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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开展ESG投资的国际实践和挑战

内容提要

部分央行已将ESG投资纳入外汇储备管理要求,并制定了碳中和目标。但在实践中,外汇储备投资绿色化仍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合格的绿色国债匮乏、ESG评价标准不同、ESG投资是否符合央行职能等。对此,各国政府和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应增加合格的绿色资产;同时国际社会应利用G20等多边平台消除绿色金融市场割裂,包括推动绿色分类标准实现一致和可比,提高ESG评估的一致性和透明度,为ESG投资提供公共品。

一、国际上外汇储备开展ESG投资的实践

近年来,关于外汇储备开展ESG投资的讨论和呼声也不断增加。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2020年对24家央行的调查显示,67%的央行已在外汇储备管理中开展ESG投资。

多家央行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设定了明确的气候目标或投资要求。芬兰央行于2021年9月宣布,将不晚于2050年实现外汇储备管理碳中和,是全球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设定此类目标的央行。根据芬兰央行的计划,其债券、股票、房地产投资均须在2050年前满足碳中和要求,股票和企业债券投资将更早实现碳中和。不过由于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公认的测量黄金碳足迹的方法,芬兰央行暂未将黄金投资纳入到这一目标体系中。法国央行在外汇储备管理中提出,股权投资应满足《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的要求,同时为能源和生态转型提供资金。法国央行每年发布《负责任投资报告》,披露外汇储备的碳足迹等信息。荷兰央行于2019年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是首个签署PRI的央行,依据《联合国负责任商业行为准则》等行为规范开展ESG投资。挪威立法要求挪威央行在管理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过程中践行负责任投资,以在风险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回报。

不少央行虽暂未系统性地设立气候等ESG目标或要求,但已在外汇储备管理中逐渐开展绿色投资。意大利央行将ESG标准纳入投资政策,运用在欧元区股票、美股ETF和日股ETF等投资领域,以管理财务和声誉风险,并促进社会责任。匈牙利央行在2019年初启动外汇储备管理绿色项目,专门构建投资组合投向绿色债券,希望以此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墨西哥央行尚没有明确的可持续、负责任投资政策,但在储备管理中关注环境因素。从2016年起,墨西哥央行ESG投资标的由超主权机构发行用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相关的债券扩展至绿色债券。马来西亚央行在投资过程中纳入ESG因素,以更全面地反映投资风险,实现最优回报。新西兰央行、欧央行、爱尔兰央行、西班牙央行、葡萄牙央行等央行相继投资了国际清算银行于2019年设立的美元绿色债券基金和2021年设立的欧元绿色债券基金。国际清算银行另计划于2022年成立针对亚洲市场的绿色债券基金。

央行采取多种策略在外汇储备管理中开展ESG投资。一是负面筛选策略(Negative Screening)。负面筛选策略是央行管理投资组合中最常采用的策略,即基于事先设定的标准,将部分投资标的排除在投资范围外。比如,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分别从企业产品和行为规范两个维度设定了负面清单。在企业产品方面,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严禁投资煤炭开采、煤电、烟草、军工相关企业;在行为规范方面,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不会投资具有严重损害环境、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存在严重腐败行为、违反人权等行为的企业。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基于此原则在2021年12月完成了对442家企业的ESG风险评估,将9家企业纳入了禁投名单。

二是同类最佳策略(Best-in-Class)。该策略主要依据ESG表现选择投资标的或进行基准优化,如提高ESG表现较好公司的基准权重,或是进行正面筛选,只挑选ESG表现最好的企业。央行可从三方面评比企业ESG表现,分别是同行业内纵向比较ESG得分、跨行业横向比较ESG得分以及比较企业的ESG改善情况。意大利央行在ESG投资当中,会根据第三方ESG评级机构对企业的ESG评分表现,优先考虑ESG评分高的企业。

