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了5年1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决定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升幅1.36个百分点，于2022年8月1日正式生效。此次审查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提升，表明人民币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那么，此次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哪些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工作，要实现持续稳慎推进，中国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又该如何应对？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金融时报》记者：SDR货币篮子权重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管涛：SDR货币篮子的定值规则主要包括出口标准和金融标准（即可自由使用标准）两个维度。最新的SDR权重确定方法于2015年出台。与上版2010年不同之处是，新方法同时降低了商品和服务出口份额、外汇储备份额的权重，分别由原来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调低至二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增加了外汇交易份额、国际借贷占比，即银行负债（IBL）和国际债务证券（IDS）两个补充性金融变量，权重各为六分之一。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IMF于2021年5月推迟了本该公布的SDR份额决议至2022年5月，转而全力推动SDR增发和分配来支持全球经济复苏。新的审议周期恰好包含了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份额创新高。

根据前述定制规则，对2017年至2021年的相关数据大致匡算后得出，人民币SDR份额提升分别来自商品和服务出口占比0.88个百分点、外汇储备占比0.27个百分点、外汇交易量占比0.17个百分点和国际借贷占比0.03个百分点，合计1.36个百分点。由此可知，此次人民币权重的提升，近三分之二来自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份额的上升，这主要反映了中国疫情防控有效、率先复工复产的出口红利，展现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三分之一来自金融交易指标的改善，反映了过去5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取得的积极进展。

《金融时报》记者：过去5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取得了哪些进展？

管涛：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投资者保护不断健全。与此同时，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逐渐扩容并逐步取消额度管理、简化汇兑手续，“股票通”和“债券通”业务持续推进并简化额度管理，推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境外机构进入境内外汇市场等措施。近年来，人民币股票和债券陆续纳入全球主要指数，进一步吸引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

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存款、贷款等金融资产合计10.8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0万亿美元），较2016年底增长2.57倍。据IMF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余额3361亿美元，占比2.79%，较2016年底首次披露时增长2.70倍，提高了1.71个百分点。

人民币SDR货币篮子权重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和接受程度，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今年5月15日，人民银行发表声明表示，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序，丰富可投资资产种类，完善数据披露，延长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时间，不断提升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性。5月27日，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公告，拟采取简化程序、扩大可投资范围等措施，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管涛：下轮SDR定值审核拟于2027年7月底之前完成。SDR定值规则为我们分析展望人民币份额提升的可持续性和潜在机遇及挑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首先，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更多体现的是全产业链优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快速复工复产，稳外贸和保市场主体并举，较好填补了全球经济暂停后的空白，出口数据屡超预期。虽然不少人担忧海外复工复产会引发订单逐渐外流，但是两年多时间也为中国企业增加了与客户之间的黏性。虽然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可能会对我国出口成本优势形成挑战，但是非经济因素的供应链重塑才是最大的挑战。

其次，金融交易份额提升的机遇更大，难度也更大。具体来看，外汇储备方面，俄乌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的担忧。对于部分国家来说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储备资产分散化、币种多元化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视配置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的吸引力主要依赖我国的综合实力增长，能够为持有国提供资产安全的保障。

第三，外汇交易方面，货币的使用规模效应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美元、欧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比和外汇储备份额占比均远高于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市场对美元、欧元的路径依赖，让人民币短期内快速扩张市场份额的可能性较小。现阶段我国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与成熟市场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流动性。

第四，国际借贷方面，可拓展的空间最多。结构上，我国离岸中资美元债和海外上市公司是人民币国际借贷的潜在主力军，反映出国际借贷业务的显著市场化特征。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房地产改革和部分领域制度完善，前期因缺乏有效沟通使境外投资者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导致国际借贷业务陷入“阵痛期”。不过，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开放，查漏补缺后，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持续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您有哪些建议？

管涛：从人民币SDR份额提升可以看出，其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中国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等利好的积累。不过，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新增的非经济因素也为未来人民币SDR份额提升增加了不确定性。为此，一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经济稳则金融稳，经济强则货币强。要着力做强国内经济，做好金融体系，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也要到位；要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参与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使我国外贸增长保持稳定，质量得到提升；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实施好财政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内外币值稳定，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慎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要逐步与国际规则、监管惯例接轨，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市场预期。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要完善宏观微观审慎管理，加强国际收支统计监测，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

三是继续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加快境内外汇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灵活的汇率政策。要扩大市场主体、增加交易品种、放宽交易限制，加快建设有深度、有广度、有流动性的在岸外汇市场，更好适应汇率弹性增加的需要。此外，在不断改进市场透明度和政策公信力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预期，防范化解汇率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超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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