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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研究】东南亚汇率安排与外汇管理制度—2023年Q2“一带一路”概况追踪

除东帝汶以外，东南亚经济体均拥有独立的法定货币，并形成了适应各自国情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理制度。

汇率安排方面，东南亚经济体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选择了不同的汇率安排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汇率安排主要集中在类爬行盯住制度，货币政策大多以控制通胀为目标。整体看来，东南亚经济体的汇率安排自由度、货币政策独立性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强正相关性。

外汇管理制度方面，除缅甸外的东南亚经济体均已实现了经常项下的自由可兑换。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弱的经济体资本项下限制更少，所有东南亚经济体均对境内房地产交易、银行等信贷机构有限制。尽管东南亚经济体对外汇市场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是离岸外汇交易日益活跃，成为菲律宾比索、印尼盾、泰铢等货币交易规模增长的主要牵引力。

我们还在附录中梳理了印尼、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汇率及外汇政策信息。

一、东南亚经济体汇率安排

根据汇率安排自由度从低到高，IMF将汇率安排划分为三大类：一是硬钉住汇率制，包括无独立法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局制度；二是软盯住汇率制，包括传统盯住安排、稳定安排、爬行盯住安排、类爬行盯住安排、水平区间内盯住安排；三是浮动汇率制，包括浮动汇率、自由浮动汇率；不属于上述三类的则划入其他汇率安排。

根据货币政策独立性从低到高，IMF将货币政策划分为三大类：一是汇率锚，包括以美元、欧元、其他货币或组合汇率为目标等；二是货币总量目标机制，包括以M1、M2规模为目标等；三是中长期通胀目标机制；不属于上述三类的则划入其他货币政策。

东南亚经济体所宣称的官方汇率安排主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IMF认定的汇率安排的自由度整体低于它们的官方汇率安排，且更多集中在类爬行盯住安排。刨除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特殊小型开放经济体，东南亚经济体的汇率安排自由度、货币政策独立性均与其经济水平呈现较强正相关性。在本轮美国鹰派加息潮引起的全球汇率波动中，汇率安排自由度更高、货币政策更加独立的经济体货币整体贬值幅度也相对更大。

外贸影响方面，作为全球重要制造业动力源之一，东南亚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其汇率表现造成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越高的经济体，其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幅度相对更大；对美贸易依存度越高的经济体，其相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幅度也更大。

汇率年化波动率方面，实行类爬行盯住的人民币、菲律宾比索、越南盾、老挝基普的波动区间在过去十年间有小幅扩大的趋势，但整体仍窄于实行浮动汇率的印尼盾、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波动区间。

汇率相关性方面，东南亚货币间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泰铢和柬埔寨瑞尔在过去十年间与其他东南亚货币的相关性较低，相关性系数均保持在0.5以下。菲律宾比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与除泰铢和柬埔寨瑞尔以外的东南亚货币相关性较高。

二、东南亚经济体外汇管理制度

经常项目管理方面，IMF通过第8条款和第14条款来进行分类约束。IMF的第8条款（Ⅷ条款）适用于符合经常项下货币自由兑换的成员经济体，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未经IMF批准，成员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支付和转账施加限制条款。二是成员不得采用歧视性的差别汇率或多重汇率制。三是保证境外本币的可兑换性，即在其他成员要求兑换通过经常性往来获得并积存的本币时，成员应该使用特别提款权（SDR）或对方货币换回本币。IMF的第14条款（XIV条款）是过渡性条款，适用于经常项下自由兑换条件尚不成熟而不能适用第8条款的成员经济体，其核心内容包括：允许成员对其国际收支项目实行外汇管制，但应承诺积极发展自由兑换安排，并尽快取消相关外汇管制措施。

除缅甸外的东南亚经济体均已实现了经常项下的自由可兑换。在货物进出口等经常往来中，缅币与所需货币的兑换仍须在规定时间内存入授权的外汇做市银行，并在授权的外汇做市银行按事前审批的额度进行换汇。