三是ESG因子整合策略(ESG Integration)。此策略是在传统的财务分析框架中,系统性地引入ESG标准因素,以改善投资组合的风险回报状况。该策略较多运用于股票投资,通过量化分析评估股价是否充分反映潜在的ESG风险,但因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与ESG表现尚无直接联系,在债券投资领域的运用仍处于初始阶段。荷兰央行不愿依赖外部ESG评级,因此不使用同类最佳策略,而是使用ESG因子整合策略。目前,荷兰央行正在为外汇储备中的主权债券投资组合构建ESG因子整合方案,并在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对股票和公司债进行投资时,要求管理机构采纳ESG因子整合策略。值得注意的是,ESG因子整合策略并不表明央行在外汇储备管理中不会投资煤电等高排放行业;在预期投资回报能充分弥补有关ESG风险的情况下,依然可能投资。

四是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即在考虑财务回报的同时,还可有意形成可量化的正面影响。投资符合ESG标准的企业、项目,或购买绿色债券、ESG股票基金均可归于影响力投资。为实施影响力投资策略,法国央行改变了以往只投资上市资产的做法,投资了未上市交易的绿色基础设施基金,认为这些未上市基金更加专注于新能源发电基础设施等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领域。

五是互动参与策略(Voting and Engagement),即作为投资者,参与到企业决策中,推动企业更好按照ESG原则开展业务。互动参与策略通常事先对企业设定ESG目标和核心绩效指标,提出具体的时间表。央行在实施该策略时,往往采取匿名的方式,以避免影响央行独立性或引发利益冲突。瑞士央行通过第三方专业代理投票机构参与企业的投票决策,在解决匿名需要的同时,借助第三方代理投票机构的专业技能,降低了自身的行政和研究成本。

二、外汇储备ESG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央银行》杂志在2021年的调查显示,42家受访央行有43%的央行已经投资ESG产品,但占央行投资组合的比例极小,不到2%。目前,央行开展ESG投资时,仍面临多方面挑战,限制ESG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

(一)符合外汇储备管理要求的绿色资产供给不足

多方面原因加剧了绿色资产荒。

一是绿色主权债稀缺。目前,绿色债券主要由企业发行,在流动性和安全性上难以满足储备投资要求。与商业机构不同,外汇储备管理更加看重流动性和安全性,因此国债是外汇储备管理的最主要投资标的。世界银行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央行外汇储备约35%投向国债,25%投向银行存款,14%为货币市场工具,12%为超主权债,5%为黄金,对于公司债的配置比例更低。据景顺资产管理公司估计,2020年市场上发行的绿色债券,只有约一半属于主权债、超主权债等流动性较高的外汇储备传统投资类别。

二是美元绿色债券匮乏。美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却远远落后于欧盟等地区,美国迄今尚未发行绿色债,国际绿色主权债市场呈现出欧元占优的局势。因此,央行若进一步扩大ESG投资,将面临币种错配的难题,这也部分解释了相较于其他地区央行,欧洲央行更多在外汇储备管理中纳入ESG因素。

三是现有绿色债券与外汇储备管理存在期限错配。例如,芬兰央行持有的债券久期为两年以内,而支持绿色转型通常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绿色债券的期限往往较长。

(二)缺乏可比的ESG评判标准影响外汇储备管理的ESG决策

NGFS于2020年对40家央行的调查显示,有38%的央行使用外部ESG评级机构,其中2/3以上使用不止一家外部评级机构。但全球绿色金融市场仍在发展阶段,ESG评估体系也处于探索阶段,给央行外汇储备管理带来挑战。

一是不同国家对绿色资产的判定标准不同,导致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割裂。例如,欧盟国家与其它地区对绿色资产认定的不同,导致欧洲央行不愿投资欧洲以外的绿色资产。

二是不同ESG评级机构的评判结果差距较大。与信用评级机构不同的是,全球尚未有权威性的ESG评级机构。当前,全球ESG评级机构呈现百花齐放态势,不同评级机构对环境可持续性、合规程度、利益相关方、风险管理等的侧重不同,采取的评估方法也不同,从而形成的ESG评判结果迥异,影响央行外汇储备投资决策,以及对投资组合的ESG表现评估。

三是当前的ESG评级体系难以准确衡量企业真实的可持续水平。意大利央行研究指出,ESG评分与企业的碳排放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公用事业行业的ESG平均评分与必选消费品行业相当,然而前者的平均碳排放是后者的近10倍。

