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近期讲话很频繁，而这又发生在“十九大”前夕。博览研究员注意到，这位“15年的央行行长”讲话内容触及到中国未来五年聚焦的经济问题——

谁来支撑经济增速7.0？

怎么看去杠杆？

产能过剩和城镇化问题？

这位年近七旬的央行行长，在IMF年会上讲了很多言简意赅、但又大胆直白“意味深长”的话，或许是想让历史留下一些“印记”……

虽然小川行长一直强调改革的“系统”、“整体”和“配套”，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论者。他认为改革不能等靠要外汇储备状况，不能等所有条件都成熟了才加以推进。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既包含某些只能在长时间内走向成熟的内容，又包含某些有可能快速演变的内容。

因此改革的时机把握十分关键，需要结合国内国际宏观运行形势，找到相对最佳的时点。他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外汇体制变革和本世纪初期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经历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而近期最为显著的贡献就是集中精力解决中国金融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抑制资金脱实向虚，让银行系统从泛资本业务中回撤，理顺银行货币政策体系框架，比如创造各种货币字母工具去杠杆。

但是，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金融工作除了继续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外，更多是转向发展资本市场。这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向依靠消费需求的历史必然，同时今年7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也有所指示。

近期，周小川行长频繁讲话，似乎在留下一些“历史印记”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周小川行长近期讲话很频繁，而其讲话正好是在十九大前夕——

从其讲话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和转型升级、去杠杆以及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和城镇化问题将是十九大之后的重要方面。这些方面将成为未来5年中国改革的重要抓力点。

改革者周小川

虽然一直强调改革的“系统”、“整体”和“配套”，但周小川又不是一个条件论者，他认为改革不能等靠要，不能等所有条件都成熟了才加以推进。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既包含某些只能在长时间内走向成熟的内容，又包含某些有可能快速演变的内容，因此改革的时机把握十分关键，需要结合国内国际宏观运行形势，找到相对最佳的时点。

他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外汇体制变革和本世纪初期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经历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周小川自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当时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在外贸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压力下需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周小川在体改委的履历和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他本人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这又为他日后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打下了基础，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当时实际上就由中国银行来管理。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二是成功度过了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在1998年初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讨会上，在论及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波及中国时，周小川反驳了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没有放开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危机的冲击，坚持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中1994年推行的外汇体制改革更是关键之举，实现了汇率并轨，形成了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恢复了市场信心，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为改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

周小川指出，“双重汇率的存在对稳定信心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如果1997年我们仍然实行双重汇率，外面一旦有风吹草动，调剂市场的价格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时，各方阻力相当之大，一方面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实行多年的双重汇率，由此也形成了相关套利集团；另一方面当时外汇紧缺，贸易项下有100多亿美元的赤字，不少人建议应该等外汇储备更充分一些时再推进改革。但就是在这样貌似条件不成熟的形势下，中国果断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1998年周小川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隔不久，又于2000年初调任证监会主席。虽然履职未久，美国《商业周刊》依然在2001年7月的“亚洲之星”评选中，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此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日益强大的要求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周小川曾反复强调，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而以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为内容的宏观面金融改革开放，应该以微观面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为前提。因此，改革的顺序是从完善市场主体和提高市场效率到逐步放开关键性的价格管制，否则将导致转型风险和转型预期目标无法充分实现的问题。这也是从上一轮价格改革的惨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没有市场主体的改造，贸然放开价格将导致市场秩序和市场运行的极度紊乱。

改革的紧迫性和目标都已明确，但怎么改和谁来为改革买单的巨大难题几乎令人望而却步。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而从彼时中国经济状况看，动用近万亿元资金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困局，近乎不可想象。

在当时外汇储备状况，近万亿元资金大致相当于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50％，相当于中国GDP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面对这样一笔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文数字，任何改革决策都既需要决心，更需要勇气，何况1998年实施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效果不彰，亦足以让人对类似注资计划倍感踯躅。一时间，如何拯救“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决策者面临着资源和路径的双重掣肘。

不过，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周小川等人创造性地提出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剥离呆坏账为前提、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以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为目标，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资源与路径实现双重突破，并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回头看去，如果没有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抓住时机果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对来势凶猛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难以设想中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推出十数万亿元大拯救计划通过拉动内需加以对冲，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汇率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标志的金融开放的一步步扩大，以及“一带一路”设想的提出和推进，更是无从谈起。

继往开来，中国需要更多“周小川式的金融改革家”！

前五年重心放在“抑制资金脱实向虚，让银行系统从泛资本业务中回撤，规范资本市场”，下个五年或将是如何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

在此前五年里，周小川带领的央行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即抑制资金脱实向虚，让银行系统从泛资本业务中回撤，理顺银行货币政策体系框架，比如创造各种货币字母工具去杠杆。

但是，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金融工作除了继续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外，更多是转向发展资本市场。

我们注意到，今年的金融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要发展资本市场的要求：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双创”支撑就业等的金融支持。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与此同时，7月份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可以看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能会隶属于央行管辖。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新时期，央行继续担任了新的职责“宏观上维稳同时或还将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