资本项目管理方面，IMF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基金业务、衍生品市场及工具、商业信贷、金融信贷、跨境担保、直接投资、直接投资退出、房地产交易、个人外汇业务等11个维度进行衡量评价。对资本项目的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禁令、事先审批、授权和通知、双重或多重汇率安排、歧视性税制、准备金要求或处罚性利率、非居民在境内和居民在境外持有资产的限制等。条例的适用范围包括收付款以及非居民和居民发起的跨境活动。

从国别来看，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新加坡、柬埔寨、文莱、东帝汶等为实现汇率相对稳定而很大程度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经济体，其资本项下的限制显著少于其他东南亚经济体，且以直接使用美元代作本币的东帝汶限制措施最少。

从限制维度来看，所有东南亚经济体（包括东帝汶）均对“房地产交易”与“银行等信贷机构”实行限制；而对“直接投资退出”实行限制的经济体则最少，仅有缅甸，IMF认为中国内地对“直接投资退出”亦存在限制。

金融机构管理方面，IMF主要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考察对商业银行等信贷类机构和企业投资者的管理。对商业银行等信贷机构的限制主要包括借用外债、境外放款、投资法规等。对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基金、投资券商、咨询等）的限制主要包括居民与非居民异质性服务、强制性担保储备、边际偿付能力等。金融机构作为外汇管理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在东南亚各个经济体的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仅东帝汶暂不存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任何限制措施。

东南亚货币的交易规模在双边本币互换、本币结算等协定的推助下得到有效提升。泰铢、印尼盾、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等逐渐成为继新加坡元后的区域内活跃货币。虽然东南亚经济体对外汇有不同程度的管理限制，但随区域内外的经常和资本项目往来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离岸市场，且离岸交易的活跃度快速提升，成为菲律宾比索、印尼盾、泰铢等东南亚货币交易规模扩张的重要牵引力。

三、“一带一路”经贸和投融资现状

2023年第二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贸易往来保持较高活力。截至2023年5月底，“一带一路”贸易额指数上行至202，较2023年3月底上涨13%；海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进一步回落至114，较2023年3月底下跌8%。区域方面，2023年第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贸易额指数保持稳健，受5月在西安举办的中国—中亚六国元首峰会推助，中亚地区贸易额指数大幅提高，超过蒙俄地区跃升至最活跃板块。

投资合作方面，2023年1－5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折合92亿美元，同比增长11.8%），占同期总额的17.7%，较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塞尔维亚、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经济体。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23年1－5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43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5%（折合353亿美元，同比下降7%），占同期总额的49.3%；完成营业额20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折合297亿美元，同比增长4%），占同期总额的55%。

附录：东南亚货币汇率及外汇政策基础信息梳理

1. 印度尼西亚

2. 泰国

3. 新加坡

4. 越南

5. 马来西亚

6. 菲律宾

附录：“一带一路”政策进展梳理

由于中国一带一路网自2023年3月起暂停对“一带一路”中企海外项目签约/中标、在建/开工情况的更新，本系列报告附录自本季度起暂停对相关项目的梳理。

注：

IMF, Revised System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 2009/09/01

2023/06/20

,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6/12/31/Revised-System-for-the-Classification-of-Exchange-Rate-Arrangements-23311.

IMF,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 2021, , 2022/07/07

2023/06/20

,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Annual-Report-on-Exchange-Arrangements-and-Exchange-Restrictions/Issues/2022/07/19/Annual-Report-on-Exchange-Arrangements-and-Exchange-Restrictions-2021-465689.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1944/07/22

2023/06/28

,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aa/index.ht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s: Thailand, , 2022/12/31

2023/07/05

,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2-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thailand/.

新加坡汇率分析框架请详见《兴业研究汇率报告：新加坡元汇率分析框架20230207》。

MAS, Notice 1015 Minimum Liquid Assets and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 2022/06/24

2023/07/05

, https://www.mas.gov.sg/regulation/notices/notice-1015.

Griffith University, A MARKET MICROSTRUCTURE APPROACH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VIETNAM, , 2009/12/16

2023/07/4

, https://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1460604_code886171.pdf?abstractid=1460604.