(三)缺乏明确的可持续投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央行进一步加大ESG投资

虽然越来越多的央行在外汇储备管理中开展ESG投资,但许多央行只是将其作为多元化分散投资风险的一种尝试。不少央行秉承市场中性的原则,即央行的投资操作不应该扭曲市场的运行或影响市场价格体系。在没有明确的可持续投资职责要求下,基于市场中性的原则,央行难以偏向绿色环保等行业,这抑制了央行进一步开展ESG的动力。

(四)储备管理开展ESG投资面临绿债价格较高的困扰

保值增值仍然是央行外汇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然而囿于法律限制,央行不能从一级市场购买债券,只能从二级市场购买。但在全球投资者都追捧绿色资产的环境下,绿色债券进入二级市场后往往会出现显著的价格上升。在此情况下,央行面临“追高”的困境,难以同时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和开展ESG投资的目标,最终往往不得不放弃ESG投资。

三、促进外汇储备ESG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商业金融机构已经广泛地开展了ESG投资,并成立了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储备可在遵循现有投资原则的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可通过如下措施,促进外汇储备开展ESG投资。

一是发行绿色主权债等ESG投资产品。一方面,推动各国政府、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发行绿色主权债。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碳中和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推动绿色转型,各国政府和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有发行绿色债券的需求。另一方面,促进各国和多边开发机构探索发行社会责任债券等新的ESG产品。

二是在绿色分类标准上加强协调,避免市场割裂。近期,人民银行与欧委会共同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基础分类目录》,推动中欧绿色分类标准实现互通,便利双方市场主体到对方金融市场发行绿色债券,引导跨境绿色资金流动。可鼓励各方以此为基础,在G20等多边平台就绿色资产的定义加强协调,推动形成全球一致、可比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促进各国绿色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便利外汇储备等跨境投资绿色资产。此外,提高分类标准的一致性,也可为第三方认证机构提供可靠的支持,提升第三方认证的信服力和透明度,促进ESG投资体系健康发展。

三是提高ESG评级框架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对于央行而言,替代外部ESG评级机构的一个策略是自己进行ESG评分,世界银行已经在研究自行开展ESG评分。可考虑在认可各国差异、保留灵活性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一套全球一致的ESG评级框架并定期更新,作为全球ESG评级的公共品。同时,可推动现有ESG评级机构加强协调,提高评级方法的可比性和透明性,为外汇储备等各类投资者开展ESG投资提供更好的参考。

发展境内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的挑战 | 政策与监管

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对于丰富中小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工具、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人民币风险管理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出发,研究目前我国境内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研究探索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由于人民币外汇期货的试点涉及资本账户开放等核心金融改革议题,而资本账户开放在国内颇有争议,所以近三年过后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仍未落地。202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其中明确指出要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由于可作为资本账户可兑换实施路径的重要抓手来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的改革试点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改革议题。

从发展历史看,早在1992年我国就推出过人民币外汇期货。当时由于市场汇率和官方汇率尚未并轨,外汇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此时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的条件不成熟,所以1995年就将刚刚设立约3年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关闭。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与20世纪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经济总量早已位居全球第二。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小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管理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

尽管目前市场上已有外汇期权等场外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但其参与门槛较高,广大中小企业不一定满足准入要求。相对于场外衍生品,场内交易的外汇期货市场参与门槛较低,对于中小企业更加公开透明,其可作为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可见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对于丰富中小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工具、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人民币风险管理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出发,研究目前我国境内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发展挑战_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进展_利用期货管理外汇风险

探索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的挑战

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对于将上海打造成人民币资产的风险管理中心、提升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人民币外汇期货落地速度较慢。现将其中原因简要分析如下:

第一,受外汇管理的实需原则约束。当前对于外汇实需原则的管理,主要源自“三元悖论”的约束。因为中国选择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较为稳定的汇率政策,付出的成本就是需要对在岸市场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真实性审核,而在外汇管理的操作层面就是实需原则。当然,我们可以对实需原则在操作上进行各种灵活处理,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否则会动摇我国外汇管理的根基,影响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若对境内在岸市场的外汇期货按实需原则进行管理,多空双方均需要真实的交易背景,那么交易双方很难实时匹配。市场的流动性难以得到保障,定价效率必然受到影响,体现在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上就是点差过大,交易成本过高。

