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格兰银行业指出，其实自己是在跟货币市场进行一场“冒险的博弈”：如果我们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守住（1英镑兑2.80德国马克的底线，那么市场）会认为我们不在乎德国马克对英镑的汇率跌到政府规定的干涉界限，很有可能会认为我们欢迎他们来测试我们维持这个界限的决心。如果真的开战，那么被抛售的英镑数量将有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有的外汇储备总额。

英格兰银行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危险情况出现，银行想在“公开”干预（有必要的话可能需要借外汇）之前，进行“不公开”干预，即买入英镑，以提振其汇率。政府的另一个重磅武器就是提高利率，梅杰和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将利率提高到10%。他们还授权英格兰银行买入数十亿英镑。在8月中下旬，英格兰银行进行了超过10亿英镑的不公开支持行动（成功地避开了市场参与者和媒体）。

8月26日，英格兰银行开始进行公开行动，买入了约10亿英镑，同时拉蒙特宣布英国不会让英镑贬值，也不会退出汇率机制。但是到9月14日那个星期，这些措施都没能阻挡英镑汇率下跌。在这个星期，金也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那个星期一上午，金去法兰克福访问了德意志联邦银行。他来到德意志联邦银行宏伟的总部时，天空正下着瓦格纳式暴风雨，还不时划过几道闪电。他在这里见到了德国央行资历最老的人物之一奥特马尔·伊辛（金最终和这个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在英镑不断贬值的背景下，金列出了英格兰银行认为1英镑对2.95德国马克的汇率——最核心和最初的目标——是合适的，以及为什么要保持德国马克和英镑的汇率关系：“我用了很多张彩色图表向奥特马尔解释我的观点。他仔细聆听，但是最后看着我说：‘金先生，答案不错，但遗憾的是问题不对。’”金承认失败。他后来反思说，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个“理论问题”，换言之，德国那时候的短期利率水平的适合程度与英国类似。金垂头丧气地返回伦敦，向行长和其他上级汇报工作。

不过，汇率机制问题还没有结束，更糟糕的问题还在后面。9月15日周二晚上，新闻报道了德国财经报纸《德国商报》之前对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采访：施莱辛格表示，即使德国调整降低利率水平，仍不排除会有一两种货币会在法国公投之前遭受压力的可能性。他在一次采访中透露，眼下的措施显然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据说，施莱辛格教授在采访中对汇率机制能不能维持下去提出了质疑。意大利里拉最近刚刚被迫贬值，声名狼藉。如果英镑步里拉的后尘，那么后果将会非常明显。由于担心次日开市英镑大跌，英格兰银行致电德意志联邦银行，要求其收回报道言论。德意志联邦银行仓促发表声明英国央行，表示：“新闻稿未经授权。（施莱辛格）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不是他的本意。”但是这无法平息市场风波。次日，也就是16日星期三上午——后来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三”——迎接英格兰银行的是铺天盖地的指责。

英格兰银行的某官员对一家英国报纸讲：“这一代英格兰银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一场雪崩向我们袭来。”就在这一天，英格兰银行进一步采取“强力”干预措施捍卫英镑。英格兰银行的净储备（8月初为266亿美元）减少了277.1亿美元，变成负153.4亿美元。政府方面做了最后努力，将利率从10%上调到12%，希望能够劝服投资者购买英镑。虽然利率还有可能进一步增长到15%的高值，但是仍然未能阻挡英镑进一步贬值。

经过一系列紧急会议后，诺曼·拉蒙特于当天晚7时宣布英国全面退出汇率机制（到9月底，英镑汇率跌破了1英镑对2.78德国马克的汇率机制最低值，至1英镑对2.50德国马克）。金在风暴中白去法兰克福走了一趟，他后来回忆说，“很多评论员都说那次访问是史上最不成功的外交使团出访”。除了自尊心受挫和政治声誉受损之外，这次汇率机制失败的经济代价也是巨大的。1992年8月和9月，英格兰银行在储备行动中损失了约8亿英镑，为挽救英镑而干预货币市场损失了24亿英镑的“机会成本”。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英格兰银行慌忙重建央行储备，并对出现的“货币结构严重失衡”进行了调整。英格兰银行勉强站稳了阵脚。对于金而言，英国推出汇率机制的时间给他很好地上了一课，让他了解到了央行工作的残酷现实，也让他认识到在英格兰银行的高墙之外，越来越国际化的市场上存在强大的群体本能。毫无疑问，他肯定铭记了英格兰银行在应对此次危机中采用的战略，特别是不公开干预行动，这种战略在2008年再次受到关注。这位英格兰银行的新首席经济学家也经历了一些较为平稳的时期。

