压力。二是原油要优于工业金属。这主要是因为这次海外复苏进程中,发达国家的表现明显优于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作为发达国家消费占比较高的品种,原油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价格上涨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工业品价格之中也存在着“结构性”涨价的特点。今年CPI增速偏低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去年同期高通胀所带来的较高基数。二是猪周期的影响。一般来说,能繁母猪存栏领先猪价10-12个月。根据能繁母猪存栏对应到2021年下半年的猪肉供给来看,相比于2020年同期要高出20%-30%左右,这也意味着猪价存在着下行压力,拖累CPI增速年内走高。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速年内相对温和,全年中枢水平约在1.5%左右,但农业农村部在2021年以来通报了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如果疫情影响扩大的话,猪肉的供需结构存在显著改变的可能,需要关注由此引发的CPI增速上行风险。

关注成本压力,政策转弯不急。由于年内CPI增速很难大幅上行,而PPI增速面临走高的情况,这将会改变行业利润分配的格局,上游行业盈利占比有望扩张,而中下游行业可能存在着不小的成本上行压力。2016年底PPI增速的上行,很快引发货币政策的调整。但我们预计,这一次政策调整会来得偏晚:一方面,当时PPI增速上行很快,11月同比增速已经达到3.3%,而虽然今年1月PPI增速也反超CPI,但PPI同比增速也仅在0.3%;另一方面,2016年底时美联储率先启动加息,而这次美联储短期或将宽松政策取向不变,我国货币政策转弯“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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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进入“结构性”时代

2012-2013年是我国高通胀的分水岭。以史为鉴,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高通胀情况来看(2000年之前的通胀存在着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可比性不强),2012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

在2012年之前,我国先后在2004年、2007-2008年、2011年经历了三轮比较明显的高通胀时期。而在这三个阶段,PPI增速同CPI增速一起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涨幅。

而在2012-2013年以后,我国在2016年底-2017年和2019年底2020年初,又经历了两轮高通胀时期,但这次CPI和PPI增速的联动性下降,表现为结构性通胀的特点。

2016年底-2017年:去产能带动PPI走高,但CPI同期温和。比如在2016年底,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影响,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上游产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收缩。2016年我国粗钢生产能力从15年的11.3亿吨左右下滑至10.7亿吨,一年内收缩幅度超过5000万吨,也是近年内产能下滑幅度最大的年份。产能收缩带来工业品价格的大幅上涨,PPI同比增速一度突破7%,但是CPI增速并不算高,2017年1月最高点时也仅刚刚超过2.5%。

2019年底-2020年初:猪周期推升CPI,PPI持续低迷。而2019年底至2020年初,由于猪周期和疫情等因素的影响,CPI同比增速大幅攀升,在2020年1月最高录得5.4%。但与此同时,PPI同比增速较为低迷,大部分时间处于负增长区间,CPI增速和PPI增速走势再度分化。

为何2012-2013年之后,全面而普遍的高通胀难现?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需求环境的变化。2012年我国实际GDP增速降至8%以下,其后一直稳中趋缓,再没有达到过2012年的水平。需求整体趋弱的背景下,结构性通胀常常是由供给变化导致,所以难以表现为全面而普遍的价格上行,印证有数据统计以来,我国核心CPI同比增速没有达到过3%。

CPI高通胀离不开食品贡献。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食品价格不出现同步上涨的话,仅仅通过PPI增速的上行带动非食品价格增速,进而推升CPI总体水平,这个幅度是相对有限的。一般来说在CPI达到高通胀水平的时期,都需要有食品价格上涨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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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也不例外,CPI很难高企

本轮通胀结构分化仍存。而从当前物价走势来看,我们认为,这一次的通胀上行应该也是结构性的,表现为PPI增速的大幅走高,但CPI表现或将波澜不惊,PPI增速和CPI增速之间的差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拉大。

事实上,这一轮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全球定价的商品要优于主要靠国内定价的商品。比如今年以来布油和工业金属价格涨幅突出通胀,但钢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甚至当前煤炭价格较年前还有下跌。

海外逐渐恢复,经济景气转好。这主要是由于今年以来海外的经济恢复明显加快,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叠加刺激力度仍强,使得海外经济景气程度不断攀高。2月美国制造业PMI指数超过60%,创下18年9月以来新高,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也同步走高至57.9%。