SBV, State Bank of Viet Nam expands exchange rate trading band, , 2022/10/17

2023/07/05

, https://en.baochinhphu.vn/state-bank-of-viet-nam-expands-exchange-rate-trading-band-111221019090443862.htm

BNM, Monetary Policy Statement, , 2023/07/06

2023/7/06

, https://www.bnm.gov.my/-/monetary-policy-statement-06072023.

特别提示

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

人民币80年汇率变迁！从2.46到8.7再到7块，如何影响我们的钱包？

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变化，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脉络之一，更是中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全面开放、从计划体制迈向市场化体系的直观缩影。

从建国后长期固定的汇率数值，到改革开放双轨制的探索调试，再到市场化改革后的双向波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完成了从2.46、8.7再到7元区间震荡的巨大跨度调整。

看似简单的数字涨跌，背后串联着国内经济体制变革、国际贸易格局迭代、全球金融环境更迭，同时深刻影响着进口物价、企业经营、跨境消费以及千家万户的日常收支，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上世纪中后期，我国市场经济尚未成型，外汇资源由国家统筹管控，人民币汇率并非市场交易形成，而是依托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统一制定。

1955年至197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稳定在1:2.4618的固定水平。这一阶段，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极小，对外经济交流有限，外汇资金主要服务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基础经济布局，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接触外汇、跨境消费的渠道。

因此，彼时的汇率长期稳定，对居民日常生活、国内消费市场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仅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规划。

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彻底打破了封闭的经济格局，国内外贸易、投资、技术交流日益频繁，传统固定汇率制度已无法适配市场化发展需求。

1978年至1993年，我国开启汇率双轨制探索，形成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行的格局。官方汇率适配国家层面的基础经济往来，而企业进出口、市场化外汇交易，则依托市场调剂汇率开展。这种过渡性制度适配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节奏，助力外贸产业初步起步。

但随着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双轨制的弊端逐步凸显，两种汇率价差持续拉大，造成市场交易混乱、资源配置失衡。

1993年底，官方汇率约为5.8元兑换1美元，而市场调剂汇率一度飙升至8.7元以上。巨大的汇率差距，源于当时国内投资扩张、外贸需求激增、外汇储备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彼时我国外汇储备体量较小，国际收支承压，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汇率统一成为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4年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节点，我国正式取消汇率双轨制，实现官方与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统一调整至8.7左右，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此次改革重塑了我国外贸发展格局，人民币适度贬值大幅提升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助力国内制造业打开国际市场，出口企业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进口设备、能源、原材料成本同步上涨，对进口依赖型企业形成短期压力。伴随着国内制造业快速崛起、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外汇储备稳步攀升，人民币汇率逐步企稳，在8元区间长期稳定运行，为后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5年7月，我国启动新一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彻底告别单一盯住美元的模式，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动态调节，人民币正式进入长期升值通道。

2005年至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8元区间稳步升至6元区间。这一轮升值红利广泛惠及民生与产业发展，进口商品、海外原材料、高端设备采购成本持续下降，有效降低了制造业升级成本。

同时，跨境留学、旅游、海外购物等消费成本大幅降低，普通民众切实享受到汇率改革的红利，跨境消费逐渐走入大众生活。

但人民币升值也带来了结构性挑战，对于依靠低价竞争、利润空间薄弱的传统出口企业，汇率升值直接压缩盈利空间，倒逼行业加速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摆脱价格依赖，推动我国外贸产业从“量增”向“质升”转型。

2015年“811汇改”成为汇率市场化的又一里程碑，此次改革进一步放开汇率浮动空间，强化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彻底终结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走势，开启双向波动的常态化格局。

自此，人民币汇率不再呈现单边趋势，而是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市场资金流动灵活调整，市场化特征愈发鲜明。

进入近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围绕7元区间双向波动，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愈发多元复杂。美元货币政策调整、全球经济复苏节奏、国际贸易关系、跨境资本流动、地缘金融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主导汇率波动。