金最早显现成效的计划之一就是英格兰银行每个季度发表的《通货膨胀报告》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这份报告始于1993年2月。这份报告出现得很及时：随着英国9月退出汇率机制，保守党内阁就开始在货币政策中制定公开的通胀目标，最初是1%～4%，后来又定为不超过2.5%。随着新的通胀目标机制的出现，英格兰银行的《通货膨胀报告》也制定了两个目标：首先，对英国的通货膨胀进行评估——用金的话来说，“关于通货膨胀，你想知道但又不敢问的一切方面”；第二，推动辩论，树立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问题上的权威声誉。

金称之为“对内阁决议具有影响意义的评论”英国央行，后来又用更谨慎的措辞说其是“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议的一种阐释”。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这份报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它似乎对政府起了监督作用。首次公开发表时，下午5点半刚出版就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书店，每本售价4英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报告现在售价只有3英镑）。也许是公众对于这种对通货膨胀标准细致分析的热情消退，所以不再排队购买这份报告。没过多久，《通货膨胀报告》开始上传到英格兰银行网站。

不管怎么说，这份报告还是给金——现在依然是这份期刊的编辑——和英格兰银行其他经济学家赢得了一定声誉。事实证明，这份期刊经久不衰，现在仍然在出版，就算公众已经不怎么看了，伦敦金融城的分析师还是会仔细研读。英格兰银行的工作占用了金大量的时间，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他却与肯尼迪纪念基金会保持着联系。肯尼迪纪念基金会负责管理肯尼迪奖学金。自1990年以来金就是该基金会的受托管理人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以没有时间负责基金会事务。

1995年6月22日，金成为约翰·F.肯尼迪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最早在1967年于卡里福德工会成立。按照信托基金会的话说，管理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承销证券”，虽然这家公司委托给了巴林银行，但是其拥有由受委托管理人组成的董事会。通常来说，英格兰银行不太赞成内部员工从事这类兼职工作。实际上，英格兰银行的员工手册上写着“通常不允许员工担任贸易公司的董事，因为这样会导致一系列经济、法律和声誉风险”。

严格来讲，约翰·F.肯尼迪公司在1994年，也就是金升任副行长前一年基本停止了各项活动，但是约翰·F.肯尼迪的董事会人员更迭很频繁。和金同在董事会的有西蒙·韦伯利。西蒙于3年前，也就是1992年6月成为该董事会董事。20世纪50年代，韦伯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读经济学，后来加入造纸和印刷企业里德国际公司。在里德的工作经历激发了他对商业道德的兴趣，这个兴趣持续了一生。1971年，他发起了英国首次商人职业和道德行为调查，调查结果以《关于英国商人行为某些方面的调查》为题发表。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从事商业道德领域的工作。他在城市商学院（现在叫卡斯商学院）担任了10年教职，现在担任位于伦敦的商业道德研究院研究主任。1995年10月，彼得·亨尼西也加入了董事会。他是金在剑桥大学的老朋友，是一名成功的记者、历史学家和学者，并于2010年获得尼普斯菲尔德男爵的贵族称号。亨尼西写了很多关于白厅和政府黑暗面的文章。金的讲话中经常出现对亨尼西著作的赞美之词。

结语

不幸的是，约翰·F.肯尼迪公司的主要文件——简式会计报和公司1997年解体的记录——并没有提到这三个人的活动，也没有证据表明这家公司是不是成功地代表了肯尼迪纪念基金会。这家企业的其他人员只有公司秘书安娜·马森。当她不为约翰·F.肯尼迪投资公司董事会议做记录的时候，马森夫人——埃塞克斯莫尔登诸圣教会牧师的妻子，记录显示她是教堂道诸圣教区的居民。这是金对商业世界的短暂涉足，他显然不想继续在商界发展。不过，他一直和肯尼迪纪念基金会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