国内增长动能高点已过,价格上涨存在制约。而就国内而言,本轮经济增长动能的高点可能已经过去,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政策限制,或将制约地产销售和投资的上行空间,这使得主要靠地产需求消化的国内工业品价格存在调整压力。例如钢铁行业当前库存水平仅次于2020年疫情时期,如果后续下游需求恢复力度不及预期,钢价恐怕也是易降难升。

二是原油要优于工业金属。这主要是因为这次海外复苏进程中,发达国家的表现明显优于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作为发达国家消费占比较高的品种,原油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价格上涨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工业品价格之中也存在着“结构性”涨价的特点。

今年CPI增速偏低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去年同期高通胀所带来的较高基数,2020年前四个月我国CPI的同比增速都在3%以上。二是猪周期的影响,虽然价格指数基期轮换使得猪肉权重有所下降,但其仍然是影响CPI食品增速走势不可忽视的因素。

母猪存栏充裕,压制猪价走高。一般来说,能繁母猪存栏领先猪价10-12个月。根据能繁母猪存栏对应到2021年下半年的猪肉供给来看,相比于2020年同期要高出20%-30%左右,这也意味着猪价存在着下行压力,拖累CPI增速年内走高。

CPI年内增速温和,警惕非洲猪瘟疫情。因此,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速年内相对温和,全年中枢水平约在1.5%左右,但农业农村部在2021年以来通报了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如果疫情影响扩大的话,猪肉的供需结构存在显著改变的可能,需要关注由此引发的CPI增速上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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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成本压力,政策转弯不急

利润格局生变,关注成本压力。由于年内CPI增速很难大幅上行,而PPI增速面临走高的情况,这将会改变行业利润分配的格局,上游行业盈利占比有望扩张,而中下游行业由于涨价难以向终端消费传导,可能存在着不小的成本上行压力。

价格虽有上行,政策转弯不急。2016年底PPI增速的上行,很快引发货币政策的调整,2016年11月PPI同比增速超过CPI增速,而2017年1月春节前央行即上调了MLF利率,标志着货币政策的转向。但我们预计,这一次政策调整会来得偏晚:一方面,当时PPI增速上行很快,11月同比增速已经达到3.3%,而虽然今年1月PPI增速也反超CPI,但PPI同比增速也仅在0.3%;另一方面,2016年底时美联储率先启动加息,而这次美联储短期或将宽松政策取向不变,年内大概率不会有加息操作,我国货币政策转弯“不急”。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公募REITs试点,物流仓储、产业园项目受益(组图)

千呼万唤的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终现破冰。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启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REITs试点的通知。

在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当下,公募REITs试点推出被认为正当其时。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对房地产利好的领域有限,仅涉及物流仓储、产业园等,但却是非常积极利好的信号。随着公募REITs落地,延展到写字楼、购物中心等传统商业地产以及住房租赁领域可以期待。

公募REITs试点,物流仓储、产业园项目受益

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REITs试点工作。

在区域上,《通知》优先支持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江三角洲等重点区域,支持国家级新区、有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展试点。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金融助力基建发展,将有助于相关城市发展和房地产的建设,有利于城市基本面的改善。

中信资本房地产部执行董事、国际金融地产联盟资产证券化与REITs专委会副主席张平分析认为,此次公募REITs试点仅限于基础设施领域,目前尚未涉及写字楼、商场、酒店、长租公寓等传统商业地产领域。而基础设施REITs和商业地产相关的基础资产类别涉及物流仓储、产业园以及数据中心。

张平进一步解释称,基建REITs试点,为物流仓储、产业园以及数据中心等领域在资本市场,提供了以实现优质资产为价值导向的有效金融通道。因为资产流动性大大增强,会使得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增加投资公募,从而促进该领域的良性循环。

此外,张平还表示,公募REITs试点有助于优化资本结构,给业主方更多渠道的选择,同时会加速行业向以REITs为主导的产业链模式转变,从而助力吸纳更多社会资本的力量,加速投资和运营的市场化操作,以改善资本市场结构,去杠杆,稳增长。

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公募,支持经济重启

对于上述《通知》的发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峥认为,这是中国REITs市场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公募REITs试点对于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其重要性可以比肩注册制试点对于A股市场改革的意义。

张平也认为,基建REITs试点标志着不动产金融领域迈开了接轨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一步。