而汇率的涨跌从来没有绝对的优劣，始终是利弊共生、利弊均衡的动态过程。

人民币升值，利好进口消费、跨境出行和企业进口采购，但会削弱出口竞争力；人民币贬值，能够提振外贸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但会推高进口成本、加剧输入性通胀压力。

这种双向影响，本质是汇率对国内不同产业、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调节，也是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市场的真实体现。

纵观数十年变迁，人民币汇率从固定管控到双轨探索，再到市场化双向波动，数字的更迭完整记录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从封闭孤立、依赖国家统筹的经济模式，到全面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市场化经济体，汇率制度的每一次改革，都精准适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于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大局。

立足当下，人民币汇率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贸易结算工具，而是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经济变量。未来，全球经济波动、美元周期走势、国际资本流动仍会带来短期汇率震荡，但汇率长期走势始终依托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稳定性和金融市场成熟度。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汇率常态化波动意味着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对冲机制，通过金融工具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主动适配市场化汇率节奏。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无需过度关注短期汇率涨跌，只需理性看待其对进口消费、跨境出行的间接影响。

回望人民币汇率数十年变迁，2.46、8.7、7元区间这些标志性数字，承载的不仅是货币价格的变化，更是中国经济体制迭代、对外开放深化、产业实力崛起的时代印记。

汇率的市场化变革，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持续成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健双向波动，持续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对外投资驶入发展“快车道”

内容提要

中国对外投资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也为全球投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联合国和其他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5万亿美元，虽然受到俄乌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疫情后复苏缓慢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投资相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绿地投资的占比仍高达63%，表明全球企业对新市场的开发仍具有较强的动力。截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中国国际投资报告（2024）：东南亚篇》（以下简称《中国国际投资报告》）着眼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现状与趋势，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背景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全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情况、东南亚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区域特性以及重点国家的投资现状与展望，结合翔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总结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优势、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资金链的重要路径，也是加强经济存在、加深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联系的关键载体。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外投资主要是带有国际援助性质的经济交流。改革开放伊始，开展对外投资仍主要是政府行为，规模小、发展慢，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1982年至2001年，中国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347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仅17.3亿美元。进入2000年，中国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投资在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阶段，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2013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中国开始探索深层次改革与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模式，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资本、技术、产品、服务和文化“走出去”。此后10多年来，对外投资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近两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波动较大，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逆势增长，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增长动力，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抹亮色。换言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自然延伸，也是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中国对外投资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也为全球投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联合国和其他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5万亿美元，虽然受到俄乌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疫情后复苏缓慢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投资相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绿地投资的占比仍高达63%，表明全球企业对新市场的开发仍具有较强的动力。截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并已连续11年列全球前三，连续7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高达2.75万亿美元，连续6年位列全球前三。来自中国境内的投资者共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7万家。近60%分布在亚洲，北美洲占13%，欧洲占10.2%，拉丁美洲占7.9%，非洲占7.1%，大洋洲占2.6%，其中，中国投资者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1.6万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开放政策的深化，中国对外投资经历了萌芽、尝试探索、调整探索、稳步发展到深入发展的5个发展阶段，逐渐成为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尤其是在亚洲地区，东南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目标区域。东南亚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投资规模和深度不断提升。《中国国际投资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发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11国的直接投资存量逐年增加，在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2022年底达到8.45%；在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亦逐年增加，且始终高于61%。东南亚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及区位优势，日益成为吸引中国企业的重要区域。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泰国和新加坡是中国投资的重点国家，这些国家的不同产业特点和投资环境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合作机会。

《中国国际投资报告》首先对全球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与现状进行了分析。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跨国公司和投资者的信心明显受挫，从而导致2022年的全球OFDI流量下降，但长期来看，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已经深度绑定，金融危机、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以及全球性挑战如疫情等因素引发的投资下降只会造成短期波动。结合过去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显示出的在波折中前行的格局，未来其发展轨迹预计将继续呈现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断调整并保持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和数字化转型也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增长点。而中国的对外投资在经历了萌芽阶段（1949—1978年）、尝试探索阶段（1979—1991年）、调整探索阶段（1992—1999年）、稳步发展阶段（2000—2012年）、深入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投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对外投资大国。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金融四大领域。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多数流向了亚洲地区，在历年对外投资流量中占比始终超过60%。特别地，即使面临重叠的全球危机，2022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实现了正增长，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重要区位。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与深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将实现显著提升。

