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2日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成保平 摄

3月12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主题为“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的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接受了媒体采访。

复杂环境下货币政策运用要充分考虑不确定性

在谈到当前稳健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时，周小川表示，从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来讲，各国的货币政策通常都是针对国内情况的。但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复苏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在最近这5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的力度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负作用，就是说物价指数会有所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们决定采用稳健货币政策，这是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复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连的。

在谈到今年稳健货币政策可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不确定性时，周小川说，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经济复苏的进程问题，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有关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需要密切观察和分析。此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这些问题，货币政策都要给予密切关注。另外尽管国际影响在最近占比较主要的因素，但同样也不能忽略我们自身内部经济的一些因素和矛盾。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规模很大、人口很多的国家，内部因素也是非常主要的因素。

在回答货币政策工具使用问题时，周小川说，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举例看，在某一段时间里，如果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中央银行买入外汇比较多，为此吐出的流动性就比较多，此时就需要加大对冲力度，也就是说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反之就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关联比较重要。此外，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从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曾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表明价格型工具也经常使用。但价格型工具的使用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约束，进行利弊分析，其中特别要关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如何看待银行利润及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这两个社会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时，周小川表示，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同时要注意的是，银行业利润增长可能有多种因素推动，其中之一是这个行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周期性。此外，银行高利润是不是完全由利差的原因导致，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放宽、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于存款人的保护等各个方面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写入了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里，这项工作是要向前推进的，其推进对各方面的改革有好处，对将来的竞争格局也会有好处。

利率市场化正在有序向前推进

在谈到广受关注的利率市场化问题时，胡晓炼表示，人民银行一直十分重视利率工具在宏观经济调节中的价格杠杆作用。过去十几年中，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有序地向前推进。我们从1998年开始的十多年来，不断增加货币市场同业拆放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企业融资利率的灵活性，到目前为止，货币市场的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融资利率已经全部市场化。贷款现在只管下限，上限可以随着市场的供求情况自主浮动，存款现在也只管一个上限。所以，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正在有序推进。

胡晓炼介绍，在今后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一定会继续向前。但是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也要考虑一些条件，只有在其中的主要条件，比如说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自我约束、财务的硬约束能力都满足后，才能在利率市场化之后保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还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性安排，要考虑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胡晓炼表示，在时机的把握上，我们既要看到国内市场的需要，也要看到当前国际形势对利率市场化推进速度的外部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影响资本的跨境流动，而资本的跨境流动反过来又会对货币政策以及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带来很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要想办法使所有的力量最后都拧成一个方向，如果方向相互冲突，利率市场化的作用可能就会打较大的折扣。当然，这并不是说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以后才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推进的力度和条件的成熟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往前走。

胡晓炼强调，在目前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我们的规划是对于批发性业务的利率市场化会推进得更快一些，可能会通过增加新的金融产品来使得利率更具灵活性。金融机构在对客户的服务过程中，也创新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对利率市场化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说利率市场化还是在不断地有序地向前推进。

全面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

在回答针对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信贷政策会进行哪些微调问题时，刘士余表示，去年以来，国务院确定的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方针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这项政策的执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去年房地产的贷款增速比整个银行贷款的增速大概低3个百分点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已经持续20个月在下降，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的增速相对于其他贷款也在下降。这既是房地产调控走向的一个好的表现，同时我们也要研究下一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刘士余指出，最近，主要金融机构进行了研究，对今年房地产金融业务有这样几个共识：第一，全面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但是，在信贷实行总量管理的前提下，各家银行对个人居民首套自住普通商品住宅的贷款必须予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宅，银行要给予贷款。我们鼓励各家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基准利率和首套普通商品住宅贷款优惠利率的下限之间，根据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权衡定价。第二，信贷资金要支持普通商品住宅的建设或开发，特别是对资质良好、市场有信誉的开发企业开发的普通商品住宅要给予大力支持。第三，要积极地按照市场化、财务可持续的原则，支持政府主导的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建设。第四，要切实防范风险。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少数开发商搞的一成首付等，商业银行不能参与，要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同时，还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创新。

另外，当记者问及金融消费者权益问题时，刘士余强调说，银行在客户信息保密、隐私保密方面，确实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这已经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范畴。监管当局包括央行在内，将高度重视这件事情，切实加强各家银行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客户信息系统，保护客户隐私的工作要落到实处，特别是在下一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外汇储备投资坚持多元化的配置

在回答贸易数据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有怎样的影响问题时，易纲表示，中国近年来在减顺差、促平衡、扩内需、调结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今年1月和2月，中国的贸易是逆差。这个逆差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达到了接近均衡的水平而言，至少是一个很正面的迹象。

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来看，特别是从市场的预期来看，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持续的对人民币汇率的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这种双向波动持续时间较长，范围浮动也比较灵活。这一新的现象在今年的头两个月一直还在持续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无论从国际收支平衡看，还是从市场的预期看，现在的条件是日臻成熟的。当然中国外汇储备的商品资产配置研究，至于说什么是市场的均衡汇率，那要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

在回答欧债危机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有什么样的影响时，易纲表示，我们支持欧盟、欧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解决欧债危机的一系列政策，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就投资而言，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一直坚持多元化的货币和资产配置。自欧债危机以来，配置原则没有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的商品资产配置研究，继续坚持多元化的配置，继续投资于欧元区的市场。

从一个投资组合来看，即使在欧元区的组合和欧洲的组合，我们都做到了保值增值。所谓保值，就是组合的收益要跑赢当地货币的通货膨胀率，比如CPI；所谓增值，在超过当地CPI以上，还会有一些收益。不管是在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这一多元化的配置和组合的投资理念，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易纲说，我们对欧洲抱有信心，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一个长期的、负责的投资者，我们相信欧洲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资源，同时加上国际社会的帮助，最终能够克服欧债危机。外汇储备的经营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在坚持这样的原则下，我们会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