而戴德梁行北区估价及顾问服务部主管胡峰表示,《通知》从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突破口,打开了中国公募REITs的大门。这与其他国家要传统的商业地产物业中开展REITs有很大不同,基础设施类资产需要利用REITs这样的长期型、权益类的资本盘活存量、降低负债率,形成良性投资循环,摆脱以往过度依赖信贷资金的困境。

“从短期来看,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通过REITs市场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支持经济重启;从长期来看,REITs市场建设将成为解决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破题之作,能有效填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产品空白。”张峥表示,这个时点推出REITs试点正当其时。

吸引多方入场,资产质量是关键

REITs 即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是房地产证券化的重要手段。最早集中在持有型房地产领域,现已广泛应用于无线通讯设施、港口、物流仓库、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

公募REITs作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创新金融工具,可为普通居民提供投资基础设施、直接分享投资收益的新方式。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企业进一步打通新投融资对接的通道。事实上,在国外,REITs由于收益率较高且较为稳定成为投资者青睐的投资产品。

但是多年以来,我国发行的REITs产品都是类REITs,而非国际上流行的标准化REITs。虽然中国在REITs政策探索研究方面进行了推进和多种模式版本的摸索,但是多年以来公募REITs在多方呼吁下仍迟迟未出台。对此,张平认为是受到包括政策、法律、税收、定位、底层资产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早在2019年1月,上交所对外披露了当年的工作部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深化债券产品创新,推动公募REITs试点,加快发展住房租赁REITs。当时被市场认为,公募REITs在住房租赁领域首次取得突破。不过,此后并没有进展。

4月30日,《通知》一下发,就引起了与之相关行业的关注。毕竟公募REITs在资本市场已期盼多年。同时将建立众多投资人可参与的证券产品。其中,早在2005年就推动越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越秀集团表示,将迎着公募REITs试点的政策东风,努力争取成为境内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首批试点企业。

公募REITs试点将会吸引谁入场?张平称,REITs试点会吸引符合条件的优质资产的业主方、持有方参与进来。同时,吸引更多的房企以实现优质资产为前提进行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吸引更多的资产管理公司打造自身更加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吸引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参与,并且会带动估值、法律、税务等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积极参与。

从目前来看,试点将为公募REITs扫平道路,但也面临着挑战。张平称,与国际接轨的标准REITs市场是脱离主体信用评级,而依靠底层资产本身的质量来进行权益型投资,这也是真REITs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资产质量是否优质,是否具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是否具备可持续增长性,资产估值是否合理,资管团队的资管能力是否专业经得起考验等,这都将成为风险把控过程中重要的考量因素。

试点能否推广到写字楼、购物中心?

在很多房地产业内人士看来,这对于未来商业房地产领域来说是一个先行作用,也是一个非常积极利好的信号。

公募REITs在基础设施领域破冰之后,将来能否推广至商业地产,住房租赁?对此,张平表示,随着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落地,延展到包括写字楼、购物中心等传统商业地产市场未来可期。

据张平介绍,根据国际金融地产联盟(IFFRE)资产证券化与REITs专委会发布的《疫情下商业不动产金融及证券化市场影响报告》数据显示,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发行REITs的市值来看,购物中心及写字楼这两类传统商业地产的资产类别均占比较高,是REITs底层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商业地产本身就是以产生持续稳定现金流为定义,与REITs的特性一脉相承。而住宅地产是以销售给散户作为收入来源,因此有着本质区别。所以未来公募REITs推广到商业地产,也符合‘房住不炒’的原则,会对房地产市场发挥健康积极的良性作用。”张平如是说。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建议,公募REITs试点应尽快放开到住房租赁以及商业地产,为“租购并举”政策提供支持,也为传统房地产企业提供转型之路。毕竟此前曾有市场信号显示,公募REITs会在住房租赁领域突破。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公募REITs试点更适宜在商业地产领域展开,再推行到基础设施领域。因为相比之下,基础设施运营和收益的难度大于商业地产。

新京报记者 袁秀丽

编辑 武新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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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理解汇率的形成

胡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对于近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贬值态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这是市场情绪所致的短期波动,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郭树清的话至少传递出三条信息:一是坚定不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二是如今人民币汇率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不是谁说“操纵”就能够“操纵”。三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如果投机做空人民币势必“飞蛾投火”。