对越南、泰国、新加坡的投资情况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越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战略的对接，也将中越之间的经贸合作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对越南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宽，越南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际投资报告》全面梳理了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现状。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越南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其投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起步期（1991—2005年）、稳步发展期（2006—2012年）、高速发展期（2013—2019年）、疫情冲击期（2020—2022年）4个阶段，投资行业涵盖制造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投资区位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红河三角洲、东南沿海地区及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越南作为低成本制造业的理想目的地，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开放的政策和靠近中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投资，且投资从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高附加值制造业过渡。《中国国际投资报告》基于企业的微观经营绩效数据，总结出在越中资企业呈现出企业规模持续提升，但相对规模依然较小；盈利规模波动上升，盈利能力有待增强；偿债能力相对较强，债务风险较低；企业运营能力较强，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成长性波动较大，近期增长稍显乏力的五个特征。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越南设立了多个工业园区，其中越南龙江工业园尤为典型，该园区不仅是中国企业的生产基地，也是中越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工业园区的模式，中国企业正逐步实现产业链的集聚效应。《中国国际投资报告》也同样指出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风险与挑战，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较低，投资成本较高，且越南投资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相较于日韩企业的大规模投资，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规模较小且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缺乏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端项目。此外，越南吸引外资的政策日趋复杂，同时受原产地规则限制加剧的影响，中国企业未来扩大在越投资面临的挑战将有所提升。

泰国作为东盟第二大经济体，地处东盟的中心位置，与老挝、缅甸、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接壤，是重要的区域交通运输枢纽。伴随着中泰关系的稳步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同“泰国4.0”战略、“东部经济走廊”建设等发展战略对接正不断深化。截至2023年，中国是泰国的第一大外国投资来源地。《中国国际投资报告》就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进行了分析。中泰两国之间的投资合作起步较晚，前期发展缓慢，但后期发展迅速，自2018年后中国已然成为泰国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之一。目前中国对泰国投资项目累计数量最多的行业以制造业为主，企业规模多为小型企业。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泰国的经营绩效分析，中国在泰经营企业总营收合计值逐年增长，年均总营收超过1.7亿泰铢，发展态势良好。但盈利能力有所欠缺，营业净利率非负的企业不到半数，但从2018年后，净利率非负的企业数量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企业在泰国的投资具有高度的战略性。《中国国际投资报告》指出，泰国是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进行产业转移和资源整合的重要目的地。近年来，泰国通过推进“泰国4.0”战略，着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企业在数字化、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环境。中泰铁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合作项目，不仅加强了两国的经济联系，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在交通和物流领域的新机遇。此外，泰国的开放政策和稳定的投资环境，使其在区域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吸引了更多中国企业进入。然而，中国企业在泰国的投资也面临一定的竞争压力，包括与其他外资的技术比拼和对当地市场的适应能力等问题。