第二,面临境外成熟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的竞争。由于人民币外汇期货在国际上已是非常成熟的业务,若上海希望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就难以避免与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成熟的业务模式展开竞争。香港和新加坡因其资金可自由跨境流动,其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拥有制度优势。在此背景下,只有当上海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流动性更好,定价效率更高、交易成本更低,国际投资者才愿意将交易地点放在上海。由于外汇期货的流动性和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规模密切相关,面对有先发优势的市场竞争者,上海不仅需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优越的交易软环境,还需要交易规模迅速上量建立起更有深度的市场,这对于境内在岸市场跨境资金流动面临真实性审核约束的上海来说具有挑战性。

第三,缺乏境内有深度的离岸金融市场。由于监管部门不希望看到境内人民币外汇期货与境外现有成熟市场之间存在显著价差,境内外市场之间需要实现资金自由流动,这意味着需要在境内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来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要想上海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在国际上拥有定价权,能对未来国际上人民币外汇期货的价格走势拥有主导权,需要其成交量达到一定规模,而这需要境内有深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作为支撑,但目前境内离岸金融市场的深度较浅。然而,培养境内有深度的离岸金融市场,需要在金融监管、法律和财税等方面给予一揽子政策支持,这是庞大的系统工程。

第四,发展离岸人民币外汇期货面临潜在风险。首先,若上海建立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同时其与国际上现有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是割裂的,那么市场上就存在两个人民币外汇期货的价格,此时难免别有用心的市场主体进行套利套汇,进而造成全体国民的福利损失。其次,由于期货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特别是人民币存在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时,期货市场会提前反映出来。若期货与现货之间的汇率存在显著差异,难免会有投机者为获利进行套利套汇,此时同样会造成全体国民福利的损失。最后,若将上海打造成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全球定价中心,那么其成交量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同时难免需要提高上海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总体存续规模,这难免会增加未来央行干预离岸人民币汇率的隐性成本,进而加大建设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的潜在风险……

外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把“十五五”外汇改革的蓝图摊在了桌面上——目标直指“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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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发布会现场,李斌介绍外汇改革相关规划

这四个词背后,是一组已经无法回避的数字:2025年跨境收支规模达到15.6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80%,来华投资存量接近8万亿美元。盘子大了,老办法管不住了。但“管不住”只是问题的一面,更深层的挑战藏在三个维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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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的核心难题,便利化与控制度怎么平衡

从监管端的视角看,这场改革面临的第一重挑战是制度切换的“时间差”。外汇局正在推动管理方式从“事前逐笔审单”转向“主体信用分类管理”——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5.3万户优质企业实现凭指令直接办理外汇业务,无需逐笔审单。

这确实释放了效率,但同时也把风险识别压力从“进门”挪到了“事中事后”。

外汇局给出的答案是一套“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两位一体框架。

宏观层面,用外汇存款准备金、外汇风险准备金、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价格和数量工具做逆周期调节;微观层面,2023年以来查处违法违规案件3400余件,关闭、封堵非法网络炒汇及跨境炒房、炒股、炒黄金等网站平台4600多家。

但问题在于,这套框架对监管能力的要求是质变级别的——过去管的是“这笔交易有没有问题”,现在要管的是“这个主体有没有问题”,而判断主体信用需要穿透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资金真实流向,这背后是跨部门数据打通和智能风控体系的硬仗。

金融科技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外汇局官方明确点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金融创新融合,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算法安全、数据安全和跨境监管协作的新挑战。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已经接入税务、保险、物流等多源数据,累计服务企业超16万家,助力融资超4500亿美元。

但技术铺得越广,数据孤岛和跨部门协同的缺口暴露得越充分——八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商业银行从“重结算”转向“强穿透”,恰恰说明现有的合规体系还没完成穿透式改造。