就在5月29日,美国财政部决定,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笔者认为,郭树清的判断是有足够理由支撑的。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理解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首先要了解人民币走势的历史沿革。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币汇率经过了大致六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币汇率高估时期(1979—1980年)。从1973年起,世界进人浮动汇率时代,西方国家货币汇率频繁而大幅度地变动。而在我国国内,商品价格逐渐上涨,人民币对内价值下降,但此时,人民币的对外价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时候,人民币汇率水平属于高估的,并严重妨碍了我国商品的出口。

二是内部贸易结算价时期(1981—1984年)。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加强外贸的经济核算和适应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从1981年起,我国实行两种汇率,一种是使用于非贸易外汇收支的对外公布的汇价,一种是使用于贸易外汇收支的内部结算价。内部贸易结算价定为1美元合2.8元人民币,它是按1978年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1美元合2.53元人民币加上10%的利润计算来的,直至1984年底停止使用。

三是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时期(1985—1994年)。1985年以后,我国外贸体制加快改革,人民币汇价改变以往只随外币浮动而变动的情况,根据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调整,逐步起到调节对外经济的作用。这时候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的高估以及内部贸易结算价的取消使得出口变得日趋艰难,为了支持出口,有利于其他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币汇价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化不断调低。期间,1986年7月5日,将1美元合3.20元人民币调至3.70元人民币;又于 1989年11月调为4.72元人民币;1990年12月调至5.21元人民币。从1985至1994年间,人民币汇率总体不断下跌,一直到1994年1月 1日汇率并轨前人民币与美元间汇价在1美元合5.05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

四是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时期(1994-2005年)。1994年1月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将双轨并行的5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官方汇率与调剂中心10元至12元的调剂汇率并轨到8.7,事实上这是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人民币汇率,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此次汇改对稳定和发展当时的国内经济和战胜亚洲金融危机功不可没。汇率并轨后,我国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在l美元兑换8.28元左右。这一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呈平稳发展状态,国际收支连续10年出现双顺差局面。汇率稳中有升,基本平衡在达到1美元兑换8.07元附近。

五是人民币汇率走向浮动汇率制(2005年8月-2015年8月)。考虑到浮动汇率安排在应对外部冲击等多个方面优于固定汇率,能够避免固定汇率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和汇率制度的崩溃,我国宣布汇改并正式走向浮动汇率安排。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该说,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开始基本呈现持续升值的趋势,最高在2014年初曾升至6.0406。2005年至2015年期间,央行数次调高汇率的日内波幅至中间价基础上的±2%,以期提升汇率的弹性,但中间价的形成未真正实现浮动。

六是人民币汇率走向更加弹性的浮动汇率制(2015年8月至今)。这就是2015年的“811汇改”。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人民币汇率,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报价。这一调整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在中间价的形成中引入市场供求因素,真正提升汇率的波动性,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当期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自此后,即期汇率从汇改初期的6.2097贬值到2017年初的6.9557,再回升到目前的6.67左右。此次改革后,我们既增强了汇率弹性,又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体现中国经济实力

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越来越适应人民币汇率的“能贬能升”,对于汇率波动的耐受度和接受度逐步上升和习惯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汇改,我国政府为了提升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最终实现国际通行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清洁”浮动,这既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增强国际国内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但这个过程仍在推进还没有完成,所以郭树清说还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关于汇率决定有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模型”。即,一个经济体的货币自主权、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三者难以兼得。在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既要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结构改革,又要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和跨境资本投机性流出入对汇率市场的冲击。

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目标的关切内容上已从传统的通货膨胀扩展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两个维度,在政策应对上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扩展到“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并着力推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等,尤其是人民币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结算货币关系。例如,2016年10月人民币也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

可以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为了循序渐进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别是在稳币值、防风险和增弹性中,我们需要实施必要的、有节制的干预措施,以稳定对人民币波动的市场预期,但绝不是所谓的“汇率操纵”。事实上,在人民币日益国际化、市场化的进程中也“操纵不了”。至于能否敢赌“人民币持续贬值”而“做空人民币一把”以博取厚益,郭树清给出的明确信号就是“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近期人民币汇率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出现了短期波动是正常的。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理由就是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备极好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如果按照去年中国GDP是13万亿美元,增速是6.6%;美国GDP是20万亿美元,增速是2.9%,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的购买力平价趋向区间将从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1:6.6向更有想象力的升值空间迈进。无疑,这是市场潜力的较量、经济韧性的较量和对人民币未来升值空间的预期。也就是说,短期博取小幅波动愿意投机风险可以,但从趋势上看,必然是“火中取栗得不偿失”的。(责任编辑 蒋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