新加坡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是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合作地区。2019年10月，《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生效，进一步促进了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对新加坡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经营绩效分析，中国在新加坡经营企业整体规模均呈现出整体扩张的趋势，盈利能力可观，企业在投资回报方面表现良好，平均营业收入有小范围的波动，但营业利润率有很大提升，并在短期偿债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中国国际投资报告》进一步按照产业类别分析，整体而言，在新从事第二产业生产的企业附加值相对较低，中国企业对新加坡第二产业的投资结构尚有优化的余地；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多集中于传统行业，新兴行业涉猎较少。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新加坡第三产业，特别是对新兴产业的对外投资，以便优化资源的全球配置，提高对外贸易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中国企业可以获取和引进这些先进技术和知识，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面对新兴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需要不断优化成本结构、提高资产周转率、合理管理资本结构和寻求差异化竞争来适应技术和市场变化，应对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和服务业中心，是中国企业拓展区域市场的重要桥头堡。《中国国际投资报告》分析认为，新加坡不仅是中国企业资本配置的枢纽，也是高端服务贸易和技术投资的重要目标。在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在新加坡投资高科技领域和金融服务业，逐渐扩大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以其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稳健的投资环境。此外，新加坡作为区域供应链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节点，中国企业在新投资也将提升双方区域经济影响力，促进双方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然而，《中国国际投资报告》也指出，由于新加坡市场相对饱和，进入这一市场的中国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创新能力和商业模式的升级，同时关注外部政治力量与贸易冲突可能带来的挑战。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拓展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中国国际投资报告》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具有以下优势：第一，政策支持与战略引导，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国内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得以以更高效的方式布局全球；第二，劳动力与市场结合，东南亚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为中国企业的投资提供了肥沃土壤；第三，产业转移驱动，随着中国国内成本上升，企业通过外迁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链延伸。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一系列挑战：第一，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政治风险以及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展构成了障碍；第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受限于经验不足和管理模式不完善，在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存在一定困难；第三，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多集中于中低端制造业，缺乏高端技术产业和创新领域的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带来的附加值和长远效益，投资的整体竞争力和战略影响力尚待提升。

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呈现多个关键变化

展望未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将展现出一系列显著的趋势，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布局，也体现了东南亚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获得更大的推动。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将呈现出以下几个关键变化。

第一，产业结构将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更加高附加值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型，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绿色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资将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将通过对东南亚的投资输出，推动当地经济的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内经济的转型升级。例如，中国的电动汽车、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的企业将在东南亚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带动本地产业链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东南亚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将从中国的技术输出、产业经验以及资金支持中受益，推动自身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将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带来更多机会。中国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在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的投资，将大幅提升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能力。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将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双方在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此外，数字经济和绿色投资将成为未来中国对东南亚投资的主要增长点。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下，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优势将进一步显现。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将重点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例如，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将为东南亚各国的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第三，绿色投资将成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清洁能源、绿色制造、碳中和等领域的投资。随着全球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绿色投资将不仅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低碳转型，也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将发挥在绿色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优势，推动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将带动区域内多个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加强能源、科技、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优化。

《中国国际投资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帮助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建议中国企业要加强对东道国法律、政策及文化环境的研究，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市场需求、文化差异等方面的信息，避免在投资过程中遇到不必要的风险。了解当地的商业习惯、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助于中国企业制定更为精准的市场进入战略，提升与当地政府及企业的合作效率。此外，加强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也是《中国国际投资报告》的重点之一。在面对东南亚地区多变的市场环境、不同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可能存在的政治经济风险时，中国企业应当建立更加健全的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通过加强对外投资的法律合规性审查、完善的资金风险控制、外汇管理等手段，确保投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提高企业本地化管理能力，也是《中国国际投资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建议。东南亚地区文化差异较大，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往往面临着文化适应和管理风格差异的问题。因此，提升企业本地化管理能力，尤其是要注重本地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层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实现长远发展。在产业布局方面，《中国国际投资报告》建议中国企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尤其是在创新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投入。中国企业可以根据东南亚国家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产业基础，合理配置投资资源，推动产业链的延伸与深化。例如，可以加大对创新产业的投资，如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以提升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力，并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国际投资报告》提出的一个关键策略。通过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中国企业可以借助东南亚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平台，进一步提升在区域内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利用工业园区模式，打造产业集群效应，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区域协同效应。工业园区不仅能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还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资源共享、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应。因此，推动工业园区建设将成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综上所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将持续呈现出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将承担重要的责任和角色。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强本地化管理、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将在东南亚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新时代，实施高水平对外投资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这为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指明了方向。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国对外投资事业，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繁荣贡献更大力量。《中国国际投资报告》认为，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价值和加强区域合作，中国企业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然而，中国企业在未来的投资过程中需要注重质量提升和风险管理，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国际投资报告》以数据为基础，结合量化分析，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提供了参考。