便利化政策落地,企业端为什么“接不住”

再把视角切换到企业和银行,另一组挑战浮现出来。外汇局的政策设计逻辑是“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但便利化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时,存在明显的“温差”。

最突出的堵点是汇率避险。2025年企业外汇套保率已提升至30%,创历史新高,但剩下的70%才是真正的难题。

中小微出口企业利润薄、对成本敏感,远期结汇天然存在价差亏损——以当前市场行情为例,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6.72附近时,三个月远期结汇价格仅在6.67至6.78区间,锁汇无法锁定当前价位,这让不少企业主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大型企业则面临另一重制约:管理层担心锁汇后若到期价格与市场价格有偏差,操作会被内部质疑,缺乏容错机制让避险行为难以常态化。

银行端的适配问题同样突出。外汇展业改革要求银行建立穿透式尽调、客户风险分级、智能监测模型等一整套新能力,33家主要跨境经办银行已参与改革,但全国性推开还在进行中。一旦银行合规体系改造不到位,“便利化”就可能变成违规资金的通道。

2026年1月,山东一家企业因非法结汇被罚952.81万元,暴露的正是资本项目资金被包装成采购款、服务费后随意支付的老问题。

QDII额度分配的案例更直观地反映了“政策放宽”与“实际获得感”之间的落差。2026年8月末,证券基金类QDII额度时隔5个月再扩容37.2亿美元,但万家基金旗下纳斯达克100指数产品放宽限购仅一天就重新收紧至100元申购上限,投资者申购的钱“原路退回”。

额度有限,热门品种供应紧缺,便利化政策在落地瞬间被打折扣。

开放与安全的深层矛盾,历史给出了什么警示

跳出国内视角,把这轮改革放到国际坐标系里,第三重挑战来自资本账户开放路径本身的结构性张力。

学界存在“角点解vs中间解”的长期争议。一部分观点认为,资本账户越开放,对汇率清洁浮动的要求就越高——如果汇率不灵活,会放大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波动,资本流出时储备向下刚性会带来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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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悖论不可能三角理论示意图

而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逆周期因子的使用虽然能抑制羊群效应,但也被批评削弱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基准地位和全球联动性。这种“中间状态”在开放加速期面临的考验会更大。

历史反例的警示意义不容回避。日本1980年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后,日元国际化长期停滞,贸易本币结算占比远低于美元和德国马克,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长期衰退,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最终未能实现货币国际化目标。

日本2022至2026年间的六轮汇率干预更是一个残酷样本——六轮干预中仅第二轮和第四轮效果较为持久(分别持续264个和510个交易日),其余各轮效果较弱,第一、三、五轮分别仅持续2个、39个和30个交易日后即回落到干预前水平,即便是日美联合干预也无法逆转美日利差支撑下的日元长期贬值趋势。

外汇改革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_外汇市场的特点_监管能力转型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结构性张力

印度2023年被外资视为新兴市场明星、获200亿美元净流入,2025年因监管政策缺乏连续性、税制频繁变动,当年外资净流出超170亿美元,卢比年度贬值3.7%。

最直接触及人民币国际化痛点的,是中俄贸易中的一幕。2026年,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占比已达99.1%,但俄罗斯在成品油进口中却选择用滞留的印度卢比结算,而非人民币——原因在于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俄方担心消耗人民币头寸冲击本国金融稳定。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未完全可兑换,境外持有者无法自由兑换,这直接制约了人民币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接受度。

把这些维度拼在一起,一个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不是某一项政策的设计问题,而是三组在时间上不同步、在逻辑上相互拉扯的矛盾。

监管能力转型跟不上开放速度,就会出现“放得活但管不好”;企业端的避险能力和合规意识跟不上便利化节奏,政策红利就会在最后一公里蒸发;汇率制度灵活性和资本账户开放深度不匹配,开放的每一步都踩在“三元悖论”的钢丝上。

外汇局用“政策供给-评估-改进”的三层评估闭环来应对这种动态博弈,但最终检验这套机制成色的,不是发布会的表态,而是下一轮外部冲击来临时,便利化的大门会不